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4日，卢作孚在汉口航政局改良木船试航典礼
为了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至少应该追溯到1949年10月，卢作孚作出的一个决定他的命运的选择。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布成立，卢作孚还逗留在香港。国民党派张群等多次游说他去台湾，老朋友晏阳初则劝他去美国暂住。卢作孚都拒绝了。1950年元月，通过周恩来特派员的联络，卢作孚决定北上，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年6月，在中共协助下，卢作孚将滞留在香港的民生公司的全部船只陆续开往大陆。他自己也以特邀代表的名义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的接见，并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商讨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事宜。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11月民生公司董事会和业务总结会上，卢作孚都反复提出要积极推动公私合营的过渡。1951年1月卢作孚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的发言，更是十分动情地谈到西南地区在1950年“非常迅速的进步，非常显著的伟大的成就”，讲到农民、工人、工商界、妇女都“有了自己的组织”，表示要推动中国航运事业的大发展，“让我们的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还兴致勃勃地提出：“盼望我们工商业界赶快作一切准备，迎接土改完成以后即将到来的最大任务。工商业界应准备一切，为农民服务”，显然准备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上大显身手。[1]这年春，卢作孚即赴川南参加土改运动。年冬又赶往北京，和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周恩来在和卢作孚见面时，提出要他担任交通部负责工作。卢作孚表示回重庆将民生公司最后遗留的工作处理完，再返京赴任。12月，民生公司成立民主改革委员会，卢作孚任主任委员。直到这时，卢作孚都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2]
但到1952年2月，却风云突变，并迅速导致最后的结局。研究者是这样描述的——
“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但又使卢作孚大为吃惊的是，大会主题竟是揭批资方腐蚀拉拢国家干部。而事实不过是卢作孚与公司的公股代表一起在北京出差时，互请吃饭，看戏，洗澡而已。更出人意料的是，当公股代表作了检查后，卢作孚平时最关心、最亲信的一个通信员却跳上台来，揭批公股代表中了资本家的‘糖衣炮弹’，被资本家腐蚀拉下水。这个通信员表面上是批判公股代表，而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卢作孚。当时会场上口号不断，气氛紧张，卢作孚坐在台下，困惑，难堪，痛苦交织。可以说，这天的大会对卢作孚的身心极大打击，是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公正无私，视人格尊严比生命还重，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无端向他泼来的脏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卢作孚选择了死”。[3]
在作了这样的简要的历史回顾以后，人们自然要产生两个问题：其一，1949年在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卢作孚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卢作孚在抗战时期就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多有来往，但多次在国民政府任职，和国民党人也有密切联系，直到在1946年写的纲领性文章《论中国战后建设》里，还在强调中国要建设的“当然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国家”，“希望(国民党)政府有整个建设的办法”。[4]因此，当时卢作孚选择北上，还是引起了朝野广泛注目的。
其二，卢作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怎么会发生“风云突变”?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2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最后的结局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卢作孚在国、共两党间的选择，他和共产党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其典型意义在哪里?
这都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人们这样总结卢作孚的一生：“以关注民生、推动国家现代化为己任，转战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5]看卢作孚的生平，他也是先致力于教育救国，在遭到了多次失败以后，认识到“没有经济实力而单纯搞民众教育是十分困难的，而仅靠教育，不但救不了国，连教育也搞不下去。因此，他决心按照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选择了办实业和地方建设来振兴中华。”[6]卢作孚无论从事教育，还是实业，都是为了“救国”。这就是卢作孚那一代实业家：他们是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兴办工业、交通事业的，而绝不是为了个人赚钱。卢作孚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是“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7]人们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8]绝非虚词，这是道出了卢作孚为代表的一代中国实业家的特殊之处的：他们既非中国传统的商人，也完全不同于以后与同时那些以个人或家族致富为目的的企业家，他们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卢作孚那一代实业家都有极强的民族危机感;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西方世界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还停滞在农业社会，为了摆脱落后挨打、备受侵略的命运，中国必须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当初卢作孚之所以创办民生航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航运，就是为了改变外国航船垄断中国长江航运的现状，后来人们肯定卢作孚的贡献，也是“曾经横行川江，垄断川江航运的帝国主义船只被他兵不刃血地赶出了川江”。[9]在前面提到的写于1946年的《论中国战后建设》里，卢作孚总结刚刚结束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也是归结为只有迅速建设“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10]在卢作孚看来，战后正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航运的大好时机，他因此确立了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方针，开辟南洋、北洋航线，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去”的口号。
就在这时，美国海军司令向时任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卢作孚提出了将美轮直航汉口的要求，为卢作孚断然拒绝。但国民政府却屈服于美国压力，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给予美国船只以任意驶入中国港口和内河的特权，卢作孚因此和中国航运界爱国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提出抗议。[11]在我看来，这很可能就是卢作孚最后放弃国民党，选择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想见，当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2]高举起了民族振兴的爱国主义旗帜，卢作孚是真正受到鼓舞的，他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如前文所引，期待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让我们的五星国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选择。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的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也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相通的。在《论中国战后建设》里，他这样谈到他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在私有财产尚未废除以前，虽然家庭仍为保有财产的一个单位，但不复是惟一单位，而且不复是人们运用财产的一个单位。人们将以其手脑，其所有一切，参加另一经济生活的单位——企业组织，或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去了”，更进一步会“形成更大的更强有力的集体生活，而以整个国家为一集体组织”，“人在自己有财产的时候依赖财产，有事业的时候依赖事业，没有财产、没有事业的时候，或衰养死葬、天灾流行的时候，可得国家的救济与帮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学校的相当帮助;疾病医药，可得公立医药的相当帮助”;同时，在这样的国家集体生活里，奉行“人必须忠于(国家和)集体”的道德原则：“为了忠于(国家和)集体，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牺牲集体以外的一切”。[13]
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私有制，有资本家的存在的社会，但无阶级对立，无贫富悬殊，无失业痛苦，物质又很丰富，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或是人人不谋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经过了改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14]在我看来，还有浓重的国家社会主义色彩。而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他后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既是“一个完善的单位保障体系”(这是卢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个严密的管控体系(这是卢作孚当年不曾预料的)。[15]而“为了国家利益要无条件牺牲个人”的伦理是至今也在坚持的。
卢作孚在《论战后建设》里，还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极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争代替斗争，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设的完成”。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具体的“经济事业有精密的计划，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无计划”，它虽然“亦自有其供求适应的定律，但其供求适应，是追随于过剩与不足之后，不能事前控制或适时应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你存我亡的竞争”中，更是造成“无谓的损失”与破坏，这都不利于建设的高速度、高效率的发展，而这样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所急需的。[16]这些思想都和毛泽东的追求相通：毛泽东正是要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办大事”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以至治国的基本战略。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卢作孚在1949年决心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是振兴民族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这样的选择，又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因为爱国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当时称作“进步知识分子”，卢作孚属于此类)的两大思想特点。其实，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像朱光潜、萧干他们都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就是在1949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共产党的原因所在。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
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仔细考察卢作孚于1946年所写的《论中国战后建设》，在发现他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难看出，他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想象，和同时期毛泽东的设想，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差异和分歧。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卢作孚提出：未来中国的建设“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政府机关是用以管理经济建设的，法律是用以保障经济建设的，教育是用以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的。科学研究是用以克服经济建设所遭遇的困难的”。[17]而据黄克诚回忆，1949年5月某日，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8]尽管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治国”路线要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阶级斗争中心论”的成熟要到1957年反右运动，但在建国时期已在孕育之中，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就自然与卢作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生冲突。
其二，卢作孚虽然赞成计划经济，但他认为可以“在私有财产经济制度之下”，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资本，要“鼓励民间投资”，“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国家直接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因此，他强调政府的计划管理又应该是有限度的：“一个政府确定计划，只限于政府直接设施的范围，不能为民间确定计划”;“政府亦自不能妨碍人民的自由。人民有选择职业及投资选择事业的自由”;“产业本身的管理责任，应由主办产业者自负之，不应由管理机构代负之”;政府更“不宜以投资地位控制一部分产业，负责生产本身的盈亏成败”。谈到国家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他认为应遵循孙中山“节制资本”的原则，“防止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上”，“私人企业不宜有奇特的盈余，私人股本颇不宜有过高红利的分配”。[19]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实际上是“反对国家资本，也反对国家机关或管理机关直接经营生产事业”，其矛头是指向“官僚资本”的;他同时主张利用国家力量来发展私人经济，又坚持“节制资本”，防止私人资本无限扩张和垄断。[20]他的这一“发展与节制资本”的思想显然是与毛泽东的消灭资产阶级与私人资本的思想不相容的。尽管建国前后的毛泽东还要和资产阶级合作，仍需要私人资本，但在1947年10月的一篇内部指示里，就已经提醒全党：即使不立刻打倒“自由资产阶级”，也要适当“从政治上打击他们”，“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21]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的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22]在毛泽东的建国蓝图里，是要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赶出“政治舞台”，来“巩固中国革命”的成果的。
其三，卢作孚心目中的“强有力集体生活”，无论是企业集团，还是国家集团，都应该是“有社会的相互信赖的关系的一个世界”，[23]“个人都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这是一个集团运动，不是两个，不是两个冲突的，如像一般流行话，一是资方，一是劳方，是由两方相互帮助以成一个集团”。[24]卢作孚显然希望以民生公司为试验地，创造全新的集团生活，全新的人际关系：“从轮船上的茶房水手起，从工厂的小工起，以至于各级职员工人，无一个不为事业努力”。[25]这同时也是全新的劳、资关系。他因此一再提醒：“请大家绝对不要误解，就是说恐怕民生公司将来不免沦为资本主义事业一途”，“在民生公司不是只图资本家发财的，他的经济立场，可以是站在整个社会上面的，纯全是一桩社会事业”。[26]他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都在为事业以至社会、国家献身的公共理想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谐的关系。他说：“好的建设是会被内乱摧毁的”，因此，把“努力”与“和气”定为公司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法宝”与“灵魂”，[27]是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而卢作孚的这些追求与努力，用毛泽东的思想来衡量，就是在制造阶级调和，是绝对不允许的。毛泽东是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逻辑来处理劳、资关系，以至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他所要创造的是一个建立在阶级对立和仇恨基础上的无休止的内战和内乱(毛泽东称为“制造对立面”和“不断革命”)的社会。这大概是最能体现卢作孚与毛泽东的追求的不同的。
前面我们说到，卢作孚在1949年站到了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又看到，其实，卢作孚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对““新中国””的理解与想象，以及如何建设“““新中国”””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阶级斗争为中心;是发展和节制私人资本，还是消灭私人资本;是建设相互信赖和帮助的和谐社会，还是建设阶级对立的斗争社会，彼此的意见和主张，是针锋相对的。而毛泽东是坚持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分歧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掌握着不受限制和监督的绝对权力，卢作孚不过是一个共产党请来的“客卿”。毛泽东说得很清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28]这样，最后的冲突与悲剧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
民生轮，1926年上海订造的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
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这样的悲剧发生得太早，太突然。这就需要对1951年12月到1952年2月，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化，作一点历史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