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人抵制中共企图通过教科书进行“洗脑”的同时，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 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本 文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生活在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环境中的未成年人，一旦被要求把来自专制体制下的谬论和谎言，当作文化知识来接受，在自由文明的地方，接受培养奴隶意识 的教育，预备接受和适应专制者企图在未来安排的“屁民”生存。这些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会作何反应?什么样的人能够接受如此荒谬的“教育”?这就是为何香 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准备以生命为代价，坚决抵制中共企图借“国民教育”之名通过教科书进行“洗脑”。
在大陆网友声援港人的网帖中，“老荣成人”在新浪微博说：“香港人的‘不认同’，大陆几十年中坚持不懈的‘愚民教育’是根源之一。我会去检查一下 邻居孩子的教科书，看看是否有愚民的问题。抵制愚民教育，我是支持的。”所以，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
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但是任何专制者都不希望民众观看时，通过历史的镜子了解真相，审视现实。他们要把镜子变形，按他们的意志有隐有现，按照他们 的需要任意捏造，为现实服务。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 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
由于后极权时代专制的衰退，大陆文化管制有所松动，因此形成一种转型期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一些本土和引进的学术性书籍，能部分披露历史真相，突 破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但另一方面，由于当局的管控和教材编辑的素养所限，教科书中对历史的瞒与骗以及各种谬误，与一些学术界的书籍形成鲜明的对立。可见 教育界依然被“党”字招牌独霸着，历史教育仍在继续制造几代人蒙昧的历史观。
在此，我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
一、义和团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对义和团运动缺乏全面客观的介绍，对其迷信蒙昧、滥施暴力的史实没有提 及，依然按官方观点称其为“反帝爱国运动”。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只是简单地批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 排外主义的错误……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近年来许多史书还原了义和团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新的评价，在此不赘，相信了解史料后，任何人都不会认 同教科书简单片面的结论。
二、《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109页写道“《新青年》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1917年，每期的发行量已达一万六千多份。”实际 上，陈独秀和该刊早期不仅无知名度，而且学者根据史料证明，《新青年》当时每期赔本印刷仅1000本(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印2000份才有可能 赚钱)，“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是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 勉强应允续刊。”(《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王琦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在此之前，鲁迅在《<呐 喊>自序》中称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周作人晚年回忆早期的《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陈独秀 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知堂回想录》，周作人，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新青 年》名声鹊起，是从将编辑部迁到北大并进行人为炒作开始的。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以官方观点称五四运动为“爱国”运动。虽然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外争主权”，但长期以来不同党派和人士对其意义 的阐释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公开声称“我是绝对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 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孟真：《随感录滞留：中国狗与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 月)另一位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都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 他认为，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实在价值。(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 潮》2卷4号，1920年5月;《晨报》1920年5月4日)当时的学者和运动亲历者都反对将“国家”偶像化。1917年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说：“爱 国是件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在五四运 动之前，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的文章中提出“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 一、后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更激进地说：“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 号，1920年11月)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回忆，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因许多学生认 为“爱国”是落后思想，于是更名为“学生救国会”。(《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就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1919年11月24日发出的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中，列宁明确提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列宁在共产国 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还宣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红色恐怖或武装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 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而进行斗争”。
专制者从来不是爱国者，他们心中只有权力。如今，中共把“爱国”当作五四运动的唯一标签，不过是用权力垄断历史的阐释权，把“国家”当作绑架、操 控的偶像，煽动、利用民族主义，借“爱国”之名，遮蔽自由民主思想，维护一党专制，奴役、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真正“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