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录一】林场前传
这里是仙境?在开车前往阿尔山天池镇的路上，司机这么反问我。每到夏天，他就要拉上一车又一车从大城市逃脱出来寻找安静的人。“但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里的安静，是找不到机会，令人窒息的安静。”在他看来，世外桃源不过是“被机会遗忘的地方”。
茂密而神秘、诡异的原始森林中间，露出了—块平地。平地里铺满绒毛般柔软的青草，流淌着从地底冒出来的永不结冻的温泉水。这里是王立军出生的地方。
阿尔山市离铁岭180公里，离省会呼和浩特270公里。而从阿尔山市要到天池镇，还要走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
整个国家经济的沸腾，曾经反衬出这个地方的凋零，现在，天池镇终于通过旅游，对接上机会的一点边角。
要离开天池林场的前一晚，23岁的王立军沿着这个小镇那不到一百米的路，半昂着头，来回地走。遇到认识的熟人，向他庆贺，他冷漠地不予回应。王立军的意思是，“你们就困死在这里吧。”时隔30年，王立军儿时的邻居，现在的饭店老板贾春盛还是这么理解。
这个小镇在王立军离开时，正式的称呼，是阿尔山林场天池伐木工人定居点。与这个名字相配套的，是简陋的生活条件：一条土路，两边安排着居住区，—个供应基本生活用品的商店，以及一些办公用房。剩下的，就是围绕着他们的原始森林。
这个拥有一千左右人口的定居点，往前推个七八十年，还是个藏在大兴安岭里的无人之地。1937年，需要大盘木材修建铁路的日本军队，从阿尔山市铺设了一条通往原始森林的铁路，最终的站点就在这里。
战争的硝烟散去后，这个地方一度又被原始森林吞噬。直到六七十年代，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才让政府记起这个现成的火车站。各地的青年，“响应祖国的号召”、“怀揣着战天斗地的热血”，来到这里定居。
王立军的父母是从吉林白城过来的。“老头儿、老太太性格特别好，待人总是和和睦睦的。”这是邻居的评价。王立军父母的这种谦逊，有可能来自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要求——虽然同是工人，王立军的父亲是个有知识的铁路维修工人。
这样的性格，在这里却不一定是优点。政府的架构和组织到了林区更多是象征——管理人员很少，更多人是平级的，因而为什么这家的房子可以修在这里，可以修那么大，为什么这个人家里只能往最边缘挪……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这个原始森林的腹地，慢慢习惯用争夺和暴力来划定。
我试图在这个镇子上寻找王立军小时候的朋友，“我可以回答你，没有。这里不像是那种亲戚聚居的乡里。”另一家餐厅的老板这么回复我。
或许因为父母的和善，王立军反而从小就必须好斗。“他是我见过最莽撞、最冲的人，往往谁多看几眼，他就冲过去要打别人，这种不好惹的个性，连这里的老大都觉得惹上他倒霉，没有人愿意和他走在—起。”所以王立军也没能成长为当时年轻人的老大。贾春盛就和王立军干过很多次架。或许因为这种经常性的冲突，比起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人，贾春盛更喜欢的是森林里的动物，甚至猛兽。据他所说，王立军也喜欢一个人往原始森林里走。
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长。“在这片林区，先后成立了3个林场。”“这种砍伐速度远远高于生长速度的业态，让这里可供开采的林木资源几近枯竭。”这是阿尔山林场的官方描述。落实到林区里人们的生活，则更为刻骨。
“工资先是调低一半，再调低一半，最后干脆开始发一个月停—个月。”1979年左右，连小火车也停了，这个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象征，突然之间被废弃了，这里的人，感到被时代抛弃的窒息感。
林场充斥着吵架、怨怼、打斗。所有人都在用各种办法逃离这个地方。“最早离开的，是那些找亲戚申请调动的。”那一段时间，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拿把椅子坐在门口，长吁短叹。而好不容易进来—次的邮差，是大家最期盼的人，总寄望自己能抓到某根救命稻草。“有几个家庭，下定了决心，总算凑足了—个人的路费，去广州找工作，竟然成功了，那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那里介绍人。但是也有人，拿着几个家庭凑的钱，出去了就没回来了。”
老实妥帖的父母并不是善于找关系的人。这家人安静地等着命运一点点变得窘迫。王立军还在挣扎。他到处找关系，最终用健壮的体魄，加上父亲仅有的关系，换来了—张入伍的通知。虽然只是铁路基建兵。
“我们私底下还取笑，修铁路的地方比林区还荒凉，王立军是急红眼了。不过，没想到退伍前，他回来过—次，听高声地到处说，在部队里找了个老婆，而且岳父是部队里的大官。我们才开始羡慕起来。”
在吃了一顿晚饭后，—个饭店的女老板，和我说她愿意作证，王立军的蒙族籍贯是假的。他是标准的汉族人.当时为了能出去，为了以后政治上的方便，他给自己编了个蒙古族名字。
王立军最终成了“逃出林区的最后一批年轻人”，也在他离开后的1982年，“阿尔山林业局一度陷入了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境地”。留下的人记得，当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整座山都被我们刨遍了，但更可怕的是内心的感受，觉得自己和这个地方被遗弃了。”
贾春盛分析了他自己和王立军的性格：“对人的信任感比较低，被生活吓破胆过，所以看上去都很彪悍，对人、对理想、对道德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从一出生，一开始活在父辈的理想主义里，活在这个没秩序的争斗里，活在困窘中的极端情绪里。好像不正常了三十多年。”
中国有一千多个林场，以这样的方式人工集结成的，除了林场之外，还有大量的厂矿区。这些土地还来不及滋养情感，更别说礼仪和道德。这些巨变的土地，用饥饿、竞争、冲突催生了一个个激烈的人格。
贾春盛记得，“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带着好大阵势回来，连他母亲的墓碑也是特意从铁岭运载回来的。但这么大的操办，我一直觉得那是炫耀和报复。他从来没关心过这里，也没真正帮过这里。”作为证据之一，他讲了另外一个细节：“整个镇子的人都去参加葬礼了，有人起哄着想让王立军聊聊对这个地方的感谢。他不耐烦地摆摆手，一句话都没说，开车就走。”而且，从此再没回来过。
【沉浮录二】弯道超车
1、粗糙的、剧烈的
王海洲一度以为，自己将一辈子在矿区工作。如果按照原来的路径，自己退休时最好的抬头，应该是矿务局保安处处长。他未曾想象到的是：矿务局可以突然变成一座城市。这本是块安宁的土地。建国以前，这个地方因为极端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从未吸引过大量的人来聚居。唯一闻名的故事，是作为军队的驿站，北宋时期金国兀术曾在此调兵遣将。
这因此一直是“荒漠中的某块土地”。直到1958年，中央勘探队发现了埋在这片地底下的矿。这个地方才开始有了定居的理由。
矿迅速为这里召集了足够的人，和矿的亲近程度，也成了这里现成的等级。王海洲17岁当上了法库县卧牛石煤矿的护矿队员，他刚到来时，这里是标准的矿区：小矿厂，堆积的煤炭，飘散的煤灰，和是四周的孤寂。
地底的矿一点点被挖掘出来，矿区开始一点点滋长，这里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和这片土地一起生长的感觉。”现实到护矿工，然后是新组建的铁法矿务局煤矿学校的警卫，1962年12月，王海洲调任铁法矿务局保卫处。
抵达这个位置，对当时的王海洲来说，应该是他此前期望的满意状态了：每天就是巡逻如同自己家一般的厂区、调解些纠纷，维持些秩序，在已经大到足够抵御荒漠严寒的厂区里，过着体面却也相对安静的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脚底下的矿区突然迅速扩产，随之，地面上集聚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时间段里，到处有拖家带口的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聚集到主矿区来，分散到分矿区去。许多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为一个村、一个镇、一座小型城市的规模。
那还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信任大胆的改变和创新，也残留着对大跃进式的突击的眷念，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催生出热血沸腾的造城运动。
1981年，国务院宣布批准铁法在原来的矿区基础上建市。从政府的建制上，正式确认发生在这里的巨变。
政府的承认，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从一个矿产生产区，到被政府正式确定为行政区。从一个采矿队的帐篷区，到一座拥有生活的城市。这意味着：被迅速建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建筑，还有这个地方的政府机构，以及，人的生活。
仿佛是一夜发芽的作物，在王海洲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正在不断攀爬的钢筋，然后长成了水泥柱，最终长成一座座房子。现在的铁法市，看上去像是活在那段历史里：城市中心伫立着两个巨大地火电厂汽轮机冷却塔，白色的水蒸气不停地飘散出来，洒在旁边连片的住宅上。城里的住宅大都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营厂的风格。楼体上没有一点粉刷，是最原始的水泥色——当初这座城市建得太快。根本没有人花心思去注意美观，也没有人关心电厂不应该盖在城市内部，只是顺着一个个厂矿，生长出了一片城市。
自己曾经熟悉的矿区被粗暴的发展瓦解了，被席卷其中的人一度为此亢奋，但也隐隐的不安。
—切都显得那么热火朝天，却也显得有些粗制滥造。而且粗制滥造的不仅是建筑，还有和这—座座建筑配套的角色。除了做原有工作的矿工，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要突然迎接自己很陌生的角色。有一段时间，这里的人会错觉，自已是临时被要求上场扮演某个角色的演员。食品局局长、卡车队领班、法院的审判员……在一段时间里，彼此见而会规规矩矩地连名带姓.叫唤彼此的职务名称。
当白己看护的厂区变成城市，王海洲一度不清楚自己能找到如何的位置。毕竟一个
矿的保安和—个社会的治安，无论从具体的管理事务还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上，都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公安组织是政府在一个地区最直接的管理的手，政府是考虑过，调别的地方科班出身的警察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但正因为这个新的县级市是因矿而建，所有收入都来自矿区，新组建的市政公安局无钱无人，而王海洲所在的矿务局保卫科资金充足、兵强马壮。政府一个拍板，最终，王海洲这个原来的保安处处长，就被时局莫名其妙地推上了这个位置。
王海洲出任的职务，体制上给予的正式的名称是：铁法矿务局公安处副处长，兼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两个称谓，也刻录了从“矿”转“市”的过度。
自己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地方，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而且自己还领着一块必须迅速完成的“工地”——他奔走着到处物色人，希冀迅速组建这一整个地区的公安部门。首先是铁法市所在的铁法与调兵山两镇，然后是晓楠等镇——虽然在那些地方，别说公安局，甚至连政府大楼还没建立。
对于被突然安上的这个角色，王海洲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附和已经建立的规范。他开始到各个专业成熟的市局学习一个合适的公安局局长该有的能力和谈吐。在找人方面，王海洲也更倾向于警校出身的人。然而，这里迅速聚拢的人虽然多，大部分却还是依附着矿区生产线的各类工人。
就在王海洲到处找人的时候，初来乍到的王立军还在享受着他新鲜的城镇生活。
王立军应该感谢这个突然掀起的造城计划，正因为这个计划，这片土地打开了接纳更多人的机会，让他能最终通过岳父的关系，到新组建的食品厂谋到一个职位。
知道正式报到后，王立军才知道，自己正式的工作室食品厂的搬运工。对一切的好奇和热情帮助了他，他没有像当地人一样，眼馋着其他机构迅速扩展开的其他职位，而三心二意耽于工作。他成为了这群装卸工中最积极的一个，有活抢着干，闲时就找司机套近乎。过了一个多月，王立军在这些司机的调教下也开起了货车。
食品局在物资缺乏的矿区，是一个重要也受欢迎的部门，特别是运载食物的司机，可以在不违反大原则下，决定先把哪些稀缺的物资分配给谁。在那个时候，人心被这迅速膨胀的机构催发得格外急躁，这个从乡来的小伙子，反而因为淳朴和“不谙世事”变得格外突出。他不像其他司机，试图通过这一特权交换另外的的利益，而乐于用它来交友。他迅速成为货车队最受欢迎的司机，领导因此决定让他把食品送去给政府部门。这个职务，让他在铁法半年不到，就铺开了自己的关系网，其中包括时任铁保矿务局的纪委书记周雪琴等一拨人。最终在他人生中起到作用的，就是周雪琴：他知道王海洲正在找人。
王海洲后来和人描述过，他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时的样子：身材精瘦硬挺，看得出事意志力和企图心雕塑出来的身体。却因为长着一副圆脸，笑起来看上去很憨厚、亲切。
憨厚、亲切，这是出身贫苦家庭的王海洲觉得亲近的性格，而强烈的事业心，则是他看中的优点。他认为：这样的年轻人因为心性，会成长为不错的人。
时隔30年，王海洲和GQ记者说，他意识到那个着急的年代，注定会搭建出一个粗造的框架，而迅速展开的框架，会激发一些人不合常理的升职欲望。作为其中一个框架的搭建者，他担心自己也会因为着急对人看走眼。他当时首选，是那些本来已经“规范”的人，他曾经向周边县市的干警以优厚的待遇发出邀请，他觉得这些人能带来的，其实已经和土地相处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体制产生的“政治文明”。然而，终究没有人愿意来到这个蛮荒之地。
最低的底线，王海洲开始考虑退伍兵出身的人——他相信这些人经历过的另外一些“规范”化的训练。更重要的，他只能倚重对人心性的判断。所以虽然这个让他留下好印象的食品局的年轻司机，并不符合当时他招考公安人员的标准，他最终同意让这小伙子来试试。
他不曾想到的是，20年后，正是这个当时他亲手挑选的“外地人”，最终把他投入了监狱。
2、“可以出成绩”的地方
站在已知的结局回头看，王海洲可能还是得承认，重来一次，王立军依然会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他当时最喜欢的下属。
刚来试用的第三天，夜间出警，大家约着进饭店吃点东西，王立军说什么都不去。买瓶汽水，买个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自己啃了起来。
第一次领王立军来家里吃饭，这小伙子紧张得筷子都很少动。第二次来的时候，王立军就提着他自己猜测的王海洲夫妇可能喜欢的菜.还毫不客气地，自己挽起袖子就下厨房。这个小伙子身上带着小地方人的淳朴。对比着那些整天踏破王海洲家门，不断打听、算计各种扩张带来的新职位的“老相识”，更显得可贵。
至今王海洲还认定，王立军对他的关心是真挚的，要不怎么能体会到他那么细小的需求。王立军变着法子给他们两口子做菜，见他们颈椎不太好，还自己跑去学了—套按摩的方法。玩笑开着开着，王立军就叫上了王海洲干爹，而王海洲也乐于这样的关系。
那段日子里，王立军还做了件王海洲特别认可的事情。这个没出过远门的人，趁着假期，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同样就买瓶汽水，—个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看北京的交警怎么比划动作。然后回到铁法，兴高采烈地和王海洲比划。
王立军试图规范化的努力，让王海洲很激动。他最终招来的干警科班出身的不多，“规范化”的问题成了王海洲的—个任务。
留给王海洲的时间确实够紧，除了铁法市驻地，其他地方也必须开始组建派出所。因为这完全是一次突击，所以可以不需要走太多规范的程序。虽然王海洲才走上正式的领导岗位没多久，但他必须在各个关键点上迅速布好自己信任的人。
王海洲就像是一个刚学习如何下棋的人，却被要求，马上挑战—盘快棋。
从认可王立军，到派王立军前往晓南镇，这个决定没龙王海洲很多时间。在当时，他自己觉得走了—步准确的棋。直到30年后，王海洲才向GQ记者承认“我终究还是选错了人”。但如果当时让他重新选择，王海洲确实也一时想不到人选。“有时候别高估人选择的空间。时局才是最终的选择者。”
晓南的建造比—般矿区更为粗糙。为了寻找到平地，晓南建镇的地方距离晓南矿有6-7里地，连砂石路都很少。早上6点半上矿，矿工—般5点就要起床，下午4点左右收工，没
有任何娱乐方式，—些工人会主动加班多挣些钱，周末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自愿上矿。他们
宁愿面对辛劳和危险，都不愿意一个人回家面对无边的孤独和无聊。
更为欠缺考虑的—点是，在—个地方建立一个矿吸引大量的男性工人.一般就会建立—个纺织厂，安排些女性工人，以平衡—个地方的生态。晓南镇—直只有矿广，无处宣泄的欲望，让这个地方一度对女性来说非常危险，这让成家的矿工在当时连家属都不敢带。
也是在那几年，抚顺的煤矿突然黄了，两三千个矿工被政府安置到晓南来，—些素质较高的知青借机离开，临时补充进来的新矿工很多是游民地赖。晓南因此成为王海洲最着急完成派出所编制的地方。
王立军—开始确实成为“最对”的人。王立军的职务是副所长，当时他的直属领导、派出所所长汪润元，退休后定最终定居在晓南镇。他记得那时候的王立军28岁，而他自己48岁。这对老少配，在铁岭的公安局里成了众人觉得新鲜的搭配。
“当时谁只要见他—面，就马上知道，他肯定是未来之星。”汪润元直到如今，依然这么觉得。“做事卖力气、办案卖力气、待人卖力气”。在汪润元的描述中，当时王立军热切地喜欢自己的职位，完美主义地要求自己的工作。王立军到了后，开始组织警察晚上执勤露岗，但他总是不放心，不是自己的班，也是—早一晚巡逻—遍才走。—开始他还特别愿意站在路边和众人挥手微笑。在汪润元描述中，王立军有着来自农村的淳朴。连到底下村儿里走，都不在那儿吃饭，多远都赶回派出所吃，“我呆了7年半没在底下吃过—顿饭。王立军也是那么做的”。
然而，这么一个因剧变而无序的地方，仅仅靠温和的“监督”似乎是不够的。晓南镇的纪委书记张红军记得，晓南镇当时“小偷太多了，煤棚、大葱、木头什么都偷，农民到镇上卖鸡蛋，上来—群入围着挑鸡蛋，一会儿工夫人一散鸡蛋都给摸没了。打仗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发生，那时候小流氓们喝完洒就打仗，很多人都以打仗为荣，双方找来20、30个人，菜刀棍子全都用上，警察在旁边鸣枪都没用”。
最糟的事情发生了，警察王涛在1983年被刺死，在同年案件就告破：是3个心气很高的年轻矿工，喝酒后闹事的错手。3个罪犯同年年底被枪毙。
不知道是管理所需，还是出于对同事牺牲的愤怒，抑或是自己幼时生存经验的驱使，王立军开始选择比“治安”更“强势”一点的管理方式。
残留在晓南人印象中的王立军很喜欢抓人“顶墙”——被抓到派出所门口，头顶墙壁站几个小时。打架斗殴抓、走路不沿着线走抓，厂服的扣子没完全扣好，包括初中生小学生打架，都会抓。很多人都记得，派出所门口都有不少人罚站，—天十几个。慢慢地，开始演变到打人：路上抽查，没有身份证，劈头一顿打，往拘留所押。
这种方法好的地方在于，“吓住了不少人，慢慢地谁都不敢乱动。”“但是到后来.没有人闹事了，他—天总要寻些理由找一两个人打—下，他似乎对打人上瘾，谁见他就躲。”
王立军曾得意地和同事说，他找到了超越王海洲而且更适合这种地方的管理办法。或许也是在这一刻，他觉得非科班出身的王海洲终究不是典范，他应该自己探索警察各种规范的标准。
他自己设计警服.设计走路、说话的方式——有许多人目睹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刻苦地练习。他还开始带上墨镜、穿上风衣，甚至开始改装警车——可以看得出，这些范例都来自于当时热播的香港电影。
王立军到晓南镇没多久，很多人就逐渐意识到，晓南镇其实是“可以出成绩的地方”。
晓南是这些新开的矿中.发展最快的。在当时整个国家策略上，矿是“国家新—轮跨越”的关键，辽宁作为煤炭大省是重中之重，铁法作为因矿而设的市，具有标杆意义。再来，作为抚顺煤矿的接收单位，晓南矿还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地方。当时中国的—些矿区已经枯竭，如何做好枯矿地区人员的分流和安置，是国家的—个重要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国家各级领导，在1983年这一年，就考察这个小镇将近十次。也是在那几年，晓南矿矿长阎兴国被评为中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家——金钟奖获得者，而晓南幼儿园园长被评为中国十佳教育工作者。
1983年晓南警察王涛的牺牲，作为当时仅有的—例警察牺牲的故事，震惊了社会和公安部门。但如果这个故事往下的发展是这样的情节—一当地警察迎难而上，在多少年之内让这个地方焕然—新——那将是整个公安系统最乐见的“政绩”。
然而，可以出成绩和确实出了成绩还是有差距的，如何填补这个差距。王立军最终选择了—个办法：他向自己的领导王海洲汇报，在晓南镇三年，他“先后抓了犯罪分子1600人”——这个数据超过了铁法市其它地区拘捕的犯罪分子的总和。
王立军后来还反复和媒体很高兴地强调这个数据，他对这个数据心安理得：每天我都抓那么多人去顶墙，前后算起来是有这么多人。至于这些人算不算是犯罪分子，需不需要给他们人生的履历挂上这样的标识，王立军觉得，应该“从严处理”。看到这个数据，王海洲着实吃了—惊。在他理解中，这不是王立军的造假，而是他的彪。“他总把—切做得过了”。
3、被需要的成绩
“抓捕犯罪分子1600人”，这个让人惊讶的数据，对当时的王海洲应该是个非常大的诱惑。
一旦进入一个新的规则，总身不由己要被规则的各种力量推着走。同僚对这个新区、新公安部门或许没有想象总的质疑，但在铁法，许多被推上新位置的人，总需要一次明晰的成绩来安抚自己。
1983年，作为县一级的公安局主管者，王海洲再次收到从上面传达下来的“严打”的通知。中央领导有着从整个社会发展高度上的判断：文革结束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笔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十年动乱砸烂公检法，导致很多人蔑视法律，威胁袭击公安与干部事件时有发生。而“自从1979年刑法生效，打击恶性犯罪成为了当时很长一段的主旋律”。
在王立军把数据报上来前，这个政策确实会让人比较发愁。特别对王海洲，他在厂矿多年，总是有各种人情世故的关系，身处这样的执法部门，当然谁都想立功，但“想着，把人抓了、挂了罪名了，记入档案不说，甚至有可能突然因为要树典型，被判了刑或者枪毙”。王立军这个外地人反而没包袱。
“抓捕了1600个犯罪分子”，王海洲知道，这在—开始只有三千多人的晓南镇，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数字。但他最终往上汇报了这个数据。
让王海洲自我安慰的一点是，王立军确实为晓南镇做出让人满意的功劳，连晓南镇政府和矿区，都因此特意建了栋大楼给晓南镇派出所。
显然，需要这个数据的，不仅仅作为县级公安机构领导的王海洲，还有“更上面的人”。当王海洲把这个数据纳入自己的总结，向上汇报，就如同在化学药剂里投放了催化剂一般，迅速在自己所处的体制产生巨大的反响。
1990年11月22日，因为这个“突出的成绩”，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全省及市、县、公安局局长到晓南派出所视察。视察极为隆重，这让整个铁法公安局非常激动，这个临时搭建的“班子”，因为晓南镇派出所，似乎成了超过其他同僚的示范地区。王海洲和王立军没有想到的还有，省厅后来把这次视察向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领导做了报告，在之后不久，公安部部长亲自视察了晓南派出所。当时吸引来的还有主管公安部宣传工作的另一领导。
这个数据点燃了本来就积攒在这个地方的政治力量。然而仅仅有数据显然是不够的。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公安新闻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从宣传性角度来说.“严打之后，要总结成绩，一个好办法就是要有人的故事。”一个时任某中央媒体公安线记者的知情者对GQ记者说。
或许算是对得意门生的奖励，对王立军没有任何提防之心的王海洲，仓促间把这个机会给了他。
关于那次采访，辽宁日报高级记者赵先芝在自传里写到：“1990年11月10日，我去铁
法市采访晓南公安派出所所长王立军，采访很顺利，苦写二天二夜，终于写成了6000多字的通讯……这还是我的稿件唯一一次在辽报上连载。王立军是辽宁警界—位名人，但我认识他时还不太知名。”
而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则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年他受公安部主管宣传工作的某领导之托，为公安部政治部微服私访，寻找“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经过领导提供的线索，他“凑巧”地来到了晓南镇，发现，并拍摄采访了王立军。
在赵先芝的报道里，可以看出王立军已经很能讲述白己的故事：“他有着蒙古族兄弟的热情豪放，又有着人警察察的机智敏锐;他能驾车，会武术，精拳击，善柔道;还酷爱书法、绘画、音乐、文学，并有一定的造诣。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爱憎分明的传奇式人物。一次他力挫宵小，一个人勇斗二三十个冲击派出所的流氓。他抓住为首的—个扔向窗户，头撞破玻璃卡在窗户上缩不回来，哇哇直叫;回身又薅住另一个抱住自己脖子的家伙的头发，把那人甩到墙角瘫在地上不能动;紧接着又把—个大个子踢下楼去。眨眼工夫他就把最先冲进来的五六个全打趴下，然后叉着腰站在门口大喊一声：‘谁还敢往里冲?’一时间，把—群流氓全镇住了。别看王立军对不法分子狠，毫不留情地狠;可对人民群众却是爱，满腔热情地爱。当然王立军也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那么‘刀枪不入’，受伤时照样会流血疼痛，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七情六欲，爱妻子，疼孩子，他就是他，只是神圣的‘橄榄色’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但又是出色的一员!”
一个曾在铁岭担任记者的知情者告诉GQ记者，在领导和记者即将来视察时，王立军开始喜欢找当地的文化人吃饭。“就是想和这些文化人讨论自己的事迹如何表达才比较精彩。”
不过当时的王立军的故事，在上面的安排中，只是作为地方的典型代表而已。下来的，还是集体的荣誉。1991年10月21日铁法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廉政爱民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王立军知道自己的数据和“事迹”在这这其中的重要性，他曾向别人抱怨，荣誉应该是自己的，只不过自己还是不够会做材料。他开始让自己的手下干警，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找出来，一条条研究。
据公安部《奖励条令》第十一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1)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英勇顽强，机智果敢，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表现突出者。
(2)在维护社会治安，处置突发事件，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3)在抢险救灾和预防治安灾害事故中，不畏艰险，舍生忘死，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有显著成绩的。
(4)在教学、科研理论研究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议，理论研究有重要成果，为加强公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
这十一条细致的要求，无疑勾勒出—个好警察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描述，往往比较精神化，很难量化比较，所以落实到实际评选中，反而变成了：条件要越全越好。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王立军变得“兴趣很广泛”，他喜欢“和文化工作者交流”，并开始主动记录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把自己设计的臀服、执勤用的警务遮阳伞当作创作发明写进自己的报告总结，还特意让当地的记者同志帮忙讲述自己如何文明执法，爱护老百姓，救济贫困儿童的故事。
那时候的王海洲，则更是把王立军当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像家人一样欢迎王立军来家里吃饭，策划着两家人集体去旅游。他唯—感觉到的，只是王立军似乎突然对文化很感兴趣。
4、 “游戏规则”
大明镇的商家还记得，曾经他们家家户户的窗口必须摆上一盆花，而且花必须养得很精神，没有就要挨打—一这是派出所所长王立军的要求;他会派底下的干警不定期突击检查。
他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这是时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王立军留在田宝珩心中的第一印象。
田宝珩一度很得意，白己从王立军处获得的礼遇。“有一次在大街上，我看到—帮警察站在路口查身份证，到我了，我正要往大衣兜里拿，结果一只带着戴手套的手把我按住了，说这是田老师，不用查。我抬头—看，是王立军。我正要走，后面一个年轻人因为没带身份证被一个警察甩了一巴掌，就要往派出所押，我说那是我的学生，王立军看了看我，摆摆手，那就让他过吧。”
这样的小恩惠，满足了在小地方被忽视的知识分子内心的骄傲感。只是后来他发觉，自己并不是特例。总有一些记者来这里打麻将，田宝珩总可以看到，王立军围前围后，点烟倒茶。
田宝珩记得有一次这些同行彼此相互取笑起来，老张问老李，你说王立军别人称为王青天，这你听谁说，你也敢写。老李回老张，那你说他一个人搏斗二十多个，哪只眼睛看到啦。也有人偷偷说，他们曾看过王立军裸上身，“哪有他自己说的二十几个刀伤?”
但是，这群写作者还是乐于享受这样的待遇——有当地最强势的人讨好，可以时时凸显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地位。
1991年，作为对王立军在晓南工作的肯定，王立军调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大明镇是铁法市区外的文化中心，也是他当年工作的食品厂的所在地。
这次升迁虽然是好事，但如果离开晓南镇，他消无声息了，那当时的成绩其实是晓南镇的成绩，和他无关。如果他离开晓南镇，晓南并没有更新的消息，而他在声势上甚至比以前更甚，就会让人觉得，以前晓南的成绩也是他的。
据田宝珩的描述，当时王立军主导的派出所经常打人。一天打个三四拨人。“具体事儿我不清楚，反正天天看着他打人”。“我还看过，甚至两个警察把一个小伙子的两个胳膊，死死踩趴在地上，然后用脚踢脑袋”。对于一些不能打的小孩，王立军则用一些软暴力的办法，“每个人交往罚款，然后脖子上都挂大牌子，弄得像文革似的”。
这种强势确实带来了安宁的社会环境。1986年大明镇大明村党总支委员会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党总支。
按照田宝珩的说法，当时的大名是个很土、很淳朴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警察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而上面的领导给予这个新组建的市，是一些基本的架构：必须有警察局、有税务局、有文化局……，但每个局的管理范围和行政权力有哪些边界，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厘清，结果，就交由地方自我的实际情况来塑造了。
在王立军的统领下，当时的公安局几乎无所不为。田宝珩记得这么一个事情，当地税务局局长邀请他来做税务局一些文化标语的布置，他正在和税务局长说话间，王立军管辖的两个警察突然闯进来，很不礼貌地直接宣布，“下午我们派出所要用你的会议室，赶紧整理出来”。气得税务局长手直哆嗦。
与晓南不同的是，大明商业更发达，很早就有了舞厅、台球厅、录像放映室、浴池。王立军到大明后，每天晚上对舞厅进行突击检查，要所有人出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就要被押往派出所罚款，很快就没有人去舞厅了。舞厅没人去了，就开始查台球场。当地人玩完台球有时会赌输赢，叫“挂杆儿”，王立军到处封。
王立军到任一个月后，镇上几乎所有娱乐活动都停止了，每天傍晚开始小镇就好像宵禁了一样。从混乱的繁华变成了一片萧索，王立军只保留了一个文化官，可以举行一些官方娱乐活动。
清理完这些娱乐场所，王立军开始“整顿”商户。王立军特意请了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做帮办，“无论去到哪家店，有哪里让你不满意，就去找我说”，然后王立军就立马带人来罚款。“大明这个小街不太长，也就是500米不到。他有一次一口气查封了18家。”
整顿完商户，王立军又开始要求每家商铺无论多小，都得安报警器，一个报警器近400块钱，当年400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三、四个月的工资。
客观来说，王立军安装报警器，在某些程度上，是改变治安管理办法的一个大胆尝试。他曾把当地的媒体邀请去看所有报警器串联起来的样子，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了，一按报警器，派出所里的地图就照示出具体的位置。这在当时整个中国的警务管理系统中，是非常先进的尝试。
但是，罚的款哪儿去了?镇里的人曾私底下议论这个事情。有人发现，王立军总要往邮局跑，每次都是大包大包地往北京、沈阳寄东西。众人因此判断，估计是打点那些因来视察而认识的领导的。
不小三年，大明镇派出所突然自己建了一栋大楼，造价60多万。“主体楼都是我设计的，我喜欢草原上的鹰，所以是鹰的造型。”王立军说。
这个事情让王立军再次在公安界震撼了一下，大楼成为因为受民众拥戴，而第一栋自发发捐建而成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再次迎来了一拨视察高潮。当时同在铁岭当派出所所长的某知情者，却记得当时同僚的不服气：“王立军在报道台上说，这些钱多少是打黑罚款的，多少是民众捐的，有人在下面嚷嚷，打黑生意链，看来是个发明。”
这些陪同领导视察的同僚进到新派出所大楼，才发觉王立军再次震撼了他们。整整一层楼，展示着电饭锅、水瓢等大量赃物，据王立军的说法，这些都是他们抓捕小偷和强盗的战利品。“我们瞧着就怀疑，这么个地方，被偷被抢的哪有那么多东西，但是难得下基层的省厅领导，却被这个阵势给忽悠了，连声说这挺好，大家只能又一片掌声。”
“他是一个作秀天才，有一次领导要来视察，大明突击修了几岗楼，凡是胡同口全修上治安岗楼。等领导视察完，这个岗楼一天也没用，完了就找人拆了”。而关于那些所谓赃物，王宝珩也有抱怨：“我去看那个展，发现电饭锅是其中—个警察小赵家的，我笑话他，怎么你家的东西成赃物了，小赵说，王所动员大家借，我只好连水瓢都拿来了。”
曾在当地党报工作的人，做年底整理的时候发现，王立军成了整个铁岭地区新闻最多的警察，而且，把这些新闻规整一下，居然很均匀地对应公安部那十一条标准——他显然是规则细腻、准确的把握者。
5、“弯道超车”
在王海洲的家里，曾保存着厚厚一叠照片：有和王立军一家去旅游的，有他来拜寿的，有日常打赤膊吃东西的照片……不过那些照片都是拍摄于王立军“到北京深造之前”。
王立军调到大明镇后做的种种，公安系统里的人都隐隐察觉到和上级评选标准的呼应。有人曾向王海洲分析，猜想王立军是否有“弯道超车”的野心。
有旁观者察觉到王海洲当时的惴惴不安，这可能来自于“王海洲感觉得到王立军某些方面比他更适合目前这个体制”。除了敢于用铁腕造出事迹来，王立军还特别敢花钱，给人特别慷慨的感觉。逢年过节，重要的人一个没掉过，谁也搞不明白他的钱哪来。再有，王立军特别适应这个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战场——饭局。他在饭局上总是异常活跃，又善于自嘲，对外界信息接触得很快，新词，新概念，立刻领会，再转达，所有人听了会觉得很新鲜，很佩服。
许多领导来视察，即使再认真听取工作，终只能是蜻蜓点水，饭局上的表现，成了干部们表现的关键。
王海洲最终只是叮嘱王立军要收敛一些。当时的王立军，无论走到哪，总要带着记者，不仅自己带墨镜，还擅自改了警服，改了警车，把耍帅的风衣当做正式的穿着。这些在王海洲看来，都是不符合规范的事情，而且“严格意义上都是违法的”。
“他来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批评过几次。但后来想想，虽然过火，但他毕竟是我的手下，他犯错，等于我犯错，他的功劳也就是我的功劳，所有也就不追究了，这是我的私心，是我的错。”王海洲说。
在“靠一己之力给大名派出所建了栋大楼”后，王立军还曾直接模仿王海州的笔迹签逮捕令。那一次王海洲本想好好修理一下他，但刚骂了句你“他妈的小子胆子太大了”，王立军就嘻嘻笑。这事儿就过去了。
王海洲一直认定一点：他和王立军是捆绑在一起的。晓南也好，大明也好，同样是铁法下属的。何况，王海洲还是信任、依赖王立军的“彪”，因为他自己的犹豫，似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反而王立军在晓南镇彪出来的“成绩”，让王海洲因此获得三等功。
这些年对王海洲来说，发展并不如预期。辛辛苦苦参与组建了这个地区的公安部门，只有1986年12月，获铁法矿务局先进工作者。王海洲必须攒足更多的荣誉，才能获得提升。
王海洲曾把这样的愿望，和王立军说过。其实，王立军当时确实也在准备材料，只不过，不是为了王海洲，而是为了他瞒住王海洲的一个事情：上级领导视察晓南留下了许多机会，其中一个，就是全国十大警察的评选。
根据目前依然公开的材料，“中国十大杰出警察的评选是公安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法制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人民公安报社等9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