五十年前的学雷锋，是一场为毛造神的运动，为血腥文革造就了千百万青少年暴徒。今天学雷锋只是掩饰精神危机的包装而已，必定免不了破产。
中共希望用「雷锋精神」来挽救民众的信仰危机。但这种洗脑早已无效。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个名叫雷锋的二十二岁的士兵闯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在最高层的推动下，「学雷锋」成了一个全民运动。「学雷锋运动」开始的时机颇有深意。细察雷锋的一生，从高小毕业走出家乡是一九五六年，因公殉职是一九六二年。也就是说，雷锋从「普通一兵」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楷模之路」，只有六年多。
雷锋之路正是向各民族宣战的六年
雷锋「楷模之路」的人造之光，掩盖着一连串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恰恰就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六年中，雷锋的战友们在中国的甘川青滇和西藏自治区内，展开了一场长达六年多、针对藏、蒙、回、彝等数十个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动用了兰州、昆明、新疆、内蒙古、西藏、成都军区所辖部队，先后参战的部队共十个师，累计兵力达二十三万多人。这场战争中，还包含一个「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对外称为「四反运动」，即「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或「反封建运动」，有些地区也叫「民改补课」。中共建政以来发动过许多次运动，但这场运动却鲜为人知。二○○三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一九五八年）中， 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
这场运动的「务虚」部分始于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在青岛召开的「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发言，对中共宗教政策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宗教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着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必然规律。……我们的社会发展要求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宗教是长期的，要保护信教自由，同时也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 使它削弱得快一些。」（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 ）这个讲话是「宗教制度改革」的不祥的政治动员令。
「青岛会议」召开时，中共在甘孜、阿坝已经进行了两波军事镇压，民间武器基本收缴，土改大致完成；青海、甘孜、云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中共内部没有人怀疑镇压的效果。这时开始进行「宗教制度改革」，藏人已经不再有反抗能力。
青藏地区寺庙被大规模拆毁
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青海召开牧区州、县委书记会议，根据「青岛会议」精神，讨论并通过了该省「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八月，「宗教制度改革」运动在甘青两省藏、回地区率先开始。运动开展一个多月后，青海统战部向省委提交《关于宗教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说：「据统计，牧业区已经解体的寺院有二百二十三个，占寺院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九八，还俗的宗教人员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五人，占宗教人员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六。其中黄南寺院解体百分之九十七点五，宗教人员还俗百分之五十五点一，再加捕办集训的约占宗教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海南寺院解体了百分之九十一点八，宗教人员还俗百分之八十七点九；海北、海西寺院解体百分之八十以上，宗教人员还俗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些新气象的出现，说明了宗教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下）
剩下的那些在今后的几年内也都关闭或拆毁了。甘肃的甘南州当时有二百四十二座佛教寺院和清真寺，只留下六座，其余全部关闭或拆毁。这个州的碌曲县，一天之内就把全县十一座寺院拆掉了十座。西藏自治区境内的二千多座寺院保留了七十多座。
正如内地土改比边疆地区早几年，内地摧毁宗教也比边疆早几年。内地摧毁宗教也是在土改过程中进行的，对外叫做「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运动。在此过程中，寺院、道观、祠堂、教堂等宗教场所除了少数被当成古迹保留下来，绝大多数被挪用或拆毁。
借雷锋偶像开始一场造神运动
到一九六二年，枪杆子下的「民主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基本结束。这时候，整个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所剩无几，随之陷入危机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就在这片废墟上，毛泽东借助雷锋这个偶然早逝的士兵，开始了一场造神运动。
毛泽东题词只有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却再也不多说一个字。周恩来和林彪对毛泽东的意图揣摩得最深最准，他们的题词才是这场学雷锋运动的指路标：
周恩来：「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林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树立雷锋这个新偶像，是要树立一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价值观，雷锋日记里那段脍炙人口的「春夏秋冬」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简明版（编按：据说是雷锋写的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被周恩来手书过，也被薄熙来赞扬为有哲理、有内涵，有文采。）雷锋不过是个象征，他被用来将云端的「共产主义精神」具象化。「学雷锋」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将自己改造成「毛主席的好战士」。从这个角度来看，「学雷锋运动」的意义无异于建立一个新宗教。
可是，在一九六二年之后，「阶级敌人」早已被「杀关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无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可供天天斗、人人斗；加上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大饥荒造成的恐惧和紧张需要一定程度的缓解，于是这个新宗教在民众生活中就日常化为「做好事」、「学毛着」、「立足本职」一类形式化规范化的动作。通过这类动作，借雷锋之口将党的领袖神化，强化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绝对服从。与此同时，这个领袖所领导的党和军队也被神化，其纲领和目标皆被神化，成为不可反对，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在文革期间，这个「新宗教运动」发展到了顶峰。
学雷锋做好事只是精神危机的包装
可见，树立雷锋这样的一个人工偶像，是中国的各宗教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观念被釜底抽薪以后的置换品。雷锋精神的核心是周恩来题词中所指出的「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它为此后的文革暴力做好了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准备。不知底细的民众，多年来把雷锋当成「好人好事」的代名词，其实是一个误会。「好人好事」不过是用来遮蔽「雷锋精神」之可怖面目的包装而已。
此后，每到中共意识形态发生危机时，「雷锋精神」就会被用来挽救民众对中共的信仰危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于是一九九○年又出现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乔石等人纷纷为雷锋题词。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学雷锋到底学什么呢？「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如今听上去似乎很不靠谱，什么样的人算是同志，不是同志又会怎样？而「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则更是与「和谐社会」不相和谐。于是，雷锋精神当年刻意塑造的「阶级立场」、「革命精神」都已经不可挽回无可救药地「空洞化」，剩下来的就只有「做好人好事」这个包装了。九十年代初的学雷锋，终于无疾而终。二十年后的今年二月，又被中共中央抬出来，不顾许多人揭发雷锋根本是一个假样板、假英雄的事实，可见，今日北京当局已是黔驴技穷的一群腐朽官僚。
靠一个「好人好事」的包装，是救不了当今中国人精神危机的。其实，「行善」做好事，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提倡的价值，也是中国民间历经千年的固有传统。中国共产党人在半个世纪前用血的暴力摧毁宗教，如今全民信仰危机造成险象环生，提出什么理论都没人信的时候，不是报应能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