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于1873年发表的一篇名作，曾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和《柏林之围》一样，是一部全世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小说。
这篇小说背景是十九世纪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被索赔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禁止该地区的学校教授法语，转而教授德语。小说就是通过小弗郎士的眼睛，描写了故事当天上午韩麦尔先生最后一课的不寻常的一幕。
这篇小说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刚刚推翻帝制的五四运动前夕，因此《最后一课》“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部份地区实行奴化教育，只允许当地人学日语，正好应对了小说的情景。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此小说曾被多次选入中学课本教科书，政府通过此举来唤醒受压迫的人民的爱国热情。
如今，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实版的《最后一课》也在上演着。
12月26日，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结束了他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夏业良2009年在网上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时任中宣部长的刘云山钳制国民思想和阻碍新闻言论自由。中共现任政权执政后，夏业良也在网络上发文批评政府无意政改。今年的10月19日，北大校方宣布终止与夏业良的聘用合同，夏业良收到停聘通知后，曾向中国高校喊话求职：“请向我提供一个教职或研究职位，甚至图书管理员的位置。只当是在反右和文革落难中收留我。”虽然夏业良表示自己无愧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训，但中国国内还是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敢收留他。
正在上演《最后一课》的中国大学教师不只一人，就在夏业良进行最后一课的同一天，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谌洪果在微博上宣布，原定于12月27日要为学生上的最后一课和结语，遭到校方禁止，他为此向学生致歉。近年，谌洪果对中国时政常常发出大胆言论和主张“宪政民主”，他于12月23日宣布辞职。在此之前的12月9日，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因在网上发表《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一文及《新常识》一书，接校方通知被解聘。
独立作家杜导斌对此发出评论：“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全是体制容不得的东西。体制对任何溢出控制范围的思想、言论、行为，都视为威胁。从谌洪果、夏业良、张雪忠三位教授的遭遇可看出，当局对学术和思想自由的打压日益精细化”。自由评论人“威廉退尔”表示：“萧瀚、焦国标、夏业良、张雪忠..……直到今天的谌洪果，就这样一个个被从大学讲台上逼走了。他们的境遇，正好证明了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大学精神，以及大学本身，正在中国慢慢死去。”
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中禁止教授法语的情景，是侵略者在入侵后改变被征服者文化的惯常做法，只有改变了被征服者的文化，才能统治民众的思想，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征服和摧毁一个民族。中共政权作为一个外来政权，“西方幽灵”，在统治奴役中国六十多年的时间中，其实已经系统地破坏和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内涵，汉语的使用也已经加入了大量的党文化的内容。
中共对夏业良等几位大学教师的打压，与侵略者破坏文化没有本质不同。这几位大学教师宣讲的是普世的价值理念、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法律宪政的常识。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是中共统治者最恐惧的事情，被认为是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现实版《最后一课》在中国上演也带来了一个预示：中共政权所暴露出的极度恐惧，预示着中共政权也正在上演着这个邪恶政权的“最后一课”，它终于该“下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