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主持“三反、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在《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提供的材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7日决定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党内的干部，是要解决党的腐败问题的。但在此之前的11月1日东北局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里，就进一步提出要“发动群众检查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薄一波回忆，12月31日毛泽东在听取他的汇报时，明确指示：“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1952年1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市的报告批示里，就正式提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们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接着就在1月26日向全党发出指示，要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动“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显然，毛泽东是要主动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是把它当成“比(武装)战争严重”的大战来打的。在内部讲话里，毛泽东就说得更加坦率而露骨：“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是一场恶战”。[29]
没有材料说明，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的“五反”动员大会，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但大会彻底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却是确定无疑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与党中央享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指示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得到雷厉风行的执行。这次大会发生的一切，都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把它整得灰溜溜、臭哄哄”的战略意图;只是抓住的“小辫子”(卢作孚与公股代表相互请吃饭)过于牵强无理，让人难以接受。
但这对卢作孚的打击，则是致命的。卢作孚当然知道，其所要打击的，不仅是他个人，而是民生公司，甚至整个民营企业。这是要控制并最后消灭私人资本的第一个信号，这就触及了卢作孚的基本追求：如前所说，他是把民生公司及发展民营企业看作是为社会、国家服务的“事业”，并且是他的“““新中国”””建设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是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没有了“事业”，就失去活着的理由了。
也许会上那位“平日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的“揭发”，是最让卢作孚伤心的。这同样涉及他的基本信念。卢作孚最为自豪的，是经过他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民生公司成了一个全体员工彼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以相纠其短，相携于义”[30]、最具“群的信赖”[31]的企业集团，是他最成功的社会改造试验。如前面所说，他尤其重视的是公司内部资方与劳方的合作与和谐。在1949年以后，他更是在促进劳资关系上下了很大功夫：在1950年7月对公司主干人员的讲话里，他特意强调“工会的代表”的作用，并以此证明：“我们的劳资关系是正常的”;[32]在1950年9月公司的董监座谈会上，提出“今后总基于劳资两利的原则将生产搞好。本公司之劳资协商会议，俟工会正式成立后亦即正式进行”，[33]试图通过推动民主管理来加强公司上下一致合作。但现在，却由公司内部人的“揭发”，将几十年建立的作为公司“灵魂”的“和气”顷刻瓦解。而且很显然，这是公司内部的共产党组织精心策划、蛊惑所致，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卢作孚的和谐理想与毛泽东、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路线的一次正面撞击，而后者的不择手段，从内部突破堡垒的策略，都是卢作孚料所不及并无法接受、无力应对的：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最让卢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这也是毛泽东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众面前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众“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用这样的方式来“争取群众”，自然是卢作孚无法想象与接受的。据近年新发掘的史料，其实在1952年2月8日的揭发会之前，2月6日就在民生公司内部开过一次会，要卢作孚检讨。
卢作孚一再申诉：“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以致“饮泣少顷”。[34]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将自己抹黑为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要维护自己一心为国为民的一世清名，这是他不可逾越的底线。卢作孚这一代中国实业家，无疑是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的：他们是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即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毛泽东显然低估了中国实业家、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骨气，卢作孚最后作出的激烈、极端反应，大概也是出乎他的意外的。
应该说，在1952年发动“五反”运动时，毛泽东并没有打算立刻置资产阶级于死地。他在内部指示里，还有这样的交代：“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35]而且打击资产阶级的负面效应立刻显现：1952年2月22日(也就是卢作孚自杀14天以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发出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36]各地都有类似的反应，这就迫使毛泽东作出调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并于5月20日发出通知，宣布“五反”运动“胜利结束”。[37]这大概就是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民盟副主席张澜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的政治背景：[38]用薄一波的说法，毛泽东又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了”。[39]
但毛泽东仍然不屈不挠地奔向他的既定目标：仅仅一年以后的1953年，毛泽东又开始批判“新民主主义”，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中国进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目的是“消灭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40]以后，无论1957年反右运动，还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始终如一的打击目标。因此，1952年卢作孚即使不自杀，在以后的运动中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里，卢作孚1952年的选择，就显示出了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对毛泽东的“消灭民营资本，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的第一个悲壮的反抗。有意思的是，当1953年毛泽东制定总路线，最终走上“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的不归路时，也是他的同龄人梁漱溟第一个当面提出不同意见，要为农民说话;1955年另一位同龄人宋庆龄又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承诺，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则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41]他们四位同龄人：毛泽东与卢作孚、梁漱溟、宋庆龄的合作和冲突，是发人深省的。当然，梁漱溟、宋庆龄也没有因此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梁漱溟直到晚年，也还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几位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同龄人的关系，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就我们讨论范围中的问题而言，最后要说的，是当年卢作孚与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分歧，以后事实的发展证明，正确的是只能以生命做坚守的卢作孚，而不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毛泽东。
历史毕竟公正和无情。
2013年10月28—31日
注释：
[1]卢作孚：《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上的发言》(1951年1月)，收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第501——5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
[2]以上材料均引自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一章《卢作孚生平简介》，第37——42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3]卢国纶：《卢作孚之死》，《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转引自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一章《卢作孚生平简介》，第44页。
[4]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1946年2月15日)，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50页。
[5]卢晓容：《卢作孚生平简介》，收《卢作孚箴言集》，第159页，青岛出版社，2011年出版。
[6]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一章《卢作孚生平介绍》，第11——12页。
[7]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319页。
[8]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登载的文章：《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转引自凌耀伦等编《<卢作孚文集(修订本)>前言》，《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1页。
[9]张维华：《上善若水卢作孚——远学老子，近学卢作孚》，收《卢作孚箴言集》，第134页。
[10]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48页。
[11]参看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一章《卢作孚生平介绍》，第35页。
[12]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页，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3]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63页，462页。
[14]凌耀伦等：《<卢作孚文集>前言》，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7页。
[15]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上)，第162——16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16]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54页，453页，452页。
[17]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51页。
[18]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60页，462页，461页。
[20]凌耀伦等：《<卢作孚文集>前言》，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4——15页。
[21]毛泽东：《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思想》(1947年10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2]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1947年11月)，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1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23]卢作孚：《为什么发行这小小的半月刊》，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73页，
[24]卢作孚：《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88页。
[25]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269页。
[26]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212页。
[27]卢作孚：《公司的灵魂》，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190页。
[28]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
[29]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2页，164页，165——66页。
[30]卢作孚：《卢作孚年谱》，转引自《卢作孚箴言录》，第125页。
[31]卢作孚：《纪念民生公司成立十周年》，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307页。
[32]卢作孚：《公司的任务》，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87页。
[33]卢作孚：《在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四届第二次董监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卢作孚文集》(修订本)，第491页。
[34]卢作孚：《卢作孚的检讨》(1952年2月6日)，见《长航档案》复印件。
[35]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一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7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1952年3月7日)，手稿。转引自中共中央文学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37]引自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76页。
[38]转引自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第一章《卢作孚生平研究》，第44页。
[39]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75页。
[40]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第46页，51页，52页。
[41]《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1994年11月)，见传抄件。参看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第54页。
2013-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