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间谍问题

2013年4月11日，魏京生与黄慈萍应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邀请，与包括宇航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在内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最高官员在沃尔夫的办公室会谈。

美国宇航局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中共政府带有军事目的的"国防科技"的航天项目合作。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管商务、司法、及科学分委员会主席的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先生，则非常熟悉高科技对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多年来，沃尔夫先生一直是为包括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的人们呼吁的人权领袖。

魏京生先生和黄慈萍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节知识向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介绍中国的真相，尤其是中共政府热衷于获取高科技的真实性质，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魏京生先生告诉美国宇航局官员："中共偷窃美国技术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派人混进美国公司或者科研机构，或者收买其中的工作人员。另一个就是通过合作项目直接偷取技术。这些技术除了增强中国军工企业的技术之外，还被出卖给北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国，间接地威胁世界的安全。"

魏先生说："一些美国公司故意把技术偷偷地输送到美国的敌对方。敌方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他们就有理由申请经费研究更新的技术。但像宇航局这样的国营单位也搞合作输出技术，让我很不好理解。"

黄女士就她过去的两个不同角色与宇航局官员交流。一个是她作核科学研究的角色。作为一个高中没毕业就跳级上大学的孩子，她曾以玛丽・居里夫人为榜样来攻读核物理学。

"我大学毕业后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这曾是中共政府研制原子弹的地方。但当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一个是中共政府积极出口核技术到巴基斯坦，后来又到了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另一个就是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有个秘密的的'武器部'。尽管那还是出国很难的阶段，但相关的科学家们却可以很容易地出访美国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最终研制出中国的中子弹。"

"我的学生领袖的角色则使我得以了解其他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我曾任全美学自联主席和全球学联主席。我得知一些中国学生因某些原因不得不对中共政府做出为之获得高科技信息的承诺。当然，他们自己也常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其实，在某些情况下，相比较美国自身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损失还不是最糟的。"

作为自1984年起就使用互联网的老用户，曾任计算机网络管理的黄慈萍还向美国宇航局官员谈及中共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封锁及追踪持不同政见者。高新技术是好，但不能为一个邪恶政权所用。"过去，持不同政见者从公共电话亭给我们打电话，中共需要好几分钟才能跟踪上。但现在，由于美国科技的帮助，中共可以马上找到。"

黄慈萍还讲述了她自己在1998年中共秘密警察打交道的往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与中共合作，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包括发财的机会。我过去的一个熟人，也曾是全美学自联的成员，已经成为亿万富翁，是排位76的中国最有钱的人。他帮助中共建造了用于限制自由和镇压人民的网络防火墙。"

宇航局局长博尔登叙述了他在中国的经验及他对中国的看法。黄慈萍女士回应说："中共政府与中国人民是不同的。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共政府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它压迫人民。"

其他几位人权活动人士包括劳改基金会的负责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负责人、国际声援西藏代表等也出席了会议，并表达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