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分子当上纽约市长?怎么可能?但这就真的发生了!在昨天(2013年11月5日)的美国选举日中(多个州选州长及市长)，纽约市长的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以73%的高票大赢了共和党对手洛塔(Joe Lhota)，成为全世界最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纽约市的市长。
白思豪在纽约的获胜，对这个倍受瞩目的大都会，甚至对整个美国来说，都是灾难。因为白思豪是个像奥巴马那样的左倾分子，甚至是狂热的共产分子。他的历史中不仅有向往共产苏联、朝拜共产古巴、支持尼加拉瓜红色政权的“亮点”，而且在竞选纲领中，他都毫不掩饰地明确表明，要在纽约搞阶级分化，要均贫富，反商反富，压制警方——等于为犯罪分子松绑。这些做法的结果，必定会使纽约的治安、经济等遭受沉重灾难。媒体评论说，纽约要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糟糕)之中了。
纽约历来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最重要阵地——媒体、知识分子、穷人和伪善的左派大富豪联手为“社会主义美国”鼓与呼的大本营。但自1989年以来的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都是共和党执政，虽然前共和党籍的市长布隆伯格第三届以独立派参选。导致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原因，主要是前民主党籍的市长丁勤时把纽约的经济和社会治安搞得一塌糊涂。
这次和白思豪竞争的共和党对手洛塔，虽然曾为朱利安尼时的副市长，目前担任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董事长，是个实干家，但却是那种不善煽情演讲、缺乏个人魅力的人物。有评论说，白思豪的竞选像是“演出”，而洛塔是“日常生活”。结果实干家败给耍嘴皮子的，跟罗姆尼败给奥巴马如出一辙。
今年52岁的白思豪在纽约出生，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意大利后裔。还在纽约大学(NYU)读书时，白思豪就对共产苏联产生了兴趣，八十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那是冷战严峻、美苏严重对立的时代，除了共产分子，没有什么美国人愿意到苏联去。因当时苏联正入侵阿富汗，美国即使是左倾的卡特政府，也决定杯葛“莫斯科奥运会”，抗议苏联。随后苏联又用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来报复美国。白思豪去苏联那年，正是美国总统里根公开说出“苏联是邪恶帝国”之际，可想而知白思豪对共产苏联的朝拜欲望是多么强烈。
从苏联回来后，白思豪又去了尼加拉瓜，因那里发生革命，亲苏联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NLF)推翻了政府，建立了革命政权。白思豪到那里去帮助桑地诺的革命政府做义工(弄捐款)。当时美国反对桑地诺革命政府，如同反对同样得到苏联支持的智利阿连德政府一样(不同的是，热衷马克思主义的阿连德政府最后被皮诺切特将军推翻，智利才避免了共产专制)。
亲苏联的桑地诺政府在尼加拉瓜实行血腥统治，根据俄裔美国学者葛拉佐夫(Jamie Glazov)的研究，桑地诺们在尼加拉瓜建立了整个拉丁美洲(除古巴外)最践踏人权的政府，在掌权头三年，就处决了约8000名政治犯，无以计数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失踪，监狱关押了二万名政治犯。被称为“邪恶而暴力”的圈地运动，导致20万农民被桑地诺们赶出家园，拒绝者遭到政府军的射杀。
连一向左倾的《纽约时报》在报导白思豪的竞选时，都无法回避这些历史，称白思豪早年是个留着大胡子、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左派愤青。但时至今天，白思豪仍然称赞桑地诺们是在进行“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对自己曾支持那么残忍的政府毫无悔意，反而为自己在尼加拉瓜的经历“感到自豪”。
共和党纽约市长候选人洛塔曾愤怒地质问：“我问一下所有人：能否找到任何一个人像白思豪那样拥护(拥抱)马克思和共产主义、那样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吗?”
但是洛塔的质问和呼吁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左派媒体们不报导这些。多数普通美国民众根本不知道，即使到了共产苏联已经垮台之后的九十年代中期，白思豪还把自己的婚礼蜜月安排在共产古巴。
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白思豪的妻子是位比他大七岁、公开的黑人女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结婚、在哈瓦那度蜜月，看看白思豪疯到什么程度吧。媒体评论说，虽然白思豪在竞选中大打阶级牌，强调他站在穷人一边，但他的结婚蜜月，却是在卡斯特罗专门给外国人盖的豪华渡假村度过的。美国、欧洲、亚洲，全世界有多少美丽的旅游地，白思豪都不去，却专门选择了共产古巴，这跟他去红色苏联朝圣是同样的心理，只不过这次他的随行中有了位高调同性恋的新娘。明摆着，这种婚姻本身就是一场“秀”。左疯的人，作秀是他们的第一本能需要，比配偶的性倾向更重要。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左倾，哪怕同情、赞同过共产主义，也都有情可原。但白思豪活到半百也没从赤色疯狂中清醒过来。直到2002年，他仍对独裁者一往情深。据《纽约邮报》报导，白思豪当时在纽约市议会(他是议员)跟一些黑人、西裔议员，簇拥着给非洲那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颁奖。白思豪跟他的黑人议员哥们，赞美穆加贝敢于对抗白人，推翻白人政府。
虽然今天白思豪承认当年给穆加贝颁奖是“一个错误”，但是，那种煽动种族对立的思路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这次竞选纽约市长，他就继续大打这张“种族牌”——煽动黑人/西裔与警方对立，以拉这两个群体的选票。
他反对前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还有更前任的朱利安尼等支持警方有效维持治安、对可疑犯罪者“拦下盘查”的政策，说这是歧视黑人和西裔，因被搜查的人中，黑人比例超过白人。当然会超过，因为黑人的犯罪比例远超过白人，在美国，黑人犯罪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一半的黑人成人男子都曾犯罪、蹲过监狱!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比例!设想一下，如果所有其它族裔的一半成年男子都会有刑事犯罪，那这社会环境还能居住吗?
在朱利安尼当选市长授权警方实行这种搜查政策之前，纽约的治安非常糟糕，尤其在首位黑人市长丁勤时当政时，《时代周刊》描述说，纽约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飞升;一百多万人领取救济金(纽约人口当时七百多万);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颜料涂鸦;汽车被盗被撬是常事，很多车窗上都写着：No Radio(里面没有收音机设备。意指不要撬车)。纽约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城市。
检察官出身，被称为“酷吏”的共和党籍朱利安尼当选市长后，严厉打击犯罪，才使纽约的治安好转。在朱利安尼两届市长结束时，《纽约时报》报导的数字是，纽约的凶杀率下降70%，强奸率下降40%，抢劫率下降68%。汽车被盗率降低74%，枪击受害者减少71%。连续六年，纽约被FBI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但现在，白思豪还没上任，就要全面“废黜”朱利安尼建立、布隆伯格延续的支持警方全面维持治安、保证纽约人安全的政策。白思豪说，他当选后就要罢免那个鼎力支持并实施这项政策的纽约警察局长。白思豪当选之日，就是五万名纽约警察士气低落、不知所措之日;更是罪犯们欢呼雀跃之日，也将是纽约治安的灾难开始之日。
种族牌，是左派们为在全世界推广社会主义而打的第二大金字招牌。第一大金字招牌是穷人牌。这张被马克思主义者打了一个多世纪、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之牌，在资本主义带来全球经济繁荣、肥胖已成为“穷人”主要病症的今天，白思豪这些左派们，仍然理直气壮(毫不知耻)地高举着这张用苏联人、中国人、古巴人、越南人、柬埔寨人、朝鲜人的尸骨堆起来的“穷人牌”。
白思豪仍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下，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煽动阶级对抗。他把纽约分成两个世界——穷人Vs.富人。用他的说话，纽约在上演《双城记》，是十九世纪狄更斯的小说里的贫富悬殊、贫富对立的世界。所以他要领导“穷人”对抗富人。他的竞选纲领是，上台后，就要对收入50万美元的富人征更多的税，然后用这个钱办学龄前幼儿园，免费提供给穷人。
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籍的洛塔批评说，白思豪这种阶级对抗理论，这种均贫富的共产学说，在哪个洲际大陆都没有赢过。怎么能选这种人来管理纽约?
但是，洛塔的声音没有强大的回音壁，因为白思豪得到各种力量的支持。首先来自放大版的白思豪——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他们同一理念，可谓心有灵犀不点通。在选前奥巴马高调给白思豪发支持信，说他们的理念是一致的，白思豪“将成为世界最大城市的伟大市长”。白思豪在民主党内初选时，就得到纽约“奥巴马后援会”的支持，他们早就嗅出了白思豪跟奥巴马是“黑白一致”，内心都有走向红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
白思豪还得到纽约“教师工会”的支持，因为白思豪反对学生可以带着政府补助卷转学到私立学校(即共和党支持的学校私有化，以削弱旱涝保收的工会，改变教师做懒汉、不称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状)。白思豪反对公立学校改革，实质就是反对市场化，反对公平竞争，反对高质量的教育。这跟他早年向往共产苏联(所谓全民教育)，朝拜共产古巴(向往全民健保)等共产主义制度，在同一条思想轨道里。
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助手、现纽约副市长沃夫森(Howard Wolfson)作为同党，深知白思豪的理念，他对《纽约时报》说，白思豪“有很强的让纽约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理想，如果你认为这个理想存在过的话，他(白思豪)就是这种人”。
纽约以至整个美国，左派最高潮，反富、均贫富的阶级火药味最浓、社会骚动最严重的时代，是六、七十年代。那时左派还热衷反越战，等于变相支持北越共产党。他们不敢直接说亲共，但拼命“反—反共”，谁反共，他们就反对谁。
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在当时左派民主党市长林赛(John Lindsay)的八年执政下(1966-1973)，成了“罢工城市”(Strike City)，经济萧条，失业率高升，民怨沸腾，工会势力庞大，罢工不断，城市骚乱。那个时代，美国左派最扬眉吐气，因为整个美国的脉搏被左媒掌控。尼克松水门丑闻，越战失败，共产主义蔓延，左派(白思豪们)的理想在全球，包括尼加拉瓜等美洲，都在“实现”，他们高兴死了;所谓“穷人”要战胜富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左派们的乌托邦理念要在全球胜利了。
可是左派们的好景不长，七十年代后，左派势力就在美国走下坡路，随后是里根8年、老布什父子前后12年，共和党20年执政，保守派在美国回潮。但人类的悲剧从来都是，伤疤还没好，就早把痛扔天边去了。
跟白思豪同样左倾，同样迷恋社会主义(并同样有向往共产主义经历)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左翼势力又在美国回潮，而且势头汹涌澎湃。在这个时刻，可想而知白思豪们的兴奋，他们公开梦想回到六、七十年代，回到左派辉煌的时代，在美国继续那个在苏联和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的社会主义梦想。
在去年左疯们要“占领华尔街”、反富、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的疯狂活动时，白思豪也去了“占领华尔街”现场演讲，支持“占领华尔街”们的口号，什么1%的富人占有美国多少财富，收入不平等，煽动“穷人们”起来抗争。这跟列宁攻打冬宫、建立革命政权时的口号一模一样。奥巴马就是靠这种贫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纽约时报》、MSNBC这些左派媒体啦啦队的全力支持下，打败了靠自我奋斗经商成功的罗姆尼，这次，白思豪同样复制成功。
白思豪的压倒性胜选“预示着整个美国将向左倾斜”（
美国左翼专栏作家贝那特(Peter Beinart)沾沾自喜地预测，。那意思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就要在美国实现了。白思豪们再不用去朝拜红色苏联了(也找不到那个已从地球上消失的邪恶帝国了)，那种赤色理想，他们认为可以在美国实现了。
白思豪的“灵魂伙伴”奥巴马上台才五年，其大政府、大赤字、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政策已恶果累累：美国联邦政府已膨胀到历史最大规模;政府债务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DP)，每个美国家庭(以四口计算)要均摊20万美元国债;当年共和党籍里根总统把个人最高税率从70%砍到28%，奥巴马又把它增至39.6%(美国企业税39.2%，全球最高);五年前美国有2700万人领取福利，奥巴马执政至今已增至5000万，几乎翻番……
美国的经济底座在被掏空，即使有红色苏联存在，也不需它“入侵”了，美国已经在被内部的“敌人”摧毁。正如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断言的，“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没有什么比内部敌人的破坏力更大——没错，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敌人!
奥巴马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当然会波及大都市纽约。现在又有个“奥巴马二世”当市长，纽约这个“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之都，地狱的地盘将会更大。仅仅是“高税收”这一项，就得把很多富人和中产阶级吓走。我曾在“纽约人为什么逃离”一文中提到，从2000到2008年，纽约就有150万人搬离，数量之多，为全美之最!搬离者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其平均年薪93,264美元)，因为纽约的高税收是“不可承受之重”。《华尔街日报》说，纽约的重税是“臭名昭著的”。
在这种情况下，白思豪还要喊增税，那就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和富人逃离，纽约就会走向底特律的方向——那个汽车城的破产，就是从白人、富人、中产阶级纷纷“逃离”开始的。他们不仅逃离高税收(底特律过去40年都是热衷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执政)，也逃离底特律的黑人骚乱(曾暴动袭击白人)。
昨天底特律虽然在过去30年来首次选出白人市长，但这个新市长跟白思豪一样，也是个主张均贫富的左翼民主党。所以美国的根本问题不是黑白肤色，而是左右理念的区别!像牛奶一样白的白思豪跟他的黑人同性恋妻子合作得亲密无间，最能证明“理念”——绝不是肤色——是全部问题的根源。如果肤色是问题，如果“白种人”像左疯白人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是美国的癌症”，那么白思豪、桑塔格们应该首先自杀，以挽救人类。事实上，那些左疯们的伪善理念，才是已经瘟疫世界，并要继续毁灭人类的真正癌症!
奥巴马在阔步领导整个美国向左转，要把美国“法国化”、“希腊化”，甚至委内瑞拉化、古巴化。白思豪在这种时候出任纽约市长，正跟奥巴马合拍。知名的保守派政论家格林贝克(Glenn Beck)评论说，白思豪热衷煽动人们相互斗争，这完全是“占领华尔街”那种行为。“这种人当选，将把纽约装上共产主义列车，驶向地狱。这对纽约来说，绝对是梦魇。”
为什么在共产主义全球崩溃、欧洲社会主义也明显危机四伏的今天，奥巴马、白思豪等左派们还能在美国胜选?我曾在“无知少女支持奥巴马”一文中谈过，因为他们得到了无产者、知识分子、少数族裔、女性等的支持——所谓的无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有相对的低收入者)永远占社会多数，其嫉妒和反富倾向是天然的;知识分子向来左倾，热衷占据道德高地、唱道德高调、煽动贫富对立;少数族裔多数被“受害者心态”毒害，遇到任何不平，都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归罪白人、富人;女人则天性容易感情用事、多数理性不足。这些“无/知/少/女”们，高举着“平等”的美丽旗帜，打败理性和常识，把美国和全世界继续推向乌托邦地狱的力量仍是巨大的。
“平等”的理念，是“无知少女”，尤其知识分子的春药。共产主义滥觞从俄国开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俄国掌权，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信奉并传播的“均贫富”社会主义思想有最直接的关系。当年无论是信上帝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无神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赫尔岑等，都是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都向往并鼓吹社会主义。他们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
更不必说，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同样是均贫富，要平等，最后革命到“断头台”。俄国十月革命输入中国后也同样，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国共两党都抵制自由经济，都要国家垄断，都强调平等，于是海峡两岸都建立了独裁专制。
过去两百多年来，虽然经过了洛克的个人权利论，杰弗逊和麦迪逊起草的、核心价值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再加上后来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论(实质是捍卫个体选择)，以及安.兰德旗帜鲜明宣扬的个人主义精神(individualism)，诺奇克的“权利高于善”的自由观……等等这些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促使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样板，并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认知并接受，但与此同时，左派的均贫富、平等的“迷幻药”仍“药性”不散，还在一代代地迷幻、迷惑、迷死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马克思当年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在欧洲徘徊”，其实这个幽灵一直在全世界那些理性不足、心灵不强大、个人主义精神缺乏(群体主义意识浓厚)的人们心中“徘徊”。这是美国今天发生奥巴马、白思豪们“政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有一本重要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新星出版社)，即美国《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003年出版并获得普利策奖的《古拉格：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这位致力研究红色苏联和东欧共产历史的美国学者，在该书结尾说，她写这本专著(英文版736页)，“不想陈词滥调地提醒人们，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而是想告诉世人，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这位坚定反共的专栏作家大概预感到了，左派的“幽灵”仍在世人心中徘徊，用她的话说，“罪恶其实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如果不反复敲响“警钟”、跟那个幽灵全力战斗，共产主义的再次重演，绝不是不可想象，而是在眼见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