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21时许，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截至2日6时，已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暴力恐怖分子在公共场所滥杀无辜、手段凶残，可谓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他们惨绝人寰的暴行让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瞬间逝去，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稳定，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肆意践踏生命和人权的凶残本性和反社会、反人类的狰狞面目。他们的暴行是对人民生命的践踏、对法律尊严的亵渎，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秩序和人类文明共同底线的挑战。我们强烈谴责、愤怒声讨这种灭绝人性的犯罪行为。”
上面是国内官方媒体的社论，我每个字都同意。这两天我也通过网络媒体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发展，保持和国内的亲友，尤其是云南的朋友们联系，祈祷他们能够挺过难关。
从重从严
只是网络上的舆情，很快就分成了两块阵营。一边是大部分的网友们都发出了同仇敌忾的声音，认为应该打击分裂主义;另一边的少数人发出了类似这样的话：“我们支持阿拉法特，同情过本拉登，为911幸灾乐祸，为金三胖点赞;我们其实和公认的恐怖主义者都曾有不错的交情;时至今日，我们仍然立场鲜明地支持北朝鲜这样的反人类政府。好了，现在恐怖袭击开始在中国蔓延了，我们该醒醒了，该跟上历史的潮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反人道的行为!反对一切恐怖主义了!!”“每次出现事情，新闻禁令出现得永远比新闻报道快。砍杀事件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新闻禁令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从来只是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从来不告诉公众为什么会发生。永远让民众盲目地仇恨，莫名地恐惧，稀里糊涂地活，不明不白地死——如此循环往复，愈演愈烈;请逝者安息，生者反思。”
应该说，这些话很有道理，和上面的官方社论一样有道理。可是这些话却受到了批评、鄙视甚至辱骂攻击，原因是在国难当头之时，你不去献血、点蜡烛、捐钱捐物，不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时艰，而是在这里批评政府，转移话题，这让很多国人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即便是体制外、平时一直批评政府的“异己分子”也觉得这种言论不合时宜。比如草根媒体《政经观察》的作者钟二毛。
在大难当头时刻是否可以反思体制?我不想讲太多的大道理，只是和看官们一起回忆一下历史：
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
在抗战如火如荼的1939年，按现在的逻辑，估计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紧密团结在合法政府国民党周围，服从蒋委员长领导，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不是反思抗战体制吧?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应该反思体制，改革国内政治。他陈述到：“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他要求全民抗战，而不是国民党宣传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如果是毛泽东已经有些被妖魔化，不足为例，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日本刚侵占东三省的几个月，上海一家杂志社问鲁迅先生“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是：“。”在我看到草根作家钟二毛先生认为“现在不是反思体制的时候”时，我注意到这个平日靠推送给读者的《政经观察》，因敏感词而当日无法推送，还必须要订阅者输入“昆明”才可以拜读到钟二毛先生的大作时，我对鲁迅真的是羡慕嫉妒恨。鲁迅先生曾希望他能够早日被国人忘记，可都快八九十年了还是没法忘记，究竟是鲁迅的伟大，还是我辈的无能?
如果上面的两个例子都太遥远，那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地震。在地震灾害期间，有人质疑校舍的建筑质量问题、质疑是否有伪劣工程、政府官员寻租等问题，可是大难当头，当然以救灾为主。当年的温总理也代表政府信誓旦旦，对于校舍建筑质量问题在救灾之后一定要严查到底，决不姑息。可是几个月救灾基本结束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宏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抗震救灾表彰大会，证明世界上任何灾害都压不垮英雄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至于追查校舍建筑质量的诺言，早就扔到了爪哇国了。有几个“好事之徒”单独调查，结果被抓或被封杀。
如果现在不趁机会反思，估计接下来的日子也是在昆明或者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昆明3.1惨案的表彰大会，严惩几个歹徒，表彰一大批在昆明惨案中英勇搏斗的警察、保安和路人。至于为什么那么多的维族人为何不怕死带着母亲一起冲撞天安门金水桥?为什么中央民大的伊力哈木老师--这个不赞成新疆独立的维族汉子会以“颠覆国家安全罪”被抓，为什么新疆那么多的央企国企不招收维族青年而让他们被迫去韶关打工……
大灾之前，尤是反思之时
好了，再多的例子我也不说了。我希望在救灾、善后的时刻，不要忘记了反思这个体制。对于被体制愚弄到麻木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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