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越来越受欢迎。（法新社视频截图）
《中国青年报》5月2号一篇报道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成以上的受访者“痛感垃圾书泛滥”；多数人认为，垃圾书泛滥是由于出版机构金钱至上、迎合市场低俗需求。
《中国青年报》5月2号的报道实际上讲了两件事：垃圾书泛滥—这是事实，不用否认；但报道还说，国民读书“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可以看出两点：出版社出的书质量不高是个问题，多数人读书趣味偏低也是个问题。出版社出了垃圾书是因为市场上有这个需求，但是读书趣味偏低就不能说是因为没有高雅的书可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经典书籍，包括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唐诗宋词、西方名著—用“车载斗量”都不足以形容。
不过，更多人还是想批评出版社金钱至上的经营理念，至于国人的读书趣味，那大概有待于整个教育水准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中国现在不登大雅之堂的书太多，有品位的书太少：
“（中国的出版社）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兴趣，出的书水平非常低。”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对中国出版界负面现象的批评相对客气一些。他说，中国的出版业还不够成熟：
“（中国出版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鱼目混珠这种情况。”
李教授说，在美国，出版界是舆论界的组成部分，活跃着对严肃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国需要借鉴：
“中国就没有这个，中国主要还是中宣部、社会科学院（在管意识形态的事）。”
谢家叶博士介绍了发达国家出版界的多元格局：
“它不是出所有东西都是为了赚钱，它的东西有的是会赚钱，有的不赚钱。”
谢博士说，寓教于乐的理念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现在很多出版和文化活动则纯粹是为了娱乐，他对此感到忧虑：
“（纯粹以娱乐为目的就会）把水平降得很低，使大家不动脑筋，不去思考历史文化上的现象。”
《中国青年报》援引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的话说，通俗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种快餐文化，美味却未必有营养。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