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情况存在两个疑点。首先，从1月27日到2月27日这短短的1个月内，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他对于“闹事”的看法和对策？其次，毛泽东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已经在公开场合有明确的表达，为什么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并不重视？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还不足以完全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联系起来考察的。根据并不充足的相关历史材料，笔者对此提出3点推测：
第一，陈云对于1956年经济工作的看法和相应的经验总结，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相当普遍的共识；而毛的看法则与这些共识有很大距离，他的权威因此被领导层的共识所压倒。也是在毛召开的颐年堂会议上，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4人在各自的发言中，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讲话即前述意思，李富春用了“冲昏头脑”一词，薄一波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10个问题；李先念则从财政的角度认为1956年“冒了”30到35亿。[34]毛对这4人的发言作了详细笔记，还把薄一波的看法总结为“薄十条”[35]，说明毛无法轻忽这些财经重臣的看法。必须指出，这时距离中共“八大”结束才3个来月，毛对于中共中央的高层政治生活比较不那么具有权威。毛在经济问题上的发言，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一段期间，显然比较不受他的同志们的重视。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尽管毛对“反冒进”不以为然，陈云他们还是照样讲话，并且被赋予统管全国经济的重大权力。
第二，虽然陈云们有表达观点的机会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权力，这并不表示毛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观点。相反，毛坚持自己的看法。在颐年堂座谈之后，他于1月18日公开了自己对于“反冒进”的不满。按照毛的思维方式，在居于少数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逻辑，有这么多的领导人反对他的观点，正说明问题严重，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历史资料说明，毛一直坚持认为，这些财经事务领导人是右倾保守的，虽然他在1957年1月并不直接表达这个看法。直到1958年1月，也就是经过了以“反右”为轴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态发展之后，到了毛已经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南宁会议”上，毛才对他们算旧帐。他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会上，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以至打算辞职。[36]陈云则此后基本赋闲。毛还在会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37]“南宁会议”之后的1958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批评继续加码，说所有那些主张“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38]这时，毛直接用“右派”作为基本的政治坐标，把他对于1956年“反冒进”的反攻倒算合法化，企图在政治上压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的1957年春季，也就是“反右”运动之前，有同样看法的毛，却不能这样痛快地表达，也不可能改变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工作权力架构，更不可能让自己的看法占据至高的政治优势。在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毛因此会思考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取得对薄一波们说这个话的优势地位，恐怕也是一个所谓政治家很正常的反应吧？
第三，利用群众“闹事”所表达的不满，打击一下这些“当权派”的“官僚主义”，恐怕就成为毛的一种战略选择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维，毛从“闹事”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问题”；于是，毛要利用这些“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权力目的服务了。可以推测，当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这里时，他豁然发现，群众“闹事”不仅不可怕，而且可以“坏事变好事”了。怎样把它变成好事呢？毛有他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风”。“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句话，是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讲的，[39]而那次全会正是“反冒进”的高峰。可以想象，毛从他感到“压抑”之时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压抑”状态，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导权了。1956年冬天，他已经有了初步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风”的故伎；而到1957年初，他的战略战术随着“闹事”等事态的发展而逐渐在头脑中清晰了，这就是：借助社会压力，实行党内“整风”。
2、“整风”
毛马上行动起来。1957年3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始布置“整风”，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他主张“放”。[40]然后，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把他自己在1月份看作风雨将至、“蚂蚁出洞”的那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统统“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并豪迈地发问：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怕批评？[41]对毛和他的听众来说，答案当然是毫无争议的。
4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2]原定1958年进行“整风”，1957年仅是进行准备并在适当范围试行。[43]但是，毛已经迫不及待了。在4月27日党内发布“整风”指示之前的4月19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15天内用电报报告：“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44]
把那些忠心耿耿维护他的共产党政权、因而敌视乃至镇压群众的罢工罢课等行动的官僚们，放到这样的问题下质问，毛的意图，对于我们已经了解他早些时候对所谓“闹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后来者来说，一下子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的一贯手法。“鬼”总是那些人，就是党内并不亦步亦趋跟随毛的人；“钟馗”很多，这一次是“闹事”民众。
但是，“闹事”闹过之后，不能继续鼓励。这是一位不好使唤的“钟馗”，难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弄于股掌，指挥如意。为了更好地达到“打鬼”的目的，毛还要请新的“钟馗”。5月4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毛强调，“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45]于是，轰轰烈烈的“鸣放”运动开始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又提出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问题。他提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并且首先是面对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提出的。4月30日，毛对陈叔通、黄炎培谈了这个想法，并“嘱我们（即陈、黄—引者注）透露消息”。[46]这个消息产生了复杂的政治效应。陈、黄等人马上诚惶诚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党内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线”，也赞成毛卸任国家主席，甚至赞成毛在适当的时候卸任党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们，在毛看来，是更加体恤毛呢，还是有些不够意思呢？社会上有传言，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7]
当然，毛后来确实辞去了国家主席，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动及其效应不是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后果吗？其一，这就为“整风”注入了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想象；第二，造成了毛是开明的、而另有领导人是官僚主义后台的印象，而那些领导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劝进表态，不是也有助于让人在对比中看出那些刚刚在“八大”取得治国大权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问题吗？“整风”“鸣放”的矛头应该指向哪里，难道毛没有给出暗示和指引吗？
三、一九五七（下）：从“整风”到“反右”
问题是，“鸣放”不可能完全按照毛的意志而展开。“钟馗”被请来了，它却连“老鬼”一并打击，尽管“老鬼”本是请他来打“小鬼”的。“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大鸣大放”的矛头所向并不只是针对他认为属于官僚主义的现象及其权力代表，更不仅是针对“小和尚”，而往往会针对“老和尚”，[48]针对毛本人，针对毛所领导的这个党和毛所创建的这套制度。有的批评意见明确说，“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49]就是毛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一些知识分子也另有看法。在决定展开对所谓“右派”的“反击”之时，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这种看法：“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50]就是否害怕批评而言，毛其实是纸老虎。从5月4日毛替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算起，党外人士发表意见不过10天而已，毛就已经受不了了。5月15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党外人士中发现了“右派猖狂进攻”。可是，这篇文章当时秘而不宣。[51]因为毛认为，“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进攻”这样一个判断的同时，毛依然在5月16日指示全党，“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2]大约是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官员在5月底还三番五次动员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53]动员成功的结果，就是那篇以批评“党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最迟，到6月6日，也就是“反右”运动正式开始的隔天之前，毛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后一个要求“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54]为了下一步的辉煌战果，毛要中共党员干部、也要自己“硬着头皮顶住”。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候，毛还没有忘记“一鸡两吃”地利用“右派进攻”的“剩余价值”，即通过这样的“整风”来“揭露”党员干部的“缺点错误”。[55]另一方面，在“诱敌深入”的同时，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歼敌”的信号。5月25日，在接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毛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6]
在短短1百多字之中，毛已经鲜明地把他的所谓“辨别香花与毒草”的两条根本标准突出了出来。30日，毛要求胡乔木转载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时转载适宜”的问题。[57]《人民日报》是6月8日转载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党委“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一天，“反右”运动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与1956年6月毛对《人民日报》有关“反冒进”的社论送审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极态度相比，1957年5月的毛异常亢奋。继6月8日“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6月10日，毛亲自部署“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也是经过毛亲自修改的；7月1日，毛再次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长江三峡游泳。[58]7月9日，毛从外地通知中央，“反攻应当扩大”。[59]
显然，自从开始“整风”，毛就增加了对中央决策权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开，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很有高枕无忧的感觉了。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即“八大”开过整整一年之后，毛便修正了“八大”的路线，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0]而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即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还附和“八大”对于社会矛盾的判断，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虽然那时他也强调“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