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富人在国外耐不住寂寞，然后认为我拿到一个绿卡了，弄到一个外国护照了，在国外有一个落脚点了，行了，有退路了。这种情况下，杀回中国，那有钱赚有乐趣好玩，还有哥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富人又开始把钱送回中国来了。所谓双重投资就是先把钱捞出去，在国外洗一遍，黑钱就变成白钱了，然后以外资的名义回中国来。所以中国这些年，从1979年到2008年，这二十年，中国一共大概吸引了八千多亿美元的外资。一开始还是港台商资本多一些，越往后港台商资本比例越来越小。到了07、08年的时候，我刚才讲的这个假外资就已经占到七八层了，就是大部分的外资全是假的，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假外资基本上集中来自十个到十二个世界上一般人不知道的地方，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百慕大、瑙鲁、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这都是在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吸引的最主要的外商。这些国家的人口加一块恐怕也没有一百万，但是这些地方来了大概三、五千亿美元，谁相信钱是那些国家的，那些小岛上压根没几个人，那钱根本就是中国人的，是中国的国民收入，被贪污了以后到了海外转一圈回来成外资了。现在中国炒房子的，炒这个，炒那个，就是这么一笔钱。
主持人：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们的仇富心里越来越严重，而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人们普遍认同富人拥有的财富，这些财富群体大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或者是追求人生意义等， 而在中国人们很少听说过这样的事， 人们对富豪的评价普遍是“什么都不信，只信钱。”当然了也就没有社会责任感，哪他们聚敛的那些财富都干什么用了？
程晓农：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仇富情节。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为富不仁， 而在于财产来路不大，说白了都是搂来的。
我们谈了当官的怎么发财，我还没谈另外一点，就是按照世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反腐败的法令，规章，制度，条文应该是世界上最密集，最多的。有人统计过，光北京市大概市委、市政府、反贪局，相关的各种规定，法律，政策，制度，条文，合在一起有一千多种。每一种又几十条到上百条。条条都讲如何遏制腐败，如何保证干部清廉。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条文存在已经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然后干部们正在一个一个越来越富。现在已经富到了他们的亲属在海外花着钱，赛着花钱。买奢侈品买的世界各国的奢侈品公司都生意做火爆了。
然后接着中国人就大批的移民。很多官员已经成为裸官了。而且半数以上的官员在调查中表示，觉得裸官挺好。而且其中相当一大部分已经做好裸官的准备，或者已经完成裸官的过程。只要说明一下裸官的标准，就知道那不是一个小数。裸官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官员，把亲属子女送到海外，让他们在海外学习生活，这样一个人一年至少需要三、五万美元。所以他送两个出去一年就得十万。而且这两个人并不是有在海外工作的能力。换句话讲，他也没有可以工作的许可。他没办法工作，挣钱。所以他在海外是白花钱的主。那么他还要买房子，还有其他的各种生活开销。所以对于一个贪官来讲，他要在海外维持一个家庭，同时准备他自已随时要出逃。
裸官的含义就是只剩一把牙刷代在身上，然后一本护照，或者若干本护照。任何时候他觉得风吹草动有危险了，揣上护照，拿上牙刷，然后明天早上他就是某国公民了。或者他本来就是外国公民。所以中共政府是由相当一部分外国公民组成的一个领导中国人民的政党和政府。那么这些人我们大概估算一下的话，一般来讲没有三、五百万到千百万美元他是不敢当裸官的，因为没有这个数，在海外他就没有办法长期稳定的活下去。花上一笔钱买房子，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没有挣钱的能力，只有花钱的习惯。所以他们一旦出国，钱包里的钱就哗哗往外流。所以如果搂得钱数量不足够大的话，他在海外不能长期活下去。因此来讲没有三、五百万他在海外没法立足。所以够资格当裸官的得有三、五百万美元的底子。三、五百万合起来就是两三千万人民币。
我们知道无论哪一个中国的干部他都不可能凭自己的工资挣出两三百万来，他只要有这个数就一定是贪官。这一点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断言。他绝无任何其它正常途径可以得到这笔钱。这才是老百姓恨仇官仇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官的钱来路不明，这点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到了，贪官如何捞钱，这个事情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能观察到。至少在报纸上能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我刚才问到的问题，一个处级干部他有一辆私人的轿车，然后又在海外共着一个子女上学，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断定他有贪污。他搂了大笔的钱，因为他的工资收入在中国现在也就是几千块人民币，几百美元而已，那是不可能供子女在海外这样挥霍。他能这样做就说明他贪污了。这个算数这么简单，没有中国老百姓算不出来的。所以大家凭简单的算术就可以判断出来哪些人是贪官。
但让老百姓恨的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贪官明着是贪，他还虚伪的宣称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他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他还把各种好看的桂冠、漂亮外套披在自己身上，做出种种伪装，虚伪的谈腐败。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大贪在台上做报告，小贪在台下哼然笑。就是说在中国，官员的贪不仅仅是胆大妄为，无耻而且还无赖。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让老百姓还要尊重他们热爱他们，我想大概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仇官是官员们自己造成的。
换到任何国家，哪一个国家的官员要像中国官员这样的胡作非为，那恐怕这个国家老百姓老早就把这个政府推翻。就像在中东那样，所以茉莉花革命中共政府为什么会那么害怕，他们从茉莉花革命中看到中国老百姓具备了和埃及，利比亚一样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是同等水平的。
那么另一方面，仇富，中国老百姓也很清楚知道，富人的很多钱财是通过官商勾结得来的，他一方面帮助官员发财行贿，另外一方面他们当然自己捞钱，富人不是慈善家，他如果不能够大笔的捞钱，他怎么可能有钱送官员去。可以讲他送官员一万块，他自己就得捞几万块，至少是五倍四倍十倍这个数。所以富人的财产的来路不正当在中国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换句话讲就是很少有人是正正当当的不通过贿赂，不通过拉拢官商关系能够做成生意的能够混下去的。这一点中国老百姓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对富人的不满也来自这一点。
说得再透明一点或者直白一点，五十年前大伙都一样，都是国家干部都是国家职工，五十年以后一个有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身家，另外一个每天过这苦哈哈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之下，而且发财的人也就是二十年左右，发横财就到这种程度。所以穷人很自然就能想到赚钱的不正当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做正常的生意赚正常的钱，那么花一百块钱投资作一种生意，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商业活动，那么一般来讲，毛利也就是百分之十几到二十，那是最大，一般来讲百分之十左右。然后交掉税扣除其他的一些成本，比方来讲一些利息等等，扣掉以后净利率也就是百分之五，百分之八，这就很不错了，全世界能做到净利率百分之五百分之八百分之十这就很理想了。那么一百块钱资本如果说是正常作生意，百分之七的净利率一年也就挣个七块。如果正常作生意不去坑蒙拐骗，不去官商勾结，不利用特权，那么生意是没有多少赚头的，谁也发不起横财。
这就为什么中国很多私营企业主，很小的私营企业辛辛苦苦的做一辈子，开个小工厂，一辈子下来他也没挣多大钱。厂子维持下来了，他可以有一部车，两栋房子，仅此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辛辛苦苦正常作生意，正常赚钱。
但是中国实际上大部分富人，显然都不是正常赚得。所以老百姓仇恨仇官仇富他有他的道理。
至于为富不仁，大部分中国的富人都是这样。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把中国的富人与民主国家的富人混为一谈了。民主国家的富人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正常经营。顶多像少数一些具有创业能力的企业家，比方讲比尔盖茨。或者苹果的创始人Jobs。那么他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财富的积累为过程和巨大的风险和独特的创新能力有关。这种案例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的所谓富人都是好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是合法的生意的经营者，合法纳税，作为一个正常的公民，他们对于自己财富的正当性，还有作为老百姓对他们的看法也都很正常，觉得这是一个聪明人或者一个能干人。他并没有什么非法勾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所以他也觉得社会对他们尊重，他们也愿意回馈社会。当然那回馈社会也是和这些国家的制度有关。比如美国对遗产征很高的遗产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富人如果舍不得做公益事业，舍不得作慈善事业，资产都留到自己手里头，一旦他去世，基本上来讲就为美国政府贡献了。比方来讲，一个富人留下一亿元遗产的话，美国政府可以拿走百分之七八十，这对他来讲与其白白交给政府，还不如做点慈善事业。自己心里也愉快，同时也为社会做点贡献。
但是我们想一下中国的富人他有这种心态吗？前面提到老百姓对富人是仇富仇官，富人和官难道不清楚吗？他们更清楚，他们很清楚老百姓恨自己能把自己啃了，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已那点财产来路不正。如果老百姓要不是每天用警察押着，说不定哪一天茉莉花就在中国爆发了。那个时候当官的就没这个官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很清楚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也没那么好糊弄。不是说他当官的发了财，市委书记有了几千万以后，我拿十分之一出来给市里老百姓的贫困阶层一点救济，私人掏一点钱多捐点。比方说，他认养十个孤寡老人，这市委书记是不是因此大家都尊重他呢？门儿都没有。因为他的钱都是贪来的。
主持人：其实中国的官员，这种心态，即使他把钱带到国外，他一样日子也不会好过。近来我看到加拿大一份报纸就是说，中国的投资移民给加拿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官员来到加拿大要不就是上赌场，要不就是大量的大批的购买房地产。 以也是不受欢迎的。
程晓农：确实，我们前面我们谈到了裸官。现在可以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中国的出国热。
最近这一年多以来，现在出国热已经成为中国的所谓中上阶层当中的一个时髦。即便本人，成年人还没直接做出国的打算，至少也得想办法安排儿女们出国，哪怕在美国念高中。这方面，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最大的都市，出国热，现在已经从热变成一种时髦了。就是说，你要是住在这几个城市，你家里的孩子要是还在中国念书，你都有点惭愧。在这个场面上，在交际的时候恐怕会抬不起头来，说不出口。现在的时髦是，你家孩子到哪了？ 出去多少年了，念了什么学校。这是现在中国中上阶层的时髦。
我们先不谈这个时髦，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心态，就是为什么。其实在这个背后，中国的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就是为什么出国热这么热。这些中上阶层有几句共同的表述，中国的环境污染啊，教育环境不好啊 ，伦理道德下降啦，对孩子成长不利啊，这话也都不能说是错的。当然了，你要说中国这些富豪很在乎伦理道德那也是胡扯的，他们就是伦理道德破坏者。不破坏他一分钱也赚不来。但是，他们有一句话没讲出来的，也不敢讲的，那就是真正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害怕，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沉船心态。就是看着船不大对劲了，遥遥欲坠，遥遥晃晃的，眼看着好象哪要沉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富人觉得至少我先把孩子送出去等于先买一张入场券。当官的有裸官，中国的商人也有很多裸商，裸商的比例有可能比裸官的比例还要高，然后连带着文化人也上了这拨快车道，也在谈论这个问题。
比方讲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有篇文章，有一位叫董玉玉是一个刊物的编辑，写了篇文章叫作我为什么送孩子到美国，他的孩子现在还没到美国呢，只是在北京的四中，北京一所不错的高中念书。今年要考SAT,准备今年年底报考美国的大学，希望能够录取，然后明年的秋天到美国来念书。但是这篇做父亲的文章已经在网上已经传的很开了。有趣的是他的儿子也写了一篇，也贴在网上了，我爸为什么送我去美国，我不记得准确标题，还有一个意思是我为什么想到美国念书？这对父子谈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现在文化阶层当中的一个焦虑。他们其实也感到了沉船的危机，而且害怕。所以在为子女谋求好的教育等等说法之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安排子女出国，这位父亲谈到的很多现象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很流行的现象，比方讲，他谈到办所谓的移民中介，在中国如何的活跃。然后送子女去考SAT,到美国留学，要做的必须准备，美国的高中生毕业生的同等学历的一个学习能力的测验。分两种SAT 和SAT2,那么这两种考试在中国大陆都不举办，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参加香港的考试，先需要申请，然后专程赴港参加考试，而这两场有可能不在同一天，所以还得去两次。这位父亲就提到香港的考场已经被中国的考生占满了，挤不下了。于是还得远赴重洋到新加坡考试。这些家长们为了能让儿子取得一个美国大学的入场券，那是非尽力的心思，花了大量的钱财。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以北京四中为例，这位家长提到，说是他儿子那个班，老师问了一下，说你们哪些人今后不参加高考，如果你不参加高考一定是出国念大学去，不可能不念大学。结果差不多三分之一，说我们不参加高考了。有的说我们都已经差不多了，高中毕业前我们就去美国了。所以说现在中国除了社会底层的中学生、高中生不愿意参加考大学，因为考了大学白交钱，念了也没用，也照样找不着工作。
那么中上阶层又多了一种选择，就是直接出国留学，而且不是去所谓深造就是平造，所谓平造就是该念什么就念什么，在中国该念高中的就念高中，在中国该念大学的出国也念大学。谈不上深造。
那么为什么家长热衷于这些，为什么出国成了时髦。除了我们讲的沉船效应以外，还一个原因，富人心理很清楚，有点钱的人心理都很清楚，中国这个土地，积蓄了老百姓对富人的不满，已经达到相当程度。换句话讲，如果现在有一个新共产党出来，而现在这个共产党又像蒋介石一样仁慈，那么中国早就发生第二次共产党革命了。而且革命的对象就是老共产党，就是现在的共产党。当然了，现在的共产党没有像蒋介石那么仁慈了，它也不允许民间办报，也不允许一个新的共产党来反对它。它对一切的管制都比蒋介石严多了，所以现在新共产党冒不出来。但是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像一块温床正在不断地孕育着革命的火花。这革命革的就是共产党的命。所以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它算什么东西，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现在坐在位置上的执政的共产党的心理那是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很多人就忙着要移民。他们也不见得就真的很清楚移民以后会是什么结局。因为实际上大部分移民的贪官，富商到国外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国外并没有花天酒地的日子，教科书里还在批判资本主义灯红酒绿，到了晚上纸醉金迷。其实这些现象用来描写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合适。如果到西方国家看一看，无论是到伦敦还是纽约，哪里有什么晚上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所以中国的贪官和富商们要想寻找这种生活他们只能在中国。但是他们在国外得不到这样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失落的。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乐此不疲的在忙着移民，原因就是他们要买一张安全保险。就是万一，有一风吹草动船要沉了，那么赶快有一个地方可逃。躲起来再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谈官员们的财富哪去了，发现富人们的钱不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在国外。
当然，我前面也谈到，其实富人还有一部分钱还套在中国，那就是我们谈到的双重投资。就是很多富人在国外耐不住寂寞，然后认为我拿到一个绿卡了，弄到一个外国护照了，在国外有一个落脚点了，行了，有退路了。这种情况下，杀回中国，那有钱赚有乐趣好玩，还有哥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富人又开始把钱送回中国来了。所谓双重投资就是先把钱捞出去，在国外洗一遍，黑钱就变成白钱了，然后以外资的名义回中国来。所以中国这些年，从1979年到2008年，这二十年，中国一共大概吸引了八千多亿美元的外资。一开始还是港台商资本多一些，越往后港台商资本比例越来越小。到了07、08年的时候，我刚才讲的这个假外资就已经占到七八层了，就是大部分的外资全是假的，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假外资基本上集中来自十个到十二个世界上一般人不知道的地方，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百慕大、瑙鲁、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这都是在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吸引的最主要的外商。这些国家的人口加一块恐怕也没有一百万，但是这些地方来了大概三、五千亿美元，谁相信钱是那些国家的，那些小岛上压根没几个人，那钱根本就是中国人的，是中国的国民收入，被贪污了以后到了海外转一圈回来成外资了。现在中国炒房子的，炒这个，炒那个，就是这么一笔钱。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笔钱现在已经不算是中国人的钱了，因为人家是外商，真的假的你去盘问也没用。他所登记的那些岛，政府一个个的也都黑着呢。和中国商人沾了边也都变黑了。有人写过文章谈过这么一点，大概是巴哈马还是百慕大的一个部长，这个小岛人数有限，大概是几十万人而已，所以它的部长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官。到中国来有个特点，他发现这位部长很熟练的用筷子夹着花生米一颗一颗往嘴里送。写文章的人在国外呆过，很清楚的说老外能够用筷子吃饭已经不容易了，能用筷子夹花生米就是本事，是多年到访练出来的。那就是说他整天在吃中餐才有这能耐，不信我们去测一下中国那些喜欢吃麦当劳和科德基的中国小孩，有些用筷子熟练程度有可能赶不上这位百慕大的部长。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岛上的人在和谁打交道，人家就专和中国人打交道，练出来了。那么实际上这些钱通过这么一走，通过海外的洗钱中心的帮助，回到中国来，以外资的名义在中国呆着。他们实际上现在是在赚中国老百姓的钱。
比方讲，很多人在抄房子，买了多套之后就指着房价上升在把它卖出去。卖给谁呢，就希望老百姓能够接盘，这样的话他就能赚一笔，所以从中国贪污来的钱，贪污的过程就是敲诈老百姓的过程。然后再用这个钱到国外洗一遍以后黑钱洗成白钱再到中国来投资，再赚一笔，还在敲第二次。这就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很畸形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官和商永远勾结在一起，所以老百姓只有任人宰的份。炒房地产也类似于赌博。正常经营中国的富人在海外是没这本事的，他们也不耐烦经营。在他们看来，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是日本经营一家商店或者一家工厂，一年挣个百分之五的利润，在他们看来是白辛苦，他也吃不起这份辛苦，他宁可把钱弄会中国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资本流动非常热闹。一方面是大批的资本外流。比方讲，最近有一个新的分析，判断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大概外流的资本就是一千亿以上，同时又回流了三百多亿，就是来自我刚才讲的十来个小岛的。这个过程我们就看到，这全是中国的富人在运作。在中国捞了钱，然后通过资本外逃的方式转移到海外，然后再回流一部分到中国去捞钱，捞了再转移到海外。中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说共产党维持不下去了，这批富人会同时撤资，把钱再转移出去，那个时候他们就把中国掏空了。所以，很多老百姓说我们没有办法，是，如果大家没有办法等着被掏空，那个时候大家会知道，他们在银行的那点可怜的存款银行就会赖账交不出来了。
最近最恶劣的一些典型就是浙江出来一些私商，私营企业，趁着政府要拉动经济，松动银行贷款机会，向银行借了大额的贷款，然后捐款逃走，一次就是几亿的贷款，象这样的现象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很常见的。银行本身它的所谓贷款就是拿老百姓的存款借出去。所以如果银行的钱转移到海外去了，成立海外的资本外逃，那么等于说老百姓的储蓄被人偷走了。
中国老百姓可以对共产党的统治麻木不仁，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储蓄也麻木不仁，别人偷走了他也不闻不问，说我们只相信党相信政府，那我觉得这就有点可悲了。我总是提醒国内的老百姓，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要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存款就信心满满的放到那几家国有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里。那些银行就是跟官商勾结的主要管道，如果说富人能骗钱，那骗得就是银行的钱，银行能被骗得就是这些储户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