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亲笔自传《独自上场》选摘＊阿波罗新闻网

北京1月28日电(陈苑)李娜澳网夺冠令中国人沸腾，不少网友们期待李娜能亮相央视春晚。一向孝顺的李娜表示“不可能”，因为她要陪家人过年。早在2012年出版的李娜中文版自传《独自上场》一书中，李娜就向读者首次讲述了自己30年的人生故事，提及与家人之间的亲情，袒露父亲的去世是她心底最深的痛。

回应：坚决不上春晚会在家陪家人

2011年，李娜首次打入澳网决赛，网友们便呼吁让她上春晚，而李娜当时曾委婉拒绝。今年网友们呼声更高，甚至给春晚导演冯小刚留言：“冯导，李娜大热，不上春晚说不过去啊!”面对众多网友的期待，李娜在近日的采访中回应坚决不上春晚，她给出的答案很霸气：“我(会把手机)关机。我不会上春晚，难得有时间陪家人，我会在家，不接受任何邀请。”

《独自上场》于2012年出版后在海内外热销，今年李娜首获澳网女单冠军，国内再掀娜式热潮，该书在各大电商平台上销售飙升几近断货。《独自上场》是李娜的亲笔自传，讲述了她30年的人生故事：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还有李娜站在巅峰之上的人生感悟。

自传《独自上场》章节选摘：

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　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是姐姐哪。”

想起爸爸，就想起了我的童年。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那缕阳光、最清凉的那份慰藉。多少年来，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他去世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关于他的病情，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因为他怕“影响李娜打球”。

凌晨，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妈妈没来接我，来的是我的叔叔(爸爸的亲弟弟)。叔叔让我先吃早饭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的时候，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那一年我14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他躺在那里，肚子很大，里面全是沉积的腹水，脸色惨白。爸爸生前是很帅气的一个人。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他在照片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那目光我是如此地熟悉。旁边的黑纱却沉沉地垂着，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照片上的人已经不在人世。

看到爸爸的遗体我不敢伸手去触碰，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事实上，后面的几年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爸爸只是出差没有回家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直在哭。以往家里所有的大事都是爸爸做主，现在他离开了，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沉重，并不觉得疼痛，也哭不出来。麻木了很久，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过来安慰我，我才哭出来。而眼泪一旦流出来，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人是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成熟的，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人是一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多年后他还偶尔会说起当年他在省队打球的日子，每次说起都神采飞扬，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历经大时代的坎坷，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爸爸的全国冠军的梦想没有实现，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们家也算个体育世家吧，我爷爷以前是宝善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爸爸曾经是羽毛球运动员，好几代人都与体育结缘。我爸是家里的老大，他不但人长得帅气挺拔，还聪明通透，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全家老小都把爸爸当顶梁柱。爸爸身为长子，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我家的条件即使在工薪阶层也只能算一般，但爸爸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爸爸在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跑销售要常年出差，爸爸能和我们守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但只要爸爸在家，家里的气氛就非常欢快、温馨。爸爸能说会道，藏了一肚子的笑话，我什么时候要他讲故事，他转转眼睛就讲出一个，笑得我肚皮都痛。

爸爸不但能言善辩，过日子也精细讲究。他做菜水平很高，刀功细腻，色香味俱佳。每次出差前，爸爸都提前蒸条鱼或是炖锅肉，这样妈妈下班回家炒个素菜就可以开饭了，够我们母女俩吃个两三天的。家里的电器、妈妈和我的衣物都是爸爸从外地买回来的，样子俏又不贵。虽然收入不多，一家人也把日子过得暖洋洋的。在那时，我的家充满了欢笑和温馨。

难得有留给自己的空闲时间，爸爸总是想去打球。我很小的时候，有点婴儿肥，爸爸希望我健康成长，就带我去跑步锻炼，教我打羽毛球，中间休息的时候，爸爸和声细语地讲他从前在省队打球的日子给我听。他对羽毛球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和热爱—一个城市平民

家庭的孩子，千辛万苦地拼到省队门槛前，背后的付出可想而知。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下面又有弟弟要照顾，便服从组织分配去了汉阳—早下放，早抽调回家，早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他就是这么考虑的。

从汉阳抽调回来以后，爸爸先是去了二轻局工作，接着又被调到长江金属制品厂做销售。

我一直在暗自揣测，爸爸对我的投入，是否含有对自己少年时代壮志难酬的补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对我的投入似乎是不计成本的。4岁那年，爸爸请南京的朋友帮忙，买了一台钢琴回家—起因是亲友称赞我手指修长，适合弹琴。

我忘了这是谁的发现，但爸爸很高兴，没几天，家里就多了一台钢琴。我心情好的时候就上去弹两下，心情不好时就丢开不管。小孩玩心重，经常一首曲子没弹完就熘出去和院子里的小朋友踢毽子、跳皮筋了。

妈妈时不时催促我去练练琴。爸爸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他从不勉强我去做什么。“喜欢就好”，他说。

后来我开始打羽毛球，钢琴就没有再练，爸爸又默默把琴卖掉了—当初也是他一声不吭把琴弄回来的。他默默为我做了许多事，在爸爸那里，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都是大事。

爸爸心中关于羽毛球的梦想从未在居家生活中退色过。

4岁以前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在武昌的—双职工照顾孩子不方便，

许多家庭都把孩子寄养在老人家里。4岁后，我回到了江汉区的家，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小时候的我有点胖。爸爸说，锻炼锻炼吧，姑娘伢胖胖的不好看。于是我从4岁起，每天清早天不亮就睡眼惺忪地跟着爸爸出门跑步。现在想来，可能那个时候，爸爸的脑海中已经在孕育一个关于羽毛球国手的梦想了。我最怕冬天。武汉没有暖气，一到冬天，连被窝都是冰冷潮湿的，好容易焐暖了，再爬出来又是一身鸡皮疙瘩，每天早上起床都要下好久的决心。夏天也难受，武汉早晚温差极小，这座历来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哪怕在清晨也是热烘烘的。我迷迷煳煳地跟着爸爸跑过大街小巷，哎呀，街上有人卖豆皮，卖欢喜坨，还有烧卖……烧卖笼一打开，白茫茫的蒸汽一下子把烧卖老爹的脸都盖住了。我也很像一只烧卖，满头满脸的汗，红彤彤的头脸上冒着热气。秋天跑步，梧桐树会掉毛毛，我就顶着一头梧桐毛毛回家，我妈大叫一声，把我拉出门去拍。梧桐树的毛毛掉进衣领里特别痒，严重时还会起小疙瘩。

只有春天跑步最舒服。路边的草叶上全是湿漉漉的晶亮露水，公路上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跑着跑着人就清醒了，出一身透汗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早餐等我们了，一杯牛奶，一块小蛋糕，甜甜蜜蜜地吃完，再跟着爸爸去上幼儿园了。

接送我上幼儿园也是爸爸的差事，他的自行车前梁就是我的宝座。

5岁那年，我已经长到了将近一米二高，宝座也从自行车前梁换到了后架。羽毛球业余体校去爷爷工作的小学招球员，爷爷说，我孙女个子高，让她也试试吧。爸爸就带我去面试了，教练看了看，觉得条件不错，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打羽毛球的日子在记忆中有些模煳，印象中我从来没有上过场，每天都在场下自己摆动作，教练把一颗球吊在那儿，我自己反复练习挥拍。

想来是很枯燥的日子，但因为小，也并没有当回事，我是个很乖的姑娘伢，既然教练让我挥拍，我就乖乖地一直练挥拍。

大队员们可没这么老实—羽毛球队里有大队员也有小队员，大队员可以上场打比赛，小队员在场下练动作。体校的小孩比普通学校的孩子要淘气些，经常换着花样地捉弄小师妹们。好在和我同批入队的小队员大概有十几个，我在里面成绩并不突出，从哪方面看都不显眼，也不太会招惹到老队员的注意。

我在羽毛球队像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打羽毛球需要手腕发力，而我的习惯是手臂发力，手腕的动作有点“死”。小孩子懵懵懂懂，对自己是不是受重视也并不在意。教练有时会看着我说：“唉，你这个手腕啊……么办哩?”

我不在乎他说什么，老实讲，送我来打球根本就是大人的主意，我打球的唯一原因是爸爸希望我打。教练爱问“么办哩”就让他问去吧。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特别是数学课。可能是遗传到了做出纳的妈妈的理科生基因，我在数学课上总是轻松自如，还曾经被老师推荐去上过数学奥林匹克班。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在数字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固定的运转规律，就像打网球一样，只要你把击球点稍微靠后一些，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直线球，一颗网球永远不会在飞到网前时忽然决定要自己换个轨道，或是掉头飞回来。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我在数学的世界里得心应手，数学老师也视我为得意门生。

我不喜欢语文课，写作文也好，总结中心思想也好，都干巴巴的。在我眼里，这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所有的作文结尾都要莫名其妙地升华到“我的名字叫红领巾”或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我不喜欢这样的授课方法，我不想撒谎，哪怕只是在作文里撒谎。小孩子每天就是玩，就是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哪有那么多“意义”?反正我是找不出来。每当我在绿色格子的作文簿上写“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天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我的成绩不均衡，长相也不起眼，除了数学老师对我另眼相看，其他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在班上和在羽毛球队里一样，都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如果小学二年级那年，业余体校的网球教练没有看到我，那么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转向网球，那我今天会怎样呢?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将会拥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年夏天，网球教练夏溪瑶来我们队里选“种子”，一眼相中了正在练球的我。她认为我移动速度够快，发力也到位，在和我的教练沟通过之后，夏教练建议我停掉羽毛球的训练，跟着她去打网球。我的羽毛球教练林书慧，就是说我手腕死的那位教练，也很同意这个建议。

我有点吃惊，练了两年羽毛球了，我从没想到忽然要改行。网球是个么运动?我也没听到过。但我知道，被体校教练选中的队员一定能进重点班，进了重点班才有机会加入专业队，所以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但从羽毛球专业改到网球，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夏教练让我带父母过来谈谈，同时也看看我父母的身高是否理想。网球对身高有一定要求，要预测小队员们未来的身高，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看爸妈的高度啦。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就站到了夏教练面前，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上，夏教练和我爸妈谈得挺高兴。出乎我的意料，爸妈对于转专业的事很爽快地就表了态：“行!没有问题。”

事后妈妈承认，她一直担心我在羽毛球队会被大孩子们欺负—当时羽毛球队的管理不很严格，教练不在的时候，年龄大、入队早的队员会捉弄小孩子，那时我们都是小毛头，大孩子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爸妈很担心，因此很干脆地将我转到了网球队。

教练对我父母的身高也很满意，我爸爸一米七五，妈妈一米六六，在湖北人里算比较高的，而通过测骨龄得到的结果是：我将来可能会长到一米七二左右，这个结果也让教练很满意。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网球还是项人们很少听到的运动。那时候，中国人心中的偶像是女排队员，电视里播放的是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郎平、孙晋芳、周晓兰这些名字是多么响亮啊!乒乓球也是大受欢迎的运动，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周围永远围着一群人。白色的小球与球台清脆的撞击声上课都听得到。网球……谁晓得网球是么事?我家人一开始管网球叫“毛球”，因为圆熘熘的球身上有许多黄绿色细毛。第一次去中山公园的网球场找夏教练时，看到很多人都在打“毛球”，那场面可真是新鲜。

那时想找块好一点儿的网球场地都很难，电视台也很少转播网球赛事。即使是在武汉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了解网球的人也是少而又少。

夏教练还问过我：“怕晒太阳吗?”我马上回答说不怕，心里还纳闷，想着太阳离我那么远，我为什么要怕啊，现在想想可能教练是想问我怕不怕被晒黑吧。她说，不怕就行，场地在室外。

我就这样离开了羽毛球队，转向了网球。在网球场上，我见到了我未来的队友们，她们个个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黑黝黝的(现在这种肤色应该叫古铜色，很流行的)，好像一群非洲小朋友。

夏教练说，你要进体校的球队打球，可以，但是你要先打败我手下一个队员。爸爸显然是很希望我留在网球队的，所以我必须打败一个“非洲小朋友”。

我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尝试。

我用力地挥舞球拍，尽可能地让球落到对手始料未及的区域。但是没有用，不管我多么用力，多么凶狠地发球，从网对面返回的球一定会更快、更凶猛。黄绿色的小球像一颗流星一样迅疾地飞过来，我必须不停地跑动才能勉强接到球。

多年后我仍然会经常梦到儿时练球的场地，会想起当我最初踏上球场时那些从高处呼啸而来的发球，有时它们会冲向一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有时它们甚至会狠狠打在你身上，你必须尽早挥拍，在它还来不及发威前截住它，改变它的轨道，让它臣服于你，让它明白在这个场地上，你才是说话算数的赢家。

只有当你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时，你才会超越自己。

我很感谢教练对我的严格训练。跟比我大、比我入队早的队员练球虽然辛苦，却极好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网球水平也进步很快。就这样练了一两个月后，夏教练就对爸爸说：“这孩子不错，让她进业余体校吧，免得夜长梦多。”

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煳煳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