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5日再添一个新头衔─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使他除拥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党、政、军三大最高职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组长或主席。这些角色赋予他对中国改革、情报和安全系统、军事、外交和互联网的独一无二影响力，也奠定他「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势将影响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政经走向。然而「小组治国」有利有弊，福兮祸兮，尚难逆料。
「小组治国」并非习近平新发明，而是中共「以党领政」的必然产物。1958年6月，中共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此为「小组治国」的滥觞。1966年5月，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其功能完全不在「文化革新」，却成为权力不断膨胀、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最高权力机构。体制外的「中央文革小组」带给中国人的灾难与伤痛，至今仍让人不堪回首。因此对各种「领导小组」泛滥，中共内部一直存有争议。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去年3月为简政放权，一口气撤销30多个各种各样「领导小组」，受到外界赞扬。
习近平在党、政、军权力「一把抓」後，还力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或主席，这是因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头衔虽大，却不能确保拥有终极决策权，也不能确保政令能出中南海。
尤其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已成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政治局常委则演变成「割据」格局和分赃政治象徵，习近平若不想重蹈「胡温时代」碌碌无为、空转十年覆辙，只能通过新设的「小组治国」模式，将权力具体化，让他拥有最後「拍板权」和「裁决权」，推动他主导的60项改革措施。
曾长期在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工作，并担任封疆大吏多年的习近平，深深体认建立强势中央势在必行。但现有中共决策模式，即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政治局常委分权管理模式，已成为他打破利益集团系列改革的羁绊;但废除政治局会议决策模式又遥不可及，因此另起炉灶，设立几个享真正实权的「领导小组」，从而使政治局会议和常委分权管理模式形同虚设，或许是最易办到的权宜选择。
习近平另辟蹊径的思路，与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吴稼祥的一段论述如出一辙。吴稼祥说，中共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随便废除，因为「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他认为可行办法，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既不会动人家的奶酪，也能遂行自己的施政目标。
习近平推动的「改革小组」已不止是从事顶层设计的决策机构，实际上也成超级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一切事务，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由於网络和信息化渗透所有领域，权威性无所不在;新近成立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则顾名思义，垄断军方一切权力。
所有小组事实上集成中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权力机构。无论在党、政、军担任何职位，只有进入这些小组，才算进入真正权力核心。凭藉这些小组，习近平再也不需要像江泽民那样，需要别人封他「习核心」头衔，就能顺理成章地拥有对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的至高无上决策权。
尽管如此，「小组治国」弊端也显而易见。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众多叠床架屋的「领导小组」以党的组织名义存在，势必干扰常规政府部门履职;或说，正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管理能力，才须成立这麽多「领导小组」。同时，中共的「领导小组」权责不明，不受法律监督，可能成为强化人治、毋须法律作依据的大怪兽，与中共欲推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