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远（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内在的敌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0年在中国传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鸣远(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隶40天后，逃出太行山时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中国共产党是活阎王。”雷鸣远这三句话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国话说的。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从1975年至1978年杀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样很难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学的知识份子，彬彬有礼的波尔布特会如此残暴。他的亲生弟弟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变得那么邪恶，恐怕这是因为他读过某些书和交上坏人所致吧。”
同样西方很难把能背诵林肯演说词的江泽民与活摘器官的罪恶联系起来。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国外要等2-3年）。哪里来的这么多器官呢？
2006年３月，有一名中国记者和一名沈阳医院工作人员在美国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案，一个潜在的器官来源浮出了水面。该记者和医院工作人员指证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学员遭到焚尸。这位医院工作人员，她的前夫曾亲自参与活摘手术。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轮功学员和一些人权组织的强烈关注，事情很快扩大到对全国数百家移植医院的调查。
器官移植旅游热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上撰文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大陆杂志《南方周末》在“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中，也曾引述黄洁夫的话来描述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
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称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时间为两周；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长征医院）称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其网页上说“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２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如有问题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后，大陆器官移植机构在其网站上或者删除器官等待时间，或者关闭整个网站。不过，我们存有相关网站的页面截图和备份。
军队医院主导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保密的缘故，外界也就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庞大的军队卫生系统，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区、军兵种总医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军队医院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雁灵2008年12月在新华网上说，“1978年，全军只有３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也就是指器官来源控制在军队系统里。实际上从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队医院，也包括武警医院，都占尽先机。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规模很大的非军方医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主刀医生与军队医院关系紧密，甚至本身就是军队、武警医院的医生。比如，中国现代临床肝移植创始人沈中阳，既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时也是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所长。
《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就中国大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多方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血腥的器官摘取——关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BLOODY HARVEST）.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作者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认为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该报告收集到了能够证明指控的几十类证据。2006年7月，他们发表第一版调查报告时，已经收集到了足以证明指控的18类证据。2007年1月底发表的第二版调查报告中，收集到的证据已经达到33类。从2006年7月起，乔高和麦塔斯到了四十多个国家，发表公开演讲，公布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不断地收集到新的证据。
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发行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Gong for their organs）。该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大卫‧乔高强调指出，每一类证据无法单独证明这些罪行存在，但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他们提供的证据还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谘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公开了他们的调查员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庐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对话片断：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大卫设立的专门网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阅上述的电话录音和对话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调查电话录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和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导，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
据《南方周末》报导，“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导，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１亿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宾马尼拉WHO会议时，第一次公开提到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不过，中共在后来又予以否认。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份器官来自死刑犯。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共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从此以后，中共没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体进行过否认或反驳，而是成为了在各种场合的标准说法。
几经周折，中共终于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毕竟是一个“进步”。不过，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今天中共否认活摘器官的态度，就如同它过去否认死刑犯器官一样，人们怎么能信得过它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个罪恶去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做移植做到着魔
中共的“解放日报”在2005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情况。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对72岁的老人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老人身体状况极差：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需要做肝肾联合移植。夏强的目的是要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每周要做数台手术，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供体保障。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去关心供体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死刑犯还是法轮功学员呢？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他说“特别是对器官移植旅游者，如果你到中国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得安排杀掉一个人，要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然后在你要离开之前杀掉他们。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旅客还在的时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Kill on Demand)。”
“按需杀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活着的供体库。
明慧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的综合分析。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报导和许多相关的内容。从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数量来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来源稳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间却有一个飞速的增长，这正是被指控发生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报告特别指出了大陆那几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等，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去了哪里？
中共对上访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现在回顾起来，这种集中关押就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制造了条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世界各地调查采访了很多被中共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许许多多不愿说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最后不知去了何处。同时，这些失踪学员的家属很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上访，更不知道亲人被谁抓捕，被关到了哪里。严酷的现实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谁去要。
据明慧网报导，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应对活摘指控，一是不让外界去调查，二是加以否认，三是开始承认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解释说器官移植的来源主要是死刑犯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样的话，那么死刑犯的人数一定比认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在2009年度报告中指出，“未经允许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现，进一步引起了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可能存在虐杀的关注。”
2011年６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
《大卫的调查报告》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天啦，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可能是你听到“活摘器官”这一指控时所具有的自然反应。
但是，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反应。六十多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听到纳粹屠杀犹太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