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