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感觉不到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
在石木兰大夫之前，我们也曾历过一连串同样的“影像学诊断”，而大多数专家却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追随观察我的肺部病灶差不多一年了，诊断结果全都倾向于“良性病变”，比如是个结核，或者是炎症之类的东西。
所谓“影像学诊断”，就是仅仅凭借胶片影像鉴别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获得活体组织进行病理检验之前，这通常是医生看病下药的重要依据。
不过，我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医生们辨别胶片时，难免会被胶片之外的因素干扰。
比如，他们诊断我的肺部病灶时，如果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就会把心里的天平向“恶性”一边倾斜过去。
反过来，他们在看我的脑片时，如果知道我的肺上还有一处病灶，又会坚决地认定“脑瘤”是由肺上转移过来，因而便倾向于做出“肺癌晚期”的诊断。
一旦他们发现颅内“肿瘤”正在缩小，就会认为那东西原本不属于“恶性”，当然也就不会是从肺上转移来的，进而又会乐观地认定肺部阴影也只是个良性病变。
这中间的逻辑，自有其通行的医学理论加以支撑。“人体是一元化的。”一位医生曾对我这样解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医生在一个人身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现病灶时，他们首先必须考虑，它们是有关联的。”
我的左肺上叶病灶，其实只是一片直径约1.3厘米的不规则的阴影。这在大多数人身上只不过是炎症或者结核，所以通常并不会被当作严重问题。在例行体检中通常采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会有任何不良感觉。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脑袋出了问题，顺藤摸瓜，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去我的肺上看看有什么东西。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在意。
我还记得上海专家们首次会诊的情形。尽管有脑部和胸部两组胶片，全都摆到桌面上，可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从始至终集中于颅内病变的性质，只有在涉及是不是“转移瘤”时，才会想到肺上还有个东西。
一位胸科专家的话很明显地代表了这种倾向。“脑子里面到底是不是‘转移瘤’?”他直截了当地问那些神经科专家，“如果不是，肺上的问题就非常好处理。我现在甚至都不用管它。”
我们都期望癌症的早期发现，医生们也在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类似观念。可是“早期发现”非但很不容易，而且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引起足够注意。我自己就曾对晓东说，“我肺上这么小一片阴影，要真是肿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啦。”我是指多年前她患结核病，痊愈后始终在肺上留着一大片阴影——比我的那个“1.3厘米”要大很多。
可她对我这样比较不以为然。她把我肺上这片小小的阴影看得很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她的逻辑与医生的逻辑正相反：如果那是恶性肿瘤，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脑子里的所谓“转移瘤”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这推理我当时也很赞成，却不料其中隐含着一个错误，那就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和病人——都认定脑袋和肺的两处病灶紧密相联。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即使颅内病变痊愈，肺部病灶仍有可能为“恶性肿瘤”。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固守着一个并不正确的逻辑。好在我们能够追随观察肺部病灶，每隔几个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扫描。晓东拎着这些胶片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寻求“专家会诊”。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几位高人来审看我的胸部胶片，迫切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诊断，可是很快就发现，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精妙的专家，也会意见不一。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脑瘤”的诊断过程中已着实领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诊断中又不能避免地再现。结核病专家信誓旦旦地说那是肺结核，肿瘤专家则认定“不能排除”恶性肿瘤，既非结核也非肿瘤的专家则认为它还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实际上，“诊断”在医生那里是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们外行人想象的那样，具有非此即彼的含义。如果你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几个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恶性肿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东西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结核可能性大”，那也并不意味就不是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听懂医生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当一个内科医生避开你的目光，同时建议你去看外科时，就意味着他的心里已经在设想你患了恶性肿瘤。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大笔一挥，在你的病历上写下“开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因为除了把你开膛破肚、撕心裂肺之外，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手上的动作很重要，通常能够传达出更准确的信息。若是缓慢、收敛、从容，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张扬、摆动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内心其实是在犹豫不定，只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急切地想要打发你走人。
有时候在身体语言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奇妙的专业术语，比如“诊断性治疗”。这在医生口中应用得极为频繁，值得为他们申报个什么发明奖。那是说，医生其实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却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这好像成了应对疑难问题的相当普遍的妙方，而我却对这个词产生了无限疑惑。
虽然常常模棱两可，医生却本能地让病人感到他们无所不能。我们总是不会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对绝症的失望，而是对医生的失望——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神圣，满脸洋溢着威严，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而且，说老实话，你病了，病入膏肓，不听医生的话又听谁的呢?所以，我还是把期望倾注在医生身上，并且努力学会使用医生的行为方式。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医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从每次会诊中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信息，就该知足。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里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叫我的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事实上，不仅是我和我的家人，当时乐观的情绪也出现在医生中间。
每次会诊之后，我们总是把各路意见加以归纳，认真对照，结果发现医生们尽管结论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不约而同的，他们都认定我的肺部病灶没有长大。在长达一年的不间断的观察中，每一次影像学检查报告单上也都写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为缜密慎言的医生，也承认“基本没有变化”。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会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没有长大和蔓延。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才会认定，我可以“不用考虑”它是恶性肿瘤。
如今回看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当初医生正是因为在我颅内和肺叶同时发现肿物，才会有“肺癌脑转移”之说，这一点也被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子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之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没有变化”。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她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
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开胸手术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第6节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我的颅内病灶属于“恶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定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却执意“继续观察”。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最悲观的”判断，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现在看来，那一次我是对的。可这一次，我还能不犯错误吗?
我对晓东说：“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
我对医生始终有着强烈的选择性。我会没有保留地相信一些医生，同时对另外一些医生抱有强烈抵触的心理。不过，在大多数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医生，听从他的一些建议，却又放弃他的另一些建议。
我们到底凭什么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医生呢?当我逐渐康复起来之后，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现在就让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真正信服的那些医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而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
1,不自吹自擂。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2,不贬低同行。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同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琐碎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的犹豫闪烁和含糊不清之中，从他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蠕动，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他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精通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7,不模棱两可。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写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8,言之有据。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和石木兰，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