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代表人之一陈永贵（中）被揭露曾参加日伪特务组织
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当年不知陈永贵大名的肯定不多；在今天，特别是一般民众，知道陈永贵是汉奸的恐怕也很少。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
上世纪60年代，当人们刚逃出饥饿造成的死亡阴影，还未喘过气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吼上了天。一方面是要捕风捉影地搜索出“阶级敌人”来进行斗争、镇压；另一方面又要“大树特树”起一批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来愚弄人民。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分别就是军队方面的雷锋、工业方面的王进喜和农业方面的陈永贵。这就是当时被捧上了天的所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两面红旗。按照毛泽东的定义，这些英雄人物必须是“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正宗品牌货，半点也沾不得阶级敌人的边。
但就在1964年，中共党内高层已传达了毛泽东要决定树大寨为农业战线的红旗时，在大寨当地一个叫赵怀礼的老贫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爆出了惊人的猛料，他说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当过汉奸，当地人都叫陈永贵是“二鬼子”。他这话是对当时来大寨“蹲点采访”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讲的。按中国的规矩这样的大事既不敢隐瞒，更不能报导，只有如实向上反映。但中国向来就有“看人说话”的潜规则，即，位高，则一言九鼎，位卑，则人微言轻。毛老人家若说煤炭是白的，肯定是绝对真理，而我老人家若说煤炭是黑的，就可能是存心抹黑。所以这位赵老贫农的话，并未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先生的行情，就象今天的股市一样一路飚升。到了文革，陈永贵的身价被当时媒体捧得和圣人也相差无几了。
1968年文革中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在清查山西省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和该公司另一名职工王久荣的档案时，发现他们都提到在1942年前后参加了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王久荣在交代材料中还特别注明“负责人是陈永贵”。这当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当时69军驻昔阳县的支左部队立即查阅了日伪档案，从中发现不但有陈永贵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陈是伪村长、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陈永贵的汉奸特务身分到此可以说是水落石出、铁证如山了。
69军军长谢振华（以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立即命副军长李金时将此事呈报中央。按当时阶级斗争理论，这种“暗藏的阶级敌人”，肯定是立马实行专政，坐牢，杀头都是题中之义。然而上报中央后，周恩来竟然在材料上批示：“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谢振华按周恩来的指示，以69军党委的名义，于1968年12月将此事上报中央。后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向六十九军传达了毛泽东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传下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不但不准再提，而且“提”起这事的封疆大吏谢振华也弄来批斗，罪名是“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揭露汉奸历史反成了罪人。
来源：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