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东莞扫黄引发中国社会对“小姐”，性交易以及东莞这一特殊地域的讨论，原在珠三角地区做采访的中国记者对自己蹲守东莞经历做整理记录，FT中文网全文刊发，希望能给读者一个了解这一现象的真实视角。本文为《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下篇。
“下海”的小姐
陶琪(化名)刚从乡下来东莞打工时，在厚街镇一家餐厅当服务员。那时候她20岁不到。在餐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她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梁坚(化名)。
梁坚能说会道，自称在工厂当业务员。时常会和她表达想要在东莞扎根的想法，并且他会跟着强调，扎根东莞需要房子和车。可在他看来，现实很坚硬，以他自己的收入，买房子的可能性为零。
在这样的语境熏陶下，梁坚最终提出要陶琪去当小姐的要求。一开始陶琪极为反对，梁坚则多次以分手作为要挟。陶琪家里来自农村，两个弟弟在读大学。那时候是2009年，在餐厅当服务员，每个月不过1500多的收入，家里难以支撑。而当小姐，一个月能有3万左右的收入。综合这些因素，陶琪最后选择了进入这行。在后来，她发现梁坚是一个专业从事拉皮条行当的，手上有着四五个像她这样的“小姐女友”，便偷偷的离开了厚街，前往虎门的酒店会所当小姐。
在东莞，大多数小姐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这些“男友”们活跃在东莞镇区各个地方，发现相貌不错的女子，会通过各种手段与其接近，最后发展为情侣。再在合适时候提出让女子去当小姐的要求。即使如此，大多数小姐入行还是自愿的，这种“皮条男友”充当的不过是一个牵线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主动入行的。20岁的时候，周静(化名)在虎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上班长了以后，知道在酒店桑拿会所当小姐来钱很快，便“下海”去当了小姐。
在陶琪记忆里，一开始接客时心里异常难受，每天都要接客10—15人左右。每次见客时都非常紧张，担心这客人是个变态或者大腹便便的。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多接一些客人，多赚一些钱。相对而言，周静则洒脱很多。刚入行时，小姐需要培训一个月，比如训练“含香蕉”，按摩力度等。在接客期间，无论客人提出多无理或者“变态”的要求，大多都不能拒绝，否则如果客人投诉，她们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一个月的培训期结束以后，这些小姐会按身材、样貌、服务等分为不同级数与价位。分别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1000元等。周静属于700元价位的，在她看来这和在酒店当服务员叠被子洗床单差不多，但收入却是能让自己看得到未来生活希望的，“要是在酒店当服务员，别说买房子，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小厕所。”在家里问起她工作的时候，她基本都是说在酒店里做经理工作。如果家人有质疑，她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在周静认识的小姐里边，也有不少家里人清楚她们从事的职业。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只好装聋作哑。
周静入行时认识的男朋友李翔(化名)，是她的一个客人。这个人来自江西，其貌不扬，长得黝黑黝黑的。他每次来酒店的桑拿会所光顾，都会专门点周静。各种熟识以后，他们便成了男女朋友。
事实上在东莞，大多数去追求小姐当女朋友的，要么是拉皮条的，要么是想靠此“发家致富”的。李翔便是后者，在他们的想法里，拿女子的身体当武器，是拥有资本立足社会最快的捷径。在周静当了两年小姐以后，李翔拿着她积累下的40多万开了个服装公司，并买了一台宝马汽车。而买车月供1.8万，由周静每月支付。然而像李翔这样的“小姐男友”，时常在达到目的以后，迅速和她们分手。李翔在宝马车供到差不多的时候，便和周静提出了分手。
当小姐这一行的，都会在25岁之后谋新的出路。将自己身世洗白，回家相亲嫁人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是会去学一点东西，尽力跳出小姐这圈子，离开当小姐时的地方。陶琪正在学一些美容美妆之类的营生，准备开一家美容相关的店面，这也是大多当小姐的出路。然而由于社会关系单一，也很少会从客人这里发展社交。因此她们时常都是跳不出小姐的圈子。
“下海”是小姐行当里形容入行常用的词，当然，也包括重新回到这行当里。由于大多数小姐没有经营经验，以往积累下来的钱很快就会亏完，然后再次下海。做了四年小姐，26岁的周静因为不如20来岁新入行的小姐抢手。在短暂的经商失败以后，她再次回到了这行当，但由于年龄问题，周静最后选择了去长安镇的酒店会所当“妈咪”，也就是帮小姐们拉客的“客户经理”。
当了妈咪以后，一个月能拿到十几万，有时候也才8万。“但是压力非常大，各路神仙要打点好，也得动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扫黄等等。”周静说，酒店的会所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妈咪们来做，每个月需要上交一部分钱给酒店，这包括了酒店给派出所等机构打点的费用。
年后的扫黄声势浩大，但其蝴蝶效应还没有出现。在陶琪、周静等人看来，对她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基本上东莞的小姐都回家过年没有回来。在值班的小姐不多。并且她们事先已经接到通知，有做好充分准备。在酒店会所里接客的小姐，在扫黄时期不会前往酒店。不少客户经理手上有熟客，以往的服务场所，则从酒店转向了出租屋。
在一位虎门这行业里长期经营的“客户部长”看来，虎门新世界酒店被点名扫黄以及查封，是显然的“后台不够硬”，“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但他们依然不明就里。他们去年才开始营业，属于后起之秀，其他从业酒店因为竞争等原因，也会想办法通过警方关系对其打压，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也不出奇。”
在虎门不同地段的从业酒店、桑拿会所都会有各分管地段的人照看，这类人基本上是虎门派出所所长分管，以及不少村干部参与。在虎门宜家花园以及龙眼工业区附近，则是偏向低端定位的小姐。这些都直接由村里的治安队分管收保护费。治安队分管下面就是一个“拉皮条”的负责人，负责人一般手上有几十个小姐，年龄在16-23岁左右。
多年前有位受访人员去武汉出差，住武汉水果湖的锦江之星酒店。在看到门缝飞进来的一张张印着“90后女大学生”，“空姐白领兼职”字样，随后进行联系。二十分钟后，有人开始敲门。
他开门看见两个浓妆抹艳的妇女，还没反应过来，藏在女人身后的大汉便强推门进房。缴纳预先说好的500元费用以后，大汉说，除了500元给小姐的钱，这片区有专人负责安全问题，要另交保护费650元。大汉语气强硬，作为一个外地过来出差人员，面对此等本地大汉，他唯有低头交了这冤枉钱。
相对于大陆行业的混乱，东莞无论高端消费的小姐，或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站街女，在东莞都呈现了极为规范的现象。个中原因，除了政府大环境的纵容，还有警察获得收益后给酒店的操作提供了足够空间。这使得整个小姐产业直接与巨大市场接轨，规范化与标准化也随之而来。
从广州或者深圳，坐上动车前往常平镇。在抵达常平动车站前10分钟，先发短信告知客户经理，到站后会有专车前来接送。这是东莞酒店小姐消费的配套服务。
坐上一辆前来接送的日产天籁。途中司机话语不多，不时接到客户经理们预约接客人的电话。“白天一般一天有十七八趟，一趟平均有2、3人。晚上比较多，一趟基本坐满5个客，每晚10趟。”司机说，像他这样与酒店合作的车，有6、7辆。每天600人左右。基本来自广州、深圳以及香港。
酒店在论坛上用的名字自然是假的。在酒店稍坐片刻，就开始所谓的T台选秀，一批批带着号牌的小姐轮番走秀，如果没有看中的，再换一批。价格600元到900元不等，相貌方面，第一批基本都是最差的，往后的倒也还好。选中以后，小姐领客进房。
“这是服务的项目，你看一下，有哪些不做的要确认一下，不然投诉了我会被扣钱的。”小姐说。
失路之人
2010年11月一个傍晚，我从广州仓促赶往东莞东坑镇，和一大群从广西梧州下来的族人一起跟踪寻人。我有一个二姑在东坑，有天晚上她在闹市侧边的小路走着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喊她。声音用力却又压制，像是为了让目标人听见，却又要避开其他人。她转身观望，直至再度听到喊叫声时才发现黑暗中坐在地上的一个男子。
恍惚间她没法想起这男子究竟是谁。只见此人头发及肩，蓬乱而黏腻;右肩早已不知所踪，只剩肩头有一个浑圆的肉包;并且双脚自膝盖处被截断，正如两根干瘦的树桠;男子坐着的是一个搁着木板带着轮子的小推车，车子前头由一根铁链牵引。
“我是三弟。”那男子焦急而又低声的说。
这个三弟，正是我的一个堂叔，自幼在乡下一齐长大。长大以后，我们前往外地读书，他则在初中毕业时去了东莞茶山镇的工厂打工。在2000年夏天的时候，东莞那边通知了他失踪的消息。随后他父亲及族人前往东莞各地找寻，均无任何消息。他失踪当天正是工厂发工资的时候，当天其女友和他约会，却一直等不到人，传呼机也没有任何回复。随后一周再也没有了他的影踪。失踪的几年时间里，家人不时前往东莞找寻，却一直杳无音讯。在东莞治理环境下，失踪个打工仔，不过如蝼蚁。而他的母亲，我喊做二叔婆，整日以泪洗面失声痛哭，最后却不得不当做他已经意外死亡了。
“你不是死了么。”一下被面前事情撞击到，二姑有点口不择言。这时附近停留的一辆残旧中巴车正由两名手脚正常男子不断的将类似于堂叔这种残缺者搬卸到地上。我二姑接着问，你怎么被弄成这样了。
“你走进一点，快，要时不时的往这碗里放一两块零钱。”堂叔紧张的往七八米处中巴车处张望。他说，当初他在路上被人打晕了，往后因为剧痛醒来数次又再晕过去。醒来双脚和右手都没了，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呆了有快一年的时间。“后来手脚被截断的伤口都愈合了，就得被带到上街讨钱，满东莞到处转，有时在中巴里边睡，有时候被带往另外一个房子。应该也有十年多了，除了第一年那房子没记号，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我就在房子墙上划一道，总共9道。”
在堂叔的记忆里，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其他时间基本是馒头包子。然后每天有固定任务，如果讨不到额定给的钱，会被管理他们的马仔们抽打，并且不给饭吃。在整个叙述的过程里，我的二姑成了典型被感受牵引的动物，根本没想到要下什么利于解救的信息。比如房子的位置，出没的区域。由于不断的掉眼泪，中巴车那两名男子发现了异常，迅速过来质问什么状况。
“我只是看着他可怜，给他点钱用。”二姑回答俩男子。但男子明显极度敏感，其中一个挡着中巴车牌，一个迅速把卸下来的残缺乞丐扔回中巴里，开车离开。
此后几天，我们都在东莞各个镇区之间疲于奔命，跟踪盯梢那些在商场出没的残疾乞丐，以及一些样貌相近的中巴车。基本所有残疾乞丐都有专门的帮派人员管理，每到高峰期便由中巴搭乘，在闹市附近一个地点卸下，再由数名人员分别用小拖车拉到闹市路边行乞。随着人流变化，残疾乞丐也不时会被调整位置。基本上每5、6名乞丐由两个人在附近看管，不时会带包子给这些人进食。到了一定时候，如果残疾乞丐仍然没讨到什么钱，看管者会不发放包子，并上前指责给予压力。类似于这类“丐帮”，在东莞有数十帮派，基本以周口与驻马店人负责。有专门率领小孩的，有断手断脚的，也有些专门配备音响话筒的。自堂叔失踪至后来被我二姑发现，便达10年之久。光天化日之下，有组织的在闹市活动如此之久，可见其背后关系的深厚。
东莞“扫黄地图”的作者王秀勇，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曾经混迹在东莞丐帮，并较为熟悉“周口帮”。在王秀勇的描述里，“周口帮”与各镇警方关系极为紧密。很多片区负责警员都会定期收取一定费用。东莞各个镇区人口稠密，灰色盈利空间大，各个帮派林立。在经过多年发展以后，不少帮派开枝散叶，组织庞大，到了警方一时半会难以撼动的地步。为了管理片区表面处于稳定状态，警方和不少帮派达成默契。警方给予空间，帮派则管好手下众人，不得闹出太大乱子。帮派定时进贡，大家相安无事。
我们前几天一直没有找到目标车辆。或者因为我二姑与堂叔的交谈，使得他们起疑。直到四五天以后，那辆在东坑出没的中巴才冒出踪迹。不出意料，这辆中巴牌号是套牌报废车。经过数次跟踪失败后，我们终于摸清了中巴部分卸人线路，但并没发现卸下来的残疾乞丐里有我堂叔。他们有时候往深圳方向的东莞各镇区安排乞讨，每个镇两三个，有时候又朝靠近东莞市区的厚街一带布点。在某些节日展会，如桥头镇荷花节，又将大拨乞丐运往此地。最后在晚上十点左右，他们将开始收摊，回到中巴里。中巴里嘈杂闹腾，到了凌晨一点左右，中巴车停在了东坑镇政府对面的广场，直到次日凌晨六点开始出发布点。
据王秀勇表述，他曾遭到这些丐帮人员的拘禁与殴打，因此一直怀恨在心。王秀勇曾表示这些丐帮的落脚点他极为熟悉，但不愿言说，要求必须他有参与其中指出地点所在。可惜随后王秀勇因为各种问题回了山东。我们也设想了各种救人可能，堂叔的家人首先反对的是报警。在他们看来，当初刚失踪时候，警方态度敷衍。失踪以后上十年时间，这个丐帮活跃在东莞各个地头，一个套牌中巴还每天停在政府对面广场，这个中丐帮与警方牵连深厚，可想而知。因此为了保证堂叔安全，在没确切看到其本人之前，他们不愿选择报警。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亦支持此推断。但无论何种设想，首先前提就得堂叔在那辆墨色玻璃的中巴里，否则会打草惊蛇。
这些帮派具有极为严密的组织应变能力，时常在中巴这流动点上休息调整，若遇到某些变化，快速的闪匿回偏郊野外的聚点。由于他们根基在镇区，所以这些帮派较少进入东莞市区。在经过数次跟踪以后，我们确定堂叔并不在中巴内。大概因为那晚发生的事，他们已将此人单独囚禁于某个地方。然而在后来2011年的元旦，各个节假日，经过一次次跟踪追寻，终难以再觅堂叔踪影，他的父亲在与我爷爷聊起此事，抽着烟说，或者他命就是如此，大家都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