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被黑打的重庆民营企业家一样，互联网也是薄熙来封建法西斯暴政的重灾区，很多重庆市民仅仅因为在网上说了一句话就被捕被劳教。我作为重庆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极大的愤慨，向那些素不相识，遭遇不幸的重庆同胞表示慰问。
薄熙来到重庆后，媒体把他吹捧成大善人、大救星，但我从他高唱红歌，满嘴毛语录，就判断出他是一个残忍恶毒的法西斯分子，绝无任何宽容，所以在薄统治期间，凡是涉及重庆的话题我一概不参与，不发表任何意见，躲过了灾难。
我是通过历史书上的诸多事件和教训对薄熙来作出了准确判断和预测，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是法西斯极权，用“唱红”对民众进行洗脑，通过“打黑”运动对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抢夺，与纳粹清洗犹太人完全一样。薄熙来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对敢于“说三道四”的市民严厉惩罚，绝不宽容。
极权的严密控制会让社会变得清静，这也是重庆市民感觉到薄王统治期间社会治安好的原因，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也是如此，但是人民也丧失了自由。重庆人民之所以还拥有一定的自由，其特殊性在于，薄熙来毕竟是一个地方长官，他还没有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他的行为还受中央和外省舆论的监督，如果他掌握了国家的绝对权力，他可以收回给民众的一切恩惠，到那时老百姓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无法无天的法西斯狂徒薄熙来虽然倒台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仍然大量存在，法西斯的阴影依然笼罩大地。薄熙来若东山再起，中国必将千百万人头落地，所有反对他批评过他的人都得死。薄熙来及其同伙的心中充满仇恨，被仇恨所驱使的人是丧失理智的。薄熙来这伙极左势力一旦东山再起，必然疯狂报复。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薄粉对前任和现任领导人恨得咬牙切齿，歇斯底里，令人不寒而栗。
历史告诉我们，邪恶一旦得到机会，受到仇恨和残忍恶毒意识形态驱使的人就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扼杀千百万人的生命。我看过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一书，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煽动政变(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捕，他的同党四处逃散，戈林逃到了国外，纳粹的报纸也被查封了。当时人们都以为希特勒彻底完蛋了，可是几年后他东山再起，最终上台执政，那些反对他的人都死得很惨。
1924年，希特勒和其余9名被告以发动叛乱的罪名被捕。审判进行了24天，希特勒不但不服罪，反而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获得民众掌声。希特勒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一书，他在书中说，底层群众是愚蠢而盲从的，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会追随。事实证明元首的洞察力是准确的。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薄熙来和希特勒都是利用民粹主义获得民众支持。重庆的“打黑”运动跟希特勒清洗犹太人如出一辙，被纳粹清除掉的犹太人只占德国公民中的一小部分，德国百姓对富裕的犹太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反对希特勒的日耳曼人则被关进集中营。在重庆，被作为“黑社会”清除掉的民营企业家也只占3000多万重庆市民中的很小一部分，何况老百姓对这些富人并无好感，而那些敢于批评薄熙来的市民，则被关进了劳教所。
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媒体上对他一片赞誉之词。这几年，我看到国内几乎所有网站和媒体都在为他唱赞歌，人民网、新华网、中华网等网站出现大量吹捧薄熙来的文章，诸如《薄熙来是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薄熙来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等等。
与此同时，很多重庆市民因为一句不满的话就遭到逮捕和劳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11年1月12日，重庆女大学生杨玉涵因在天涯论坛上发帖议论重庆电视台红色频道，于1月13日被抓，与她同案被抓的跟帖网民约三十余人。彭洪对打黑漫画做了一句话的点评就被劳教两年，方竹笋发了一条微博被劳教两年，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两年，谢诗明在天涯跟了一条帖被劳教一年，刘勇和龚汉周发帖被劳教两年。
2010年12月4日，28岁的重庆青年田宏远在小区业主的QQ群里说了一句玩笑话“某领导要来重庆视察”，12月5日被抓后，警方非要他交待是谁告诉他的。这个不幸的倒霉蛋无法说出是谁告诉他的(是他自己瞎说的，碰巧某领导即将来重庆)，于是他被网警大队移送到“打黑专案组”遭到酷刑折磨，被打得口吐鲜血，用冷水从头到脚浇灌，用大头皮鞋碾手指...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劳教他两年。
薄熙来因突发事件而倒台，阻止了他上位，让中国躲过了一场灾难。但是仍有不少民众支持他。这并不奇怪，中国的老百姓在大多数时间是糊涂的，不懂得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野心家愚弄和欺骗，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吃尽了苦头，社会总是动荡不已的原因。中国人不知道建设好一个国家需要法治、民主和宽容，善良的民众一次又一次被政客许下的美好愿景欺骗，最终尸横遍野、累累白骨的几乎都是老百姓，以致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西方的央格鲁-撒克逊人(分布在英美澳洲加拿大)，坚持民主法治，保持了百年的繁荣和稳定。
重庆黑打期间，很多网站给重庆警方提供网友的ip，没有保护网友。在德国有“辛德勒的名单”，在非洲有“卢旺达饭店”，但是在中国，没有人能够得到庇护。文革期间，红卫兵在领袖的号召下，疯狂迫害无辜公民时，受难者无处可逃，没人敢庇护他们，很多无辜公民死于非命，据官方数据统计，1966年仅8月份在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民间的统计数字要高得多，受难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蛮，史无前例。
威廉.夏依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一书中说，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和他将军们在希特勒东山再起之时，如果采取断然措施处决希特勒，并将其同伙一网打尽(军方完全有能力做到)，历史就会改写，德国的灾难就可避免，犹太人也会得到拯救。尽管这样做，在当时会引起一些民众抗议，但却可以避免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