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 口述 米鹤都 整理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