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推动政府的改革。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由李克强总理牵头进行的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邓小平推动下实施的改革有一个明显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邓小平当年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而李克强今年就任总理以来已多次表示，中国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只要能保持住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了。李克强之所以将中国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下调，是因为他清楚，在以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为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超过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李克强主导的这轮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悖论：改革的成功将以损害改革的最终目标（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为前提。
这种尴尬局面让人不由得想起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是北宋当时陷入了所谓“积贫积弱”的困境，而“积贫”又是由“积弱”直接导致的。北宋并不是一个贫穷的王朝，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不仅高于此前的唐朝，甚至高于此后的明朝和清朝。这种情况下北宋政府之所以依然财政紧张，主要是因为北宋的军费开支负担太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庞大军费支撑下的北宋军力，却远逊于唐朝和明清。于是，王安石变法把增加政府财力、提高国家军力作为主要目标，但北宋军力疲弱的真正症结是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的强烈不信任感，为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政府设置了种种制度来限制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军事将领在边境指挥作战都要严格按照中央政府事先确定好的排兵布阵进行，这样的军队哪能有什么战斗力，于是政府只能靠不断增加军队人数来增加军力，由此导致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再雄厚的政府财力也无力支撑。
有不少后世人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扼腕叹息，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一条是直接针对宋朝皇帝对军事将领放权不够这一北宋“积弱”的症结的，所以它的失败不可避免。但我以为，以王安石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之所以他的变法主张没有直指这一要害，是因为他和支持变法的宋神宗都清楚，把军权大幅下放给军事将领，虽然有可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北宋军力，但却很有可能导致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重现，甚至直接威胁到赵宋皇室的江山稳固。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标是巩固赵宋王朝的江山，如果江山都不保了，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呢？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而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中国当今政治结构、国际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抽去了经济快速增长这根最重要的梁柱，由其支撑的一系列现存结构都有可能垮塌，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情况下，改革对政府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如果要期待李克强主导的中国这轮改革获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改革者有没有魄力和勇气不顾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坚持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其二，在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必定会降至显著低于7%的水平；其三，中共政府在经济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将经济向平衡状态调整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从中共领导人近日的表态看，7%的经济增速是他们的容忍底线，所以如无意外，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有着不同于佩蒂斯的看法。拉迪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大幅降低的看法，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实现平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尽管不会继续达到两位数，但也不会低至佩蒂斯所假设的3%至4%。如果拉迪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中共政府不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很有可能较为顺利地完成当前这轮改革。
但如果佩蒂斯是正确的，而各种主客观原因又使得李克强总理不得不着手推进当前这轮改革，那么改革的成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经济增速伴随着改革的进行而大幅减缓时是否会发生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从政府到老百姓都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于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政府花钱买稳定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局面下能避免发生社会动荡吗？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知道没有“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从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情况看，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要向政府无限问责，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
如果秦晖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硬着头皮改革的中共政府将会与王安石君臣当年一样面临着一个攸关改革成败的根本性问题：敢不敢把手中的控制权真正放出去。王安石变法时北宋已经步入中衰期，如果当时朝廷真的把军权下放给军事将领，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赵家皇帝们很有可能控制不了手拥重兵的各方将领，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江山易主。王安石变法失败，根本原因是宋朝皇帝没有放权的自信。但中国历史上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王朝也曾实施过重大改革，如商鞅变法等，这些改革却大多取得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实施这些改革的主体有勃勃生机，对局面有敏锐的反应力和强大的把控力。李克强的改革如果真的需要在明显不利的局面下杀出一条血路来，归根到底，还要看共产党所说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否真正经受住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