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我们六九届的经历，是当代史的一部分，我们说出来，但愿对年轻人有点启发，不希望被人们忘掉而重蹈覆辙，历史的车轮不可倒转。
1967年～1968年，我们六九届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是复课还是闹革命，二者怎么统一起来，没人说得清楚。
彼时情势是，“革命”泛化，什么都同革命联系起来：红卫兵是革命小将，普通百姓是革命群众，过个年都是“革命化过年”。
所有原小学毕业生都是就近入学，妹妹和我被分到离家不远的“人民中学”（原女十一中）。我一开学就上初二，妹妹上初一。我记得复课的内容，语文是《我要读书》，数学是一元一次和二次方程；政治教的是八年抗战，英语我就记的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政治课L老师，夹着书本进课堂，一上讲台就喊“完全彻底”，我们异口同声“为人民服务”！
时隔不久，一个同学跑来说：L老师跳楼自杀了，可吓人了，骨头都露出来了！等我去看，遗体已经盖上大字报，鲜血流了一地。我想L老师那么老实，怎么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了？
一次妈妈带着我们在北海公园排队等租船，妈妈指着不远的一个门洞，一条盖着什么的草席，对我说，那是个死人，你去看看吧，练练胆子。我没见过死人，壮着胆子走过去，弯腰看席子底下有一具男尸，穿戴整齐，仰面朝天，浑身惨白，头部比一般人大很多，鲜血从鼻子两边流出的痕迹依稀可见，我吓得失魂落魄地跑开了。
后来几个男同学互相推搡着，其中一人还吹着小号去看死尸。文革的残酷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被打死、迫害致死的人越来越多。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轻狂不知疲倦（泰戈尔），这是因为年少无知。那是个无脑和阴险的时代，少数人操纵，多数人被操纵。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被视为高冷、潇洒而趋之若鹜。
我们几个干部孩子耍“狂”，在学校操场上站在一起瞎聊，上课铃声响了，不进教室，等课上了一会儿了，我们才分头去各班。难掩年少的轻狂，不可理喻的我，晃晃悠悠走到班级教室门前，一脚踹开门，很傲慢、旁若无人的样子走到自己位子，从书包掏出大部头《堂吉诃德》什么的，看书。老师和同学们一直看着我，等我坐稳才继续上课。我觉得自己很牛皮哄哄，老子天下第一，谁TMD都管不了。
文革初期，像中了魔咒，红卫兵时兴骂人，骂脏话，显得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次回家我也骂骂咧咧，被父母狠批了一通，以后当着父母我收敛了。朋友和我还脑洞大开，跑到北京火车站，一直爬到自鸣大钟上，站在钟表盘上照相，感到空前的超逸和酸爽。突然发现时针每走一分钟是很大一格，差点砸到我们的脑袋。
冒着被风吹下来的危险，站在北京火车站自鸣钟上照相，洋洋自得。
夏天，我和小学L同学不上课，去颐和园玩。L同学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却非常膜拜“联动”。好像是在知春亭，L同学掏出粉笔在大红柱子上写“联动万岁”！“联动奶奶到此一游”等标语。我怕惹事严辞制止她，她不听，我觉得她太讨厌，惹事生非，离开远远的观望，她好像要把支持联动昭告天下。
很快，一些划船的外地学生突然跳上岸，抓着L同学，瞬间，L同学被“革命群众”团团围住，说抓到了联动分子、反革命。声讨声、叫骂的，围观的乱作一团。我生L同学的气，可看她被围攻又于心不忍，不能见死不救，有了认知冲突，直面灵魂的拷问，差点人格分裂。
我可以袖手旁观，也可以溜之大吉，也知道救一个溺水者，自己会“同归于尽”，但是，我还是冲上前去劝架，这是理性的呼唤，我相信。我被一个人指着“还有她”！我“入围”了。
“革命群众”叫来了警察，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警察联系了学校和家长。之后，我被“勒令”写检查，接受全班同学的批斗，口号震耳欲聋，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投降就让她灭亡”之类虐心的口号。平日我孤傲不合群，这下子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只有甘拜下风，再分辨、洗白，也无济于事。
我算是“栽了”，垂头丧气，人设崩塌，一副丢盔卸甲的样子，想解释我应该是“胁从不问”，肯定要自取其辱。之后我想象要是制止L同学，说你不听我先走了，就躲过一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李代桃僵我自食其果。
一时我成了“联动分子”，外号“联动奶奶”，在学校提高了“知名度”，虽不情愿也在劫难逃，联动肯定不知道还有我这个小“外围”，心里很错乱。妈妈气得要死，把我软禁了，天天向我发着无名火。她同单位一个朋友说了，那人居然说：你女儿很有个性啊！妈妈学给我听，情绪平复了一些，正面议论让她气消了一半。
复课闹革命，只有革命没有复课。“理性给岁月以文明”，没有教育和教化，怎么会有道德自觉？文革时“反动派”太多，对于我们小辈的做法，长辈也没太当回事：小孩子胡闹而已。群众自发组织起各种派别，什么思想，什么主义，就连什么都不想沾边的人也被归为逍遥派。今天你揪我，明天我斗你，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风水轮流转”，说是“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不做工，都踊跃当工宣队进驻学校、机关；农民不好好种田，斗地富反坏、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个贫农下中农老奶奶，忆苦思甜，说着说着就把解放前的苦难说成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被大队干部劝下台，老奶奶还嚷嚷：我说的都是真的！
最高意志运天下于股掌之上，公权力被碾压，人民被按在地上摩擦。去文明化，破坏远比建立容易。不久，形势发展到有人在学校写反动标语，“打倒×××”！学校大会小会造势：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冬天的大葱，叶烂根烂心不死”，语言越恶毒越显得革命。
经过一通深挖狠批，反革命没找到，嫌疑人倒是不少，那时没有监控摄像头，没有证据也只好不了了之。老师们当时都很“夹着尾巴”，恨不能多出几个学生反革命，学生们就不再找他们茬儿了。
复课闹革命后，不知何时开始，见面兴起喊口号“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人民服务”一类，非喊不能开腔，分别时不说再见，拜拜，也喊口号。我觉得特无聊，同学见了我喊“毛主席万岁”，我假装没听见，心想你无聊，庸俗化。同学就点我名说：你也得喊啊。
后来还有打语录仗，毛主席语录千万条，总有一款适合你。两派语录“互殴”，“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非战无不胜的法宝，“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时有发生。有了语录加持，人人都成了“道德婊”。
文革开始后，我家搬到建外学部宿舍，妈妈在建外饭馆排队买熟肉制品，她前面排着，如果我没记错，语言学家吕叔湘。排到吕先生了，售货员用杆秤称肉，吕先生点着头，一脸谦恭：“秤低了，秤低了”。售货员厉声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吕先生回敬：毛主席教导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吕先生的机智应答简直是“王炸”，引得排队的人们开心地笑了。
有好一阵子，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我们必须赶到学校，敲锣打鼓游行庆祝，不论早晚白天黑夜。游行也有一定路线，直闹腾得摩肩接踵尘土飞扬。各省市成立革委会，都争先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贺电，大喇叭里播音员铿锵有力豪迈地朗诵着“四海欢呼，五洲同庆”，“化南山之竹为笔，倾东海之波为墨”之类，文革迷思，只把肉麻当有趣。
书没读多少，我们又是下工厂学工，又是下农村学农。在农村看见“地富分子”向毛主席像低头，我说像默哀，又遭到同学们的同仇敌忾。挨批后，领队让我回学校主动向工宣队检讨。
我找到一向和气的刘师傅，我从没见过刘师傅脸红脖子粗挥动工人阶级的铁拳，找刘师傅检讨，既走了形式，又不至于扩大事态。我对刘师傅说：我又犯错误了。刘师傅吃惊地问：你又怎么啦？我还没回答，不争气的眼泪就涌出来了。刘师傅听了说，以后注意就行了，去吧。
罗翔老师说：当我们心里的琴弦被拨动，泪水便夺眶而出。刘师傅让我看到一个善良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与人为善不落井下石。他点亮了我，照亮了我的人生。
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有丢自行车铃盖的风气，男孩子们把从人家自行车上拧下的铃盖卖到废品收购站赚点小钱，给骑车人带来很大不便，缺钱是假，恶作剧是真。我们在冰场上还看见他们用铃盖当冰球，打来打去招人讨厌。文革时期，年轻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很方便。
这一来，害得我们锁上自行车，同时还要把铃盖拧下来随身携带。骑车开锁再把铃盖安上。偶然忘记拧下铃盖，回来发现铃盖不翼而飞，于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忘记？纠正不了别人，只好约束自己。我的自行车一直都有两把锁，一把固定车锁，一把链条锁。改开以后，自行车铃盖再没丢过，自从有了共享单车，我那把链条锁就摆样子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文革运动初期，全国进入无政府状态，砸烂公检法，民主和法制被践踏，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极“左”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甚嚣尘上。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烧，被百姓视为洪水猛兽，言行乖张、疯狂又愚蠢。后来又发生武斗，还号称自己是“文攻武卫”。
文革像大规模的踩踏事件，人们疯狂夺路而逃，推倒践踏死伤无数。群众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攻击，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形成人人自危、底层互害的疯狂局面，“每个人都成了易燃易爆品”。国内无穷尽的内耗，却不顾苏联觊觎我东北和西北疆土。“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复课闹革命只是那时的一个插曲。
“国无道，民遭殃”，文革是绞肉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国内全面内战，多少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党和国家高层被迫害致死。如刘少奇、李立三，文化界精英如田汉、老舍等，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学术界300年来第一人如陈寅恪……
文革时流行：“好人斗坏人，活该；坏人斗坏人，狗咬狗；坏人斗好人，好人经受锻炼”一类无厘头的诛心论。我后来的同事老李曾是外贸部的造反派，举着猎猎红旗带队去了五七干校，自己根正苗红，对别人都是残酷斗争。
不料斗转星移世事无常，在动辄得咎的岁月，老李也被揪斗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五七干校伙食有定量，他偷藏了一个馒头，又忘记了，等发现时，馒头已长满绿毛，他偷偷扔进了猪食缸。正赶上“一打三反”，谁胆敢浪费粮食，都要被批斗、无情打击。老李吓坏了，找出猪食缸里的馒头，掰碎了就着水吞了下去，又急又气，眼泪都吞出来了。他说，如被发现，轻了说你“破坏毛主席的五七道路”，重了说你“同帝修反遥相呼应”。
这是哪挨哪儿，办公室的同志听了这荒唐话，都笑喷了。以后老李一发表言论，我们就说他是“同帝修反遥相呼应”。文革时，就是这么荒唐、怪诞不经，基本上是谁强势谁有理。
有一天，小学同学来找我，说她要同大院的邻居大姐姐去山西插队，问我去不去？我立刻答应一起去插队，第二天我拿了几件衣服，还戴上妈妈的小金表，在火车站一起等那个大姐姐。等了好一会，大姐姐说你们去不成了，把守得很严，你们混不上火车。
可能是之前有很多非应届学生混上火车去插队的，一时造成混乱。之后管理严格了，上火车时要学校老师、工宣队、乘务员三方对证才放行。
我和同学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家了。“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说还休”，如果登上去山西的火车，到了那儿可能没两天也会被轰回来。这也就是初生之犊敢想敢干，不计成本、不计后果。
在中学，午餐我在学校入伙，我吃饭慢，老师们吃完离开了。食堂师傅边擦桌子边骂，“臭知识分子，吃饭还吐核”。我也吐了嚼不动的菜丝肥肉什么的，赶紧用碗挡住，三点成一线，免得挨工人阶级的骂。那时，老师们挺倒霉的，受同学们的气，还挨“工人阶级”的骂。
中学毕业，同学们互赠毛主席语录，赠给我的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在班里莫名孤傲，获赠这条语录，觉得无伤大雅。
有一位W同学，平时，显得有点傻乎乎呆头呆脑，同学们给他的临别赠言毛主席语录，“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语录庸俗化，成了取笑别人、略带侮辱的人身攻击，一点都不严肃。
复课闹革命时，我太年轻，还不知道什么叫“仰望星空”。如今，反省和灵魂救赎显得如此重要，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清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文革复课闹革命，我一直在说错话、办错事，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我可能掉进一个怪圈，所以面临上山下乡运动，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北京——但我并没料到，自己从一个泥潭掉进另一个深渊。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我们六九届的前途也开始明朗。在北京，我们六九届开始往建设兵团、农场输送毕业生。“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我和同学讨论着去云南、内蒙古还是黑龙江。
刚开始我们选的是云南，“月光下的凤尾竹”，苗寨的吊脚楼，悠扬的葫芦丝，婀娜的孔雀舞。年轻人总好幻想美好和浪漫，我们的梦幻遭到家长们的“横加阻拦”。后来听云南回来的知青说，那里有想象不到的艰苦，幸亏我们去了黑龙江。
现在想起来，年少时真是冒傻气，社会上那么混乱，年轻人困惑、迷失、怅惘、随心所欲也在情理之中。谁都有犯傻的时候，程度不同罢。十几岁犯傻，恰逢其时，我早已原谅了自己。今天我们回忆十年浩劫，不是凭吊和缅怀，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反省、审视、批判。我们的年龄被风化、蚕食，只有鲜活高傲的心灵在回眸在眺望。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不思量，自难忘。尘满面，鬓如霜。”（苏轼）如今，我们缺少的不是道理，而是反思过往、洞悉历史与现实的智慧与魄力。……开历史倒车，终将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人民渴望国泰民安，希冀民富国强，纵有千难万难，人民将前赴后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学会思考辨析，内心充盈和满足就会变得强大。“生命是一场漫长的疗愈”，我们这一代少了岁月静好，多了坎坷与沧桑。发渐雪，鬓似霜，岁月韶华两茫茫。
我们六九届，错过了机会，读书最少知识最浅，只好满足于一孔之见、一知半解，落得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谁与评说？
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