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问题
吴敬琏批4万亿致鬼城频现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
2013年07月09日16:15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作者：吴敬琏
吴敬琏：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性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共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业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前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GDP的94%，去年则是本地GDP的114%。根据它的计划，今年的投资将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0.00%]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因为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维迎：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经济中国将无法增长
2013年04月08日02:42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卢丽涛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国企垄断，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据竞争主导地位，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和特权
政府和市场，这一对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博弈的边界在哪里？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贡献和作用应该如何评估？如果创新是未来增长的重要动力，那么制约创新的因素有哪些？
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分论坛上，作为“市场逻辑”的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的言论很尖锐，他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与之呼应的是，来自法国的圣戈班前董事长、拉扎德董事Jean-Louis Beffa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
香港财政司原司长、现任黑石集团高级董事总经理的梁锦松也认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国企的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其监管，并进行公司化治理。
增长靠政府还是市场？
当欧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中时，世界将增长的期望放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身上。如果想要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维迎表示，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成功存在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共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国有部门特别庞大，这种情况必须加以逆转，中国成功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张维迎说，过去十年中国保持了高增长，因为前二十年改革红利的积累持续影响了这十年，但今后十年中国必须继续市场化、放松管制，缩小国有企业。
“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中国需要法治，否则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市场。”张维迎说，如果国有部门非常庞大，或者主导某一些产业，我们就不可能有公平的竞争场所。
相对于张维迎的“市场逻辑”，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不可忽视国家的力量。
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Thomas Piquemal认为，中国、韩国、德国取得令人瞩目的高增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进行长期规划，而非短期投资主义，而德国国家资本主义就是长期规划的好例子。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称，过去中国取得成功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一个是民营企业，而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项兵说，我希望看到精英治理，使最好的人参与到政府治理中。同时政府的权力应该削弱，否则就会有腐败，有收入不平等。
作为企业界人士，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但真正的运行和细节要靠市场规律。这两种必不可少，没有顶层设计会效率低下，如果有了规划，政府什么都管着，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靠企业，靠创新的力量。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要有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合格的监管者或能够发挥促进性作用的政府。”印度工商联合会会长、汇丰银行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说。
国企问题在于治理和监管？
一方面是对市场的推崇，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政府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强大支撑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一观点得到Thomas Piquemal的支持，他说，以前我以为国企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实际上我非常惊奇地看到中国国企现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
“所以，如果要增加市场竞争的话，不一定非要削弱国企的作用。”Thomas Piquemal说，应该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使得国企和私企都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当成公司的利益，而成为真正为公众服务的实体。
Jean-Louis Beffa也认为，不可低估国企的成就和贡献。他说，中国国资委领导下的一些公司，如电力、核电行业的公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同时，中国国企的管理越来越国际化，也在促进更多创新。“如果想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梁锦松表示，在一些核心领域需要有国企主导。比如金融领域应该存在国有银行，香港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本地银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难以下手。
梁锦松说，他个人支持自由市场，但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改变了政府作用的定义，政府也能够积极促进市场，用适当的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中国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其属性问题，而在于国企如何进行治理，如何实现监管。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一旦上市需要有一些独立董事进入董事局，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进行管理，同时要确保国企不会受到政府不恰当的干预。”梁锦松说。
Naina Lal Kidwai支持梁锦松的观点，她说，虽然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但政府以及董事局作为监管者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举例说，15年前，印度银行业100%由国家拥有，目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中70%国有，但印度银行业还是非常成功，主要原因是拥有好的监管框架，并且很少受到政府因素的不良干预。
但张维迎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说，有三个可怕的错误理论：第一，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我们有竞争，只要有很好的监管。第二，所有权没关系，只要有很好的治理。第三，民营企业也可以成为垄断企业。
张维迎的理由是，中国经验表明只要存在国企垄断，民企根本不可能占据竞争主导地位，因为国企总是得到特别优惠的政策和特权，不可能有合适的定价，不可能有合适的政策或者规则。同时，在中国国企很难进行市场化治理。
“我也是一家国企的独立董事，很明显政府总是有这样的权威来指定一个CEO、总裁或者董事长。他们的薪酬不是按照绩效给予的，CEO或董事长基本就像政府官员一样。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没有一个私企可以成为行业的垄断者，这和西方不同。”张维迎说。摄影记者/吴军
周其仁：拖延改革永无宁日
2013年07月02日09:45
来源：21世纪经济作者：周其仁
原本从本期评论开始，转向宅基地的经济分析，题目也写好了。不料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贺莉丹发自云南玉溪的报道，“云南鲭鱼湾征地风波奇怪的补偿标准引村庄风暴”（见21世纪网，2013-06-10），决定插入一篇短评，对我国农地制度延迟改革造成的困局，再说上几句。
故事发生在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的下营村。从地图上看，下营村地处抚仙湖的鲭鱼湾湖畔。作为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抚仙湖海拔1700多米，面积216平方公里，平均深度95.2米，最深处158.9米，湖水容量206.2亿立方米，总蓄水量相当于12个滇池，或4.5个太湖。抚仙湖形如一个倒置的葫芦，北部宽而深，南部窄而浅，中呈喉扼形。《徐霞客游记》写过的：“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
更有网友引嘉靖年间杨升庵赞抚仙湖之佳句：“只少楼台相掩映，天然图画胜西湖。”看来这位清朝才子真有点预见力，经济搞起来之后，果然少不了沿湖修建楼台之举。据记者报道，几年前江川县政府就引进了一个计划投资400多亿的高端旅游项目。下营村在抚仙湖那个葫芦腰的腰眼附近，“位置资产”优越无比，理所当然成为项目第一期的所在地。
本来土地资产增值，是一桩好事。可是没有好的游戏规则，好事也难得好报。这不，如此美轮美奂的建设项目，居然闹到“在2011年和今年2月两次引发群体事件和暴力冲突”，“因种种冲突，近两年来，鲭鱼湾的仙湖锦绣工地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连当地官员都感叹“现在每天回镇政府上班我都有点害怕”的地步。
鲭鱼湾征地风波的起因，不是常见的村民对征地及补偿标准有意见，而是当事人因征地补偿怎样在村民之间分配，闹起了纠纷。问题也不是常见的少数村庄权力人物，利用“代理人”的特殊地位侵犯多数村民的利益。那类问题，解决之道是公开信息，增加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制约村长的权力。
问题是，即使把“村庄民主”搞得有点模样，也还会遇到力有未逮的情况。下营村的新闻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请看报道，把这个本来美轮美奂、将来有望更美轮美奂的地方，搞得好几年谁也不得安生的，直接起因居然就是一个公之于众、村民有权讨论、有权表示意见的征地款的分配方案。
下营村闹将起来，起于2010年11月3日公布于玉溪市江川县路居镇政府官网的《“云南江川仙湖锦绣”项目征（租）地费分配指导意见》。据记者调查，引起村民意见分歧最大的，是该指导意见中的如下条款：“涉及本组被征（租）土地的承包群众，根据实际情况按1987年土地承包台账（工分）进行分配。”
这一句，非细读不能懂。第一，云南直至1987年才分田到户。此前，人民公社按工分来算社员的工作量和劳动报酬，那时，10岁以下村民记6分，10岁以上的记10分。第二，所谓按工分制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是把全部征地补偿款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头费，即按当地政策能享有土地分配的人头数来分配，占总补偿款的30％；第二部分为土地费，以该村民小组的总工分数来分配，每户再按所持有工分数分配补偿款，占总补偿的70％。
准则有点抽象，加上例证也许容易明白。不过我要把记者写下的例证略为改一点，以下凡是引号内的都是报道里的原话，顺序有调整，而未加引号的则是我添加的“过门”：
若“被征地的一个村民小组”“共获120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再假定该村民小组“有100亩水田、700位具备领取土地补偿款资质的村民，其中350人拥有1987年土地承包时分到的共5000个工分”，那么就把这1200万元分为两部分，“其一人头费，为700位村民共享，不管有地无地，只要符合政策，均有人头费，这样每位村民领取的人头费占土地补偿总款项的30%，共计360万元”，即人均分配5143元；“其二为土地款，仅为有工分有土地的村民所有，这部分占土地补偿总款项的70%，共计840万元，除以村民小组工分总数，约合每个工分1680元，各户按持有工分数享有此部分所得”。
简单理解，这里有两套补偿准则。一是国家依照被征土地的数量，定下付给集体的征地补偿总数；二是集体得到的补偿款，如何在村民之间分配。例证里那1200万元的总补偿额，是国家依照被征土地定下的（也就是上引玉溪市规定，水田每亩补偿12万元，旱地（含果园）每亩6万元）。但这1200万元到了集体内部，却不再按各家被征土地的数量、质量来分补偿，而是部分按人头，部分按1987年的工分数来分配。各家实际获得多少征地补偿款，由各家的人口数，以及各家1987年持有的工分数决定。
就这么一条规定，激起了报道所说的“两次村庄风暴”。先是方案公布后，“带着种种疑虑和不满，村民们多次以上访形式向路居镇、江川县政府表达对按工分制分配土地补偿款的反对意见，但无果”；“此后，矛盾趋于激化。在2011年，因上述按工分折算征地补偿受到抵制，在鲭鱼湾被征用土地附近的农田里，一批身着迷彩服的人曾与当地农民发生肢体冲突。”“到了今年2月，冲突再次爆发，”“最紧张时，在鲭鱼湾附近曾驻扎上千警力（一干部称“当时只出动了数百名警力，”并“亲眼目睹有几位村民在镇政府殴打两名警察，把警察打得住了医院。”）
回到冲突的源头，即征地补偿的两步法。第一步按地补偿，要有纠纷也不难厘清症结所在，无非涉及被征土地的量、质、价，面积丈量可以复核，水田旱地不难区分，补偿标准是高是低，也总可以一议再议。但到集体内部的分配，搬出一个1987年人民公社的工分法，听都不容易听懂，实行起来连猫腻何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一道弯？
我们还是不要急于拍案大骂当地的官员蠢，因为事出有因。还是细读为上：“为什么采用工分制分配方案，而不是直接套用玉溪市按土地面积补偿的政策？”对此，当地镇政府的一位官员回应：“这主要是考虑到张营村的特殊情况，因为在1987年8月20日之后出生的张营村村民与此时段后嫁入征地村落的女性，都没有工分也没有田地，而这部人在张营村所占的比例很大——在张营村被征地的约2200名村民中占到了51.7%。”
不妨再听听他的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搞一刀切，直接套用市里按亩计算补偿的标准分配补偿款，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一方面过半数村民拿不到一分钱，另一方面有些违规乱开荒、乱开垦，占了不少地的人却能拿到几百万的补偿。所以我们觉得按工分来分配是经过反复权衡的，是顾全大局，最大化地保障公平。”
这正是改得半半拉拉的集体土地制度留下的一条长尾巴。讲过的，承包到户的土地仍为集体土地，而“集体”经济的性质就是地缘化的公有制，权利主体不但包括已经生下来的成员，而且包括永远没完没了、将来还可能增加的人口。正是此种经济属性，让“集体成员”有相应的权利诉求——你们前面的成员把土地承包了，我来了，也是成员呐，怎么可以没有地？
下营村的情况比较夸张，全村一半以上人口是1987年以后新添的，没有参加1987年的土地承包，如果按谁家承包的土地被征就补偿谁家，如何摆得平？读者当记得，我写过成都人借用一种当地麻将叫“血战到底”的，描述集体土地制下产权流转与补偿的困境吧？这里是云南下营村的“血战到底”，谁也不能从此类游戏中轻易抽身。
对任何游戏规则，都赞成好办，都反对也好办，就怕一部分赞成，另外一部分绝不接受。看来要下营村采用1987年工分法来分配征地补偿的方案，就收到这令人绝望之效。1987年以来的变化，各家各户情况不同，增人多的户有一个利益核算，增人少的户有另外一个核算，张家之得补偿不了李家之失。各位不妨设想一下：要是镇政府宣布废除1987年的工分法，转回来按各家被征土地分配补偿，将会怎么样？我的猜测是，一部分村民满意了，换另一部分村民去上访。
报道提到了一位三农问题专家对此案的评价：“鉴于中国现存的农村‘分田单干制’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路居镇的做法是选择回到‘起点公平’模式，可以理解。”不过这位专家接着又表达了如下意思：“近30年前实行的工分制原则，反映不出劳动力和人口的变化，也并不能真正解决当地的冲突和矛盾。但按玉溪按亩计算补偿的标准操作，又将使没有享受到1987年分田政策的人再次被补偿政策排除在外，也不公平。”
不知道记者的转述是不是准确。我只是质疑这个意见是不是把解决问题的方向整反了？要是把土地产权完全置换为人人享有的“人权”，那下营村征地补偿的办法似乎就应该是把总补偿款除以总人口，然后数清楚各家的人口，按人放发便是。那样一来，土地的所有权、长久不变的承包权、以及正在发育的转让权就统统失效，相应的行为逻辑也失效，因为一旦转向数人头分福利的方向，相应的行为逻辑就会登场。
还是没有“公平”，因为还有将来增加的人口。无论未来新生的，还是下嫁到下营村的人口，因为没参与此次财富分配的存量，一定会引起未来村民家庭之间财富的不均等。那就等着吧，为了未来的“起点公平”，人们只好在永无宁日的冲突中，等待着诞生永恒公平的土地制度。
许小年：促进城镇化需要取消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
2013年05月28日16:53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以前我在陕西生活过，昨天，我一下飞机，刚吃完第一个肉夹馍，觉得很好吃，吃第二个的时候，就觉得味道平平。这是为什么？这叫边际效益递减。”上周五在西安举办的“中欧教授巡回演讲暨EMBA管理论坛”上周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以一个比喻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长期过度投资，将被迫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他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将进行三次探底”
看欧美危机
美国经济正在复苏欧洲负债仍在高位
在演讲中，许小年教授首先分析了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他用图表、数据等方式向与会者展示了美国经济已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欧洲经济仍然在债务和银行的泥沼中挣扎；中国经济的下行才刚刚开始。他指出，经济持续和长久的发展并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而是取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经济危机的阴影正在复苏，美国股指创出了有史以来的新高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小年教授介绍说，美国经济复苏的根源在于其已经将居民、企业、国家等负债从2008年的150%减少到目前的80%，负债率出现大幅下降。经济运行进入到了一个正规的渠道之中。
然而，欧洲就不同了，欧洲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许小年认为，“目前欧元区的负债余额依然在高位运行，只要负债不解决，欧元区的经济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欧洲经济仍然在债务和银行的泥沼中挣扎。
谈中国经济
产能过剩成关键将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的下行才刚刚开始。”许小年这样的判断让人担忧。许小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长期过度投资，形成产能过剩。来自发达世界的需求将长期疲软，中国将被迫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外部需求仅为次要的原因，而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才是关键所在。据不完全统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有多项世界第一，这包括钢铁、水泥、煤炭、玻璃、汽车、发电设备、电视、手机、冰箱、空调、服装、玩具等等，这么多的世界第一背后，则是这些产业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他看来，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将会出现更多的过剩产能，这会使得下半年经济将越来越困难。当然，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过剩，依然有一些领域并不过剩，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传媒娱乐，但这些领域并没完全放开。
建言城镇化
取消户籍制会破解城镇化的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社会各界关注度很高的城镇化呢？
许小年表示，城镇化是改革开放后资源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果，而非政策变量。城镇化应当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发展的自然结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20%，而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达到了50%，因此，城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形成的结果。
如何促进城镇化，许小年建议：首先，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城市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项待遇，人口自由流动，这样会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其次，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给农民的土地进行确权，农民有了确权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农民个人和集体土地直接入市，自然会降低地价和房价。城镇化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赶上楼，农民住到楼上，收入从哪里来，这不是城镇化。第三，进行财政改革，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放松和解除管制，创造投资与就业机会。
企业家眼中的经济问题
柳传志：不要对企业家抱多大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
2012年10月15日15:37
来源：《财经》杂志作者：马国川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席 柳传志（资料图）
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尽管改革之路艰辛，但这位亲历改革过程的企业家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柳传志在接受本刊专访时，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今年68岁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同时他也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书写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柳传志表示：“我们还是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柳传志坦陈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在柳传志看来，“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回顾历史当审慎
《财经》：许多人认为，目前的中国亟需启动深层次改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柳传志：我原来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绝对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今天北京最穷的人，也比“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生活水平要高。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
最近揭示出来的薄熙来事件说明，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人心不安，社会就难以进步。
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
《财经》：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可是，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即使有这种人物，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
柳传志：我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式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文革”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国银行的小职员，有一个是“右派”，特别低调小心，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圣母军”。其实，“圣母军”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这位太太到处跑，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后来就疯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来活埋了！
有些人以为“文革”打击的是当权派，错了！“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把群众都忽悠起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
《财经》：“四五运动”一方面是怀念周总理，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满。
柳传志：天安门广场上明明有大批军警，人们还敢纪念，就是因为人们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为什么像华国锋那么谨慎的人，敢以非常手段将四人帮抓起来？因为他明白民心可用。“文革”结束的时候，人们认为这场噩梦永远不会来了。
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应该勇于纠正错误。为什么不能以史为鉴，为什么现在不能够把“文革”的真实面目抛出来给人们看？它会损害谁的利益？历史一旦被完全展示给人们看，那么薄熙来事件就不一定会发生。
《财经》：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柳传志：现在还拥护“文革”的有三种人：第一，是投机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第二，在还文革”中受过苦、挨过打，年龄很大的一些老同志，可能极左也是他们的信念；第三，则是无知，不知道严重后果。
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通过“打黑”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财经》：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
柳传志：一说起“文化大革命”，我就义愤填膺，因为身边见过太多悲惨的场面，心情没法儿平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家里没有遭难的。如果眼见了那么多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没人性。
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后指出，应该建立良好的制度，使坏人没法儿再做坏事。那为什么就不能做呢？应该拿出勇气，启动改革。
《财经》：时代不同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不改革无出路。今天中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日子未必不可以混下去。
柳传志：当年邓小平改革，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时台上还是有一批相当强势的反对改革、维护计划经济的力量。可是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甚至废除终身制——本来他自己完全可以在最高位置一直做到底，但是他排除阻碍，解决了终身制问题。还有1992年的“南方讲话”，实际上也是矛盾冲突的表现，邓小平不顾一切要往前推动改革。
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不过，尽管改革阻力很大，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财经》：这种希望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还是有坚实的现实的理由呢？
柳传志：不仅仅是良好的愿望。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大家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现有局面。换句话说，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不然怎么改革呢？如果真的能够将优秀人才选出来作领导，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有可能效率非常高，也可能形成创新模式。当然，如果黑箱操作，又没有人可以监督，就不好说了。
企业家能够担负的责任有限
《财经》：目前中国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推动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凝聚推动改革的力量。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袖，您怎么看评价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柳传志：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绝不能说，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是爱国的。当环境好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正常的环境下工作，多交税。但是如果让他们逆潮流而强动，或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估计不太可能。
《财经》：一些人士表示，他们本来认为企业家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柳传志：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
《财经》：软弱但并摇摆，这是您对中国企业家的评价吗？
柳传志：至少我自己是这样。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1988年中国物价“闯关”，我就在山东办了养猪场，目的是保证企业员工能够吃上猪肉。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
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这不是句空话，也不仅仅是态度，在我看来，也包含了能力和对后果负责。我觉得，这代表了大部分的企业家想法。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财经》：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动。
柳传志：只要中国要向着好的方向转型，政府积极改革，我们会积极支持。但是企业家不敢站出来与政府抗衡，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一面。当然，我不否认也有极个别的优秀分子。
《财经》：当前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希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最怕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教训，我告诫我们员工：永远要小心，不能对政府有任何不尊敬，也绝不给任何人行贿，即使是这样心情也还是紧张。
我们在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等方面都可做得很好，但是不确定性在于，政府的政策法规制订以后，个别贪腐官员可以利用政策法规谋取不正当利益，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有人想找毛病，总能够挑出毛病来，防不胜防，太难了。
《财经》：这些年，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增加，投射到企业家身上，就是外部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
柳传志：除了害怕，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比起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来，一些中小企业做事就难的多了。
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财经》：作为一个企业家，您认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现实，中国在改革方式和路径上应该做出有哪些创新？
柳传志：我希望高层领导能够把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结合到一起，有一个总体设计。现在矛盾很多，领导层应该高度一致，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按照宪法的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清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第一阶段做什么，第二阶段做什么。大家对现状不满，也希望新的领导层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如果真正做到意见一致，步调一致，中国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更好更快地发展。
邓小平的改革非常现实，如果中国当年按照某些民主派的设想，先改革政治，那么中国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一塌糊涂。为什么呢？这就像一个企业，只有往上走的时候，才可以往下做新的布局。
1986年我访问新加坡，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新加坡不民主，一种认为新加坡好得不得了。实际上，持前一种观点的只有少数教授，绝大多数老百姓觉得生活不错。重要的是先改善老百姓的民生，后面的事才可以做。如果连民生也解决不了，谈不上改革，什么事都做不了。但在民生问题解决后，就必须加强政治改革。
《财经》：您能否描绘一下，您所希望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说，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柳传志：还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未必就是现在欧美实行的体制。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最好可以做到85分，最坏可以做到60分。坏可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如果优秀的人员被选进去的话，好的有可能做到95分；坏，可以做到零分，甚至是负分。如果通过改革，中国的制度能够做到60分到95分，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体制。
总之，我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财经》：您讲了三条：有目标、意见统一、受到监督，是不是还要加上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呢？
柳传志：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我相信一定会把普遍公民的权利放在首要地位。幸福生活、人权保证、法治社会等都是应有的结果。
《财经》：现在中国社会阶层没有共识，但是怎样才可以形成好的共识，推动着新一代的领导人往前走，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柳传志：共识首先就是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尽管对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有很多不同，但是建立核心价值观是达成共识的基础。核心价值观要逐渐建设，应该形成以史为鉴。领导人要想清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身作则进行宣传和普及，重塑老百姓的追求和信念。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共识逐渐建立的过程。
《财经》：您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高层。今天的社会中下层要求改革的力量很强烈，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中下层？因为当上层缺乏改革动力的时候，需要来自中下层的力量推动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催生了改革。
柳传志：危机催生了改革，政治上可能是这样。在公司里面恰恰相反，凡是改革的时候都是企业的业务在往上走，有上行空间。政治家应该在审时度势，顺应人民要求，及时部署改革，这样才能更主动一些。如果被动地应对，往往千疮百孔，捉襟见肘。
我特别希望，首先，改革能够系统地设计部署；其次，改革首先应该让下层群众得到好处，先让他们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当然，分享改革成果要量力而行，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其实，最好的改革措施就是国家减少一部分税收，让老百姓直接到受益。如果高层意见一致，这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王石：因为不行贿我拿不到好的地
2013年04月22日09:37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蔡胤马可佳
昨日下午(4月21日)，在昆明举行的“绿公司年会”上，来自地产界的企业家对房地产调控、企业自身的经营、行业并购、海外投资等话题作出了回应。
昨日下午，身着灰色西服、戴着黑框眼镜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主持了一场名为“美丽商业”的论坛，虽然时不时和嘉宾一起哈哈大笑，但回答问题时仍然颇为谨慎。
在被问及遭遇成本上升、政府管控房价时开发商的态度时，王石表示，中国调控影响力大，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企业经营不能有太多不确定性。他说，万科目前的矛盾在于，制造能力与销售能力之间有差距，制造赶不上销售，当房地产疯狂，土地价格狂飙，开发商在价格上难于把控，而一旦泡沫破灭，万科也不能幸免。“所以，我赞成调控，把万科的速度拉下来，也是好事。”王石说。
“房地产商是很容易入狱的，受贿也是很容易判刑的，如果要坚持底线，那还是要继续坚持。”这一场论坛的主题是“平衡价值与利益”王石重提了“行贿”的话题，“因为我不行贿，我拿不到好的地，拿到不好的地价格还很贵，但正因为你在市区拿不到地，在郊区拿的地还贵，那你只好在市场上找回来。
王健林：买香港公司的确是为上市
万达集团[简介最新动态]旗下的大连万达[简介最新动态]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成香港上市公司恒力商业地产[0.00%](00169.HK)控股股东，这是在A股上市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近期做出的香港买壳决定。
王健林昨日在会场一改严肃本色，主动要求全程站着回答问题，并强调“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对于万达购买香港公司的最终目的，他笑着说：“买香港公司当然是为了上市，脑子又没问题，不是为了上市买香港公司干什么？”
与此前一样，王健林昨日也强调说，万达谋求上市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希望给高管和小股东一些激励，同时是为了“流动性”
他还称，未来8~10年内，万达将在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十大城市打造万达广场，而2015年时，开业的万达广场就要达到140个。对于业界对其由来已久的资金疑虑，王健林回应说：“在中国，万达是银行授信额度最高的国内企业。
黄怒波:冰岛项目最后期限为5月31日
“冰岛的项目我们一直在谈判，一些协议一直在修改，5月31日如果再不签协议，这个项目我就再不谈了。”在昆明21日举行的2013年中国绿公司年会间隙，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告诉记者。黄怒波个人认为，能够成功签订协议的可能性是60%～70%。
黄怒波称，在过去两年里，赴冰岛旅游的中国旅游者比此前已经增长了1～2倍，这在证明中国出国旅游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虽然冰岛项目未能顺利进行，但中坤国际化布局的战略并没有错。如果冰岛的谈判最后没能成功，中坤集团还将继续考虑在北欧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地，以及在美国寻找机会。他表示，虽然北欧目前的经济环境不景气，但10年以后，北欧经济复苏，将拥有巨大的市场机会。
同时，黄怒波也指出，对于海外投资的旅游地产项目，房地产企业不应该有过高的盈利预期，这是由于欧美地区相关体系更为健全完善。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的暴利式发展是建立在中国廉价的劳工、低价的土地成本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之上。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政治稳定和双边关系，其次是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劳工制度，并与当地环境、社区融为一体。“中国企业要学习在国际环境中当好孩子。”黄怒波说。
马云：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
2013年04月22日05:13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凤凰财经讯马云在4月21日举行的绿公司年会上表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
马云在绿公司年会上谈及商业的未来，他回顾了过去三十年，也展望了未来三十年。马云自称幸运者：“前三十年像柳传志这些企业家，我们这拨属于时代的幸运者，没有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
马云表示，前三十年是中国稀里糊涂发展的三十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未来三十年，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马云认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
马云进一步说，前三十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在动荡的三十年内，我们这些企业要如何活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顺应这个时代，所以未来的机会挑战也非常大。
马云同时认为：“谁渡过未来三十年，才真正成为一个杰出的企业。所以前三十年会很顺，后三十年可能不会很顺。
而关于马云最熟悉的互联网，他表示：“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可以做。
以下为文字实录：
马云：谢谢！这题目有点大，商业的未来，我不知道从哪儿讲起，我自己这么想，我是94年年底开始做互联网，那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做任何事，今天会成功的事情，我不会做。10年后成功的事情，我会特别有兴趣，因为坚定了方向，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自己觉得，公司内部交流，我快要不当CEO了，公司的交流比较多，年纪大的人最愿意跟年轻人讲讲未来，十多年以前讲互联网，都认为是瞎编的东西，中国实体经济都没有做好，实体都做得那么累，怎么刨除虚拟的网上购物，但是十年前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有戏，我今天的淘宝是今天的成功，我们坚持了十年。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非典，我们被隔离在家，我说我们把淘宝推出来，十年过去了，淘宝十岁，也有点眉目了。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常不容易，前三十年柳传志这些企业家，我们这拨也是属于时代的幸运者，做正和岛的企业家都一样，没有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在很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没有经验，我们也没有经验。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三十年以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未来来讲，前三十年是中国稀里糊涂发展的三十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未来三十年，中国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觉得未来三十年我自己这么看，未来三十年是中国最动荡的三十年。前三十年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还有很多没有富起来的人希望好起来。所以在动荡的三十年内，我们这些企业要如何活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顺应这个时代，所以未来的机会挑战也非常大，我觉得互联网还有十年可以做。这些问题考虑了很多，但是未必对。所以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比前三十年更有挑战。
所以我们公司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但是我相信，谁渡过未来三十年，才真正成为一个杰出的企业。所以前三十年会很顺，后三十年可能不会很顺。
冯仑：别让民营企业家成了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
2013年08月12日07:40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作者：冯仑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冯仑：
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选择一：实业救国
第一种选择，其实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当时的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在他们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称为当时企业家效仿和追随的偶像，为民营企业树立了学习榜样。那时候，实业是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士绅们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语）。拿张謇来说，他对当时清末的腐朽体制绝望，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于是走到体制外，下海经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清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之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带动南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办实业，为股东赚钱，坚持民营为主，规范管理，而且大量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一时之盛引来许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后世亦奉为楷模的卢作孚和荣氏兄弟。除此之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阶层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后，他还弃商从政，出任孙中山政府的实业总长、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与农林总长，“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马敏语）。
今天的民营企业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与当年的绅商（亦称士商）张謇等相类比，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中，不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有同样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抱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创办实业，参与社会建设，投身公益。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与归宿。
选择二：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种选择，在一党长期执政、政府无比强大的情况下是一种主动将错就错，换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国民党立足稍稳，就试图以党代商民组织整合独立的民间企业（商人），之后，它又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六条原则，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人和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主张“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资本，最终消灭资本家阶级，到1956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迫使民营企业“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交出企业，称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一时期乃至后来我们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荣毅仁。荣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财团，横跨纺织、面粉和金融等多个行业，荣毅仁是荣家第二代，留洋归来，留在大陆见证了共产党进城和指掌政权的过程。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对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荣果然主动将企业交给了政府。荣其实早就表态说：“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他还在群众大会上当众高声表白：“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荣毅仁对党和政府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他被党保驾为上海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他，不仅免于反右整肃，而且上调北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又奉毛泽东旨意保护他免遭迫害。文革之后，邓小平请他复出帮政府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与世界打交道的商业窗口。他的态度仍延续他的逻辑，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财捐给政府，暗中加入共产党，表面上以董事长名义经营国有企业。这一回他的回报是：政治上被党安排为国家副主席，当他去世时得以覆盖中共党旗；同时，他儿子、荣家第三代荣智健在香港凭借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发其财，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那一时期，紧随其后的还有北京同仁堂[-2.16%资金研报]的老板乐松生等。今天，我们在人大、政协领导名单中可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闪现出当年荣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企业没有被逼捐给政府，也没有公私合营。但愿历史不要开他们的玩笑，再给他们一次重复1956年故事的机会。显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王俞现语）。
选择三：被动妥协，委曲求全
第三种选择是被动适应，以不断地妥协、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说第二种选择多表现为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那采取被动适应的态度则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无奈之举。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先是提出保护民族资本，然后一步步改变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领域统购包销，通过“五反”打击民营企业的经济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直到最后强制实行定息、公私合营，到1956年使民营企业彻底被消灭。一位当事人（桂勇）回忆道：“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不断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关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头无路乐，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积极性了。”这就是当年所谓敲锣打鼓“公私合营”把企业拱手交给政府、走进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陈云也算过帐：用1.15亿的定息让71万私人资本拥有者敲锣打鼓交出23亿的资本，实在是很合算的。这71万人就是被动适应，仿佛被温水煮青蛙，他们弱弱的希望和最后的幻想就是保全手头仅有一点可怜的资本与权益。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坦陈的，共产党“良心不多”，结局是灭亡和“绝种”。
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选择四：远离是非之地
第四种选择就是“趋避之”，就是逃离是非之时、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开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震荡，也就是躲避没有法制的政府。过往一百年，在几次大的社会震荡和制度变革时，都有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因为逃离（避）而幸存下来、发站起来，改革开放之后又回到大陆，从而延续了企业生命，创造了百年老店的传奇。1945－1949因躲避战乱和害怕共产党新政权斗争，不少上海的老板逃到香港，一时蔚为风气，这批人后来在港战后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企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又回到大陆继续开拓生意，延续着企业生命和家族的光荣。还有一类名义上是洋人、其实一直在中国本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海外的血脉一直未断，即使在中国大陆财产归零，也游刃有余，东山再起，重回中国。比如说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两个苏格兰青年创办，一开始他们的业务就在中国广州，后来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大陆，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时，怡和在整个中国已雇佣了2万多人，在东南亚地区还雇了几千人。1949年，中共的军队进入上海接管政权后，以半买半剥夺的方式强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这时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创业，以区区＊＊＊万再次打拼，经过几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国重新恢复，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南亚地区雇佣了20万人，成为全球500强之一。临近97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记得1949年的痛苦经历，于是再次以“趋避之”的方法将公司的注册地迁到新加坡，事后15年，我见到怡和主席的时候问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香港，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两张表格对我说：“我的责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两个表说明离开香港后，我们的业务没有停下来，反而发展更好了，具体地说就是投资回报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长率比李嘉诚也不差。”最近几年怡和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又有很大发展。回过头看，两次都因为部分业务在一些稳定和有法律保护的地方保留下来而使企业得以延续，甚至快速增长。
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联系的民营企业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将一部分业务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业家以移民的方式获取安全退路，这些都属于象当年上海老板和怡和公司一样没法活下来的选择。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富人移民、财产外流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其实，为什么不能自己检讨以下我们的体制和政策除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因而采取“趋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这就像一个地方社会治安不好，良家妇女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却不检讨政府责任、打击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妇女为什么不出来让坏人调戏和侵犯，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这过程中隐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实就是吴晓波概括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经典困局，即：无论哪个执政党，也无论什么样自称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一陷阱，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穿越体制的死亡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