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毛还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即“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62]毛的主张，只能是“快一点、好一点”的那一种。那么，有人主张“慢一点、差一点”的方法吗？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方法呢？当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实上，1957年早些时候，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颇为理论化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64]当然，毛不会认为自己属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谁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已经属于敌人，而在那个时候，毛还认为那“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后，在毛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那些“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就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概括地说，通过“反右”，毛在两个层面上夺回了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第一层关乎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确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如何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从而制定中共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第二层关乎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方法和步骤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两层的背后，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来不是空洞的东西；在中共的政治中，它首先就体现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力。在掌握了这样的影响力之后，毛对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权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后转述的“同志们”的看法，从“南宁会议”前后开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薄一波认为，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64]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进”和“右派”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反冒进”与所谓“右派进攻”是互相关联的，前者为后者铺路。这样，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那些一年之前还在积极地“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与“右派”并没有政治上的关联，就不得不特别拉高“反右”的调子。也如薄一波所回忆，这“表现在去年（1957年——引者注）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65]
这里，一个可能引起兴趣的问题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蓄意“引导”所谓“右派向党进攻”而造成，还是“整风”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按照常见的对“反右”运动的分析，似乎应该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再有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的看法，特别是强调这两个转折的着眼点都在于毛从他的那些经济现实主义派的党内领导同志手里争夺政治权力的论点，则似乎容易导向后一种结论。实际上，笔者对此没有定见。这首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应该说，前一种看法可以得到较多史料的支持。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整风”伊始，毛就说过，“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66]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经有了对知识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候，毛更明确地写道，“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67]显然要转过头来对付党外人士了。“整风”对于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6月，毛强调过，“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68]这可以帮助说明，毛在构思、部署和发动“整风”之际，应该是有所谓“一盘棋”在胸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倾向于认为，第二个转折，即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在决定第一个转折（即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时有所前瞻并有所预谋的。因此，“反右”可以说是一个阴谋连环套，“阴谋后的阴谋”，“阴谋中的阴谋”。阴阴为阳，是为“阳谋”。
不过，笔者并不愿意把这种看法推到某种极端程度，认为毛自始至终成竹在胸、操纵全局、指挥如意、节节推进。诚如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69]换句话说，毛从来都是一个阴谋家、战略家、权术高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能够未卜先知；相反，毛总是随时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战略，同时保持他的目标不变。正是因为这样，毛在1957年制造了两次转折，得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闹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时候，借助群众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来打击和压制党内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而在这种批评质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时候，又反过来强调阶级斗争，以此压倒中共“八大”集体确立的政治路线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线。从“闹事”到“整风”，借助“钟馗”可以“打鬼”；从“整风”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击“钟馗”。形势历经转折，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回权力。知识分子和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两败俱伤（当然，这一次，后者比前者伤得轻多了；真正的两败俱伤要等到七、八年之后），而唯有毛取得了胜利。
四、1957――1958：从“反右”到“大跃进”
一旦毛的政治主张通过“反右”而占据了中共的主导地位，毛就要实施自己的主张了。必须指出的是，毛这时的主张固然强调阶级斗争，但并不因此排斥经济建设。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经济建设的主张和路数就是了。结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胜利，我们就可以嗅到“大跃进”的气味了。因此，1958年，从政治上说，是从“反右”运动取得所谓“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
毛从“反冒进”之后的一年多内不怎么谈经济问题。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又开始大谈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问题了。10月9日，毛在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70]9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在1955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本人则在10月中再次亲自修改这份文件，并要求很快在报上公布“纲要”。[71]1958年1月，毛召集“南宁会议”，大肆批评“反冒进”，并在此后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72]这等于说，毛泽东不但从“二线”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站到“一线”，而且在“一线”特意选择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这项两年之后他自己承认“我就不大懂”的领域。[73]然后，就是“大跃进”了。在“大跃进”高潮中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其政治结论和政治意义，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内容了。按照毛自己的总结，是个“马鞍型”，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低潮”就是“反冒进”。[74]换句话说，“反冒进”和“反冒进”过程中举行的“八大”使毛的权力进入“低潮”；而“整风”、“反右”则改变了这种状态，把毛再次送上了专制权力的高峰。
结论：动态的历史，政治的枢纽
经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说本文有两个发现：
第一个发现是，从“闹事”到“整风”、从“整风”到“反右”，有两次转折：毛先是企图利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来反对党的官僚，用所谓“整风”打一下刘少奇们；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战略并不奏效，相反，知识分子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党国制度，包括毛本人。于是，毛就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用血淋林的镇压凸现所谓“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你死我活，他则仍然胜利占据中共路线和权力主导的制高点。过往的研究清楚地看到了第二个转折，但第一个转折则往往被忽略了。由于这种忽略，“鸣放”运动的出现就显得突兀而缺少逻辑，或者容易被理解为毛和中共有其开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触及到制度根本的时候才被迫还击，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诩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从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引蛇出洞”仅仅是5月15日到6月8日之间毛的战略，并不能完全解释此前毛为什么发动“鸣放”运动。只有看到第一个转折，事情的脉络才变得比较清晰一些。可以说，看到了这两个转折，在历史层面，才能够较为清楚地展现历史的动态；而在概念层面，也才能较为清楚、深刻地看到中共极权制度下专制权力运作和专制制度运行相互作用的政治图景。
本文的第二个发现也展现了历史的动态，那就是：毛泽东并不是从来不要搞经济建设。恰恰相反，毛在1950年代中期热衷于所谓“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鼓吹提早实现现代化，“15年赶上英国”。但是，毛并不尊重经济规律，更不懂得现代化建设。这就导致了毛与他的那些试图了解经济规律、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建设的同志们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国家决策和治理权力的争夺。毛的许多听起来很具有进步性的看法，比如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对苏联经验的不满、对所谓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其实都是和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维护和推展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反过来，他的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经济规律的党内不同意见持有者们，比如陈云，也不过是在与毛的对比中比较具有接近实际的品质，而放到另外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备这种品质了。
毛完全放弃经济建设、一心专注阶级斗争，是经过了本文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之后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与“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此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度主导政局的那段故事了。这段历史非本文研究范围。但是，历史有时候惊人地相似，其中总有其千里灰线的联系和脉络。1958年起的“大跃进”，可以说是1956年毛泽东经济冒进的放大；而1960年代初的形势，则很像“八大”前后的情景。至于“文化大革命”，则就是“反右”运动的转胎及其登峰造极的发展了。比如，1957年的时候，大学生当中还有很多是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毛不想使用；但经过“鸣放”运动，毛也领教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唤，于是“文革”伊始毛改为发动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又比如，“文革”时中共经济务实派的领导人仍然是斗争的目标所在，不过，从“反右”到“文革”，毛已经把他们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为“敌我矛盾”了。再比如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都一同遭殃，因为他们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样，对毛来说，同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权力上的两个心腹大敌。可以说，毛生活在两个“权力场”之中，一方面他面对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所谓“右派”；另一方面他则面对党内潜在的对自己的主张和权力的挑战者，即1950年代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和1960年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毛这里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对毛来说，只有掌握无人能够质疑和挑战的权力，才能取得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为了这样的胜利，毛权谋百出。不过，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眼光，并不难发现，毛亦不过“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俩，乃至一些细节，也有很深的脱胎于“反右”伎俩的痕迹，包括“出巡”时机的掌握、安排在长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辙。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
【注释】
[1]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38—117。
[2]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85—325。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出处同注1，页341。
[4]出处同注2，页288。
[5]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载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24。
[6]出处同上。据邓力群回忆，1957年毛在杭州对周恩来、彭真和胡乔木讲了这个话。
[7]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18；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117。
[8]出处同上。
[9]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
[10]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页75-76。
[11]毛泽东1955年11月17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转引自张家敏，《建国以来，1949-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页198。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页487、485。
[13]“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3。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1-10。引文见页6、10、9。
[15]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9。
[16]出处同注13，页82。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104。
[18]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5。
[19]此处引语来自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3。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538。
[21]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3。
[22]例见，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3]转引自叶永烈，《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1995，页58。
[24]“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154-63。引文见页154。
[25]姜华宣、张蔚萍、肖甦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265。
[26]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7。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51-2。
[28]出处同上，页354。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363。
[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1-11。
[31]出处同注25。
[32]出处同注20，页541。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页360-1。小组的其他4名成员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
[34]出处同注20，页541。
[35]出处同注20，页541。
[36]出处同注20，页639。
[37]出处同注20，页555。
[38]《陈云年谱》（中卷），页410。
[39]出处同注25，页263。
[40]“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378-95。
[41]毛3月19日、20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03-5。
[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页222-6。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22，注2。
[44]出处同上，页432-3。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55-6。
[46]出处同上，页458。
[4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93。
[48]“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的用语。见下文。
[49]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12。
[5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03。
[51]出处同上，页475-6，注1。
[5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478。
[53]穆欣，《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页38。
[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91-2。
[55]出处同上，页478。
[5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88。
[57]出处同上，页489。
[58]“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1957年7月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六册），页535。这次游泳未能实现，因为“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注2）。
[59]“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957年7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537-8。
[60]出处同上，页595。
[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245。
[62]出处同上，页594。
[6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357。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53。
[65]出处同上，页645。
[6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55-6。
[67]出处同上，页475。
[68]“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957年5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468。
[69]《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页659。
[7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页599。
[71]出处同上，页604。
[7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226。
[73]出处同上，页167。
[7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41。
《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