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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避难美使馆 惊心动魄的13个月

「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以及我的认同者)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这是方励之教授生前讲的一句话。

当方励之教授与李淑娴夫妇在22年前的6月走出避难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飞出中国后,再没能踏上他所热爱的祖国土地,这是方励之2012年4月骤然病逝美国,难以言喻的终生之痛。

触动美中最高当局像冷战小说

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预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长达647页的「方励之自传」。精选摘录交由本报北美地区独家刊载,即日起分批摘录连载书中最惊心动魄的方励之夫妇避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经过。这段经过当时触动美中最高当局,不但是两国交往的敏感议题,更成为中共难以言语之痛,其中经过交涉,读来有如冷战间谍小说。这也是自当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于2003年4月中旬出版「李洁明回忆录」之后,第二位现身说法的当事人回忆,弥足珍贵。

当代史学家余英时表示,「方励之自传」是方励之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所写的遗稿,如今第一次面世,其历史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人想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认识,都必须从阅读本书开始!」

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最终以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结束,血淋淋场面震惊全球。海外华人椎心泣血看着故国遭逢巨变,却爱莫能助。在这一场被誉为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迸发良知热血,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彻底扭转中国1976年结束疯狂文革十年后的发展轨迹。方励之教授则是贯穿这场八九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

1989年6月3日天黑后,中共下令开枪镇压争取民主反官倒的爱国学生,整个北京陷入极端惊恐混乱状态。

已成中共眼中钉随时可能被捕

已是中共当局眼中钉的方励之,面临随时被捕的险境。他在自传中写到,「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

但最后的局势迫使方励之不得躲到美国大使馆里去。方励之写道,「(5日)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砲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从此,就开始了方励之夫妇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避难的13个月。

作长期滞留打算等待走出僵局

他说,「按历史上的前例,避难五年、十年,都是有的。我们原来估计,或许我们也要等三、五年,等到下命令通缉我们的人不在位了,或死了,才有可能走出僵局。因此,我们作了长期滞留使馆的打算。」

方励之1956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加入中国核反应堆研究项目。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至河北省赞皇县劳动。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助教、讲师(1961)。文革十年间多次被下放劳动。

方励之是中国198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在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成就,长期处于国际一流。他孜孜不倦探索科学真理,更是热切地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他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

文革结束,1980年代初,他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率先实行教学民主改革和教授治校,「人民日报」连续五天予以报导。1985年他在浙江大学演讲,总结改革的经验,这个讲话广为流传,蔚为风潮,方励之成为青年学生间最受爱戴的导师。

他善于从基本问题入手,透彻明晰,他追问「谁养活谁?」是纳税人养活党政干部,还是党政干部养活人民?他唿吁民主只能自下而上争取,不可企求自上而下的恩赐。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1989年11月他与许良英、刘宾雁联合发起召开「反右运动(1957年)历史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因有人告密而流产,方励之、刘宾雁和无辜的王若望受批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自封为「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罢黜。

1989年4月胡耀邦含冤去世,爆发学生运动,邓小平即调几十万军队包围北京,并造谣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是策动运动的幕后「黑手」。

「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美方负责人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励之夫妇进美国大使馆避难,官方即下令「通缉」。他俩在美大使馆耽搁了一年多,以后通过外交谈判才转到英国剑桥大学,然后转到美国,最后落脚于美国西南部土桑(Tucson)的亚利桑纳大学。

方励之离开祖国后,仍关心祖国的命运,关心祖国的民主、人权状况,曾担任过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命运纠缠中国近代史客死异乡

方励之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纠缠在一起,他热爱他的祖国,奉献一生,然而六四之后却终生不得返国,客死异乡,所幸留下的遗稿「方励之自传」,将他生命的巨流,又重新流回世界。他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座标,尽自己的责任。」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总结方励之的历史定位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提出了科学和民主两大理想,做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的。100年了,这一目的还没有充分实现。但其间出现了不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方励之便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可以说是「五四」理想的一个完美的结晶,因为他不但是一位第一流的科学家,而且也是推动了历史进程的的一位民主领袖。(本报获台北「天下文化」授权,摘要刊出「方励之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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