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了越南社会，男人越来越娇气，这与中国社会恰恰相反。”
中国河口口岸，坐在平板车上等待雇主的“九丙”们。(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广西云南河口镇，一批正准备运去越南的中国服装。(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广西凭祥市。往来弄怀口岸运货的车辆挤满了道路。中国的玩具电子产品等和越南的水果红木等就这样被送到两国人民的手中。(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中国广西河口口岸，快步走过的旅客与其后步履沉重的“九丙”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广西弄怀边境贸易点。从山腰过去靠人力背到越南的东西都不必交关税，所以越南人有了一门职业，叫九丙。(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
原标题：边境身影“九丙”用脚扫过中越“雷区”
作者：于冬
战时埋下的防步兵雷，比番薯略大，会随着雨水沙石缓慢移动。雷区让中国村民望而却步，越南“九丙”们黑夜中却不得不穿行其中。
因为是非法穿越边境，“九丙”触雷或坠崖而亡，不会得到政府层面的任何赔偿。
“九丙”，这一活跃在中越边境二十多年的特殊群体，今天已算是风烛行当。
上午八点多，太阳依旧掩藏在中越边境的群山之中。
“兄弟，这是我们的证件。”阮俊青左手拇指和食指夹着几本绿皮护照，右手从西装袖里掏出一盒中国产高档香烟，趁着握手的机会，悄悄地递给了执勤的越南公安屯哨兵。
这盒香烟的价值，抵得上这名越南士兵半个月的津贴。条件是，他要对阮俊青手下的“九丙”队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几天，正值中越关系遭遇重大挫折，虽然部分物流业务要绕道，以避开激进的越南反华游行区域，但多数货物仍能正常出关，只是两国边防部门的盘查明显严格了许多。
中越两国关系的多次跌宕起伏，在“九丙”这一特殊行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2011年春夏之际，中越南海争端陷入白热化，在没有公布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越南当局关闭了数座边境口岸。当时，越南水果大丰收，而中国北方的水果尚未上市，价格正是一年中最有利的时节。
“结果很多水果都烂掉了。”阮俊青说，越南新清口岸当时仅仅关闭三天，在农民和商人的不满声中，越南政府不得不重启国门。
2014年5月18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说，鉴于越南多地发生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暂停部分双边交往计划。
这是否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进入冰冻期?它将持续多久?阮俊青和他的“九丙”队伍也是忐忑不安。
政治“地雷”
中越关系紧张时，很多民众南迁躲避战火，越南当局也主动偏向南部移民，防止被“中国化”;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政府改弦更张，鼓励居民重返边境，这也有利于加大边界划分中的谈判筹码。
“九丙，这是行内话，就是挑夫。”阮俊青正是从这一行当起家。
在越南的纸牌游戏中，有张九万的纸牌，上面画着一名搬运大箱子的苦力，越南语中的发音颇似粤语中的“九丙”，这在民间口头传播中异化，逐渐变成惹人嗤笑的“狗丙”。
广西已进入雨季，南(宁)友(谊关)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浦寨边贸点上的一群“九丙”，不时地朝公路方向远眺，他们正披着自制的塑料布雨衣，聚集在“国门大厦”的房檐下玩纸牌。
夜里11点多钟，几辆满载中国鞋帽衣袜和电子产品的卡车姗姗来迟，房檐下躲雨的“九丙”们冲向卡车，来不及和货场的老板谈好工钱，争相把大箱子捆在了肩上。
踏上5公里长的边境小路，“九丙”就开始了与死神的赛跑。夜里，浦寨边贸口上的一对母女和同伴要翻过“叫堪”。
“当地人都叫它鬼门关。”一名中国边防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叫堪实际上是一处高七十多米的石壁，以此为界，山上中国，山下越南。整条山路几乎是垂直的石壁，普通人空手攀登都很危险，“九丙”却要背负着一百多斤重的货物在黑灯瞎火中摸索。
199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阮俊青记得，一名与他临时搭伙同行的“九丙”，在把货物放下后，躺在路边草地上休息。十几天后，中国边防人员发现了一具尸体，阮俊青从边防岗哨门前贴出的告示上，认出了死者正是那名陌生的伙伴，他躺在草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当地边防公安部门的一份内部材料说，仅1989年冬天，就至少有9名“九丙”在此坠崖丧生。对于“九丙”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地雷。
已西装革履的阮俊青，至今仍能画出沿途每一块大石头的形状，那是黑夜里的救命标记，走错一步便可能会丧命。
1985年夏天，阮俊青的弟弟和弟媳背着沉重的货物，在临近交易地点米七村时，被越南边防公安发现后鸣枪示警。当时，越南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尚未确立“多种商品经济成分”的合法性，走私货物是仅次于叛国投敌的重罪。
那次，阮俊青的弟弟跑得快，逃离了危险，弟媳却踩上了地雷。当弟弟回头去救妻子时，却被追赶上来的越南边防公安一枪打死，弟媳也从此失去了一条腿。
后来，随着中越关系走向正常化，边境也不再随之风声鹤唳，双方的边防力量都不会轻易地开枪。越南的边境政策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越关系紧张时，很多民众南迁躲避战火，越南当局也主动偏向南部移民，防止被“中国化”。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越南政府改弦更张，鼓励战时内迁的居民重返边境，这也有利于陆上边界划分中加大谈判筹码。
越南当局的移民实边政策一度很诱人。阮俊青介绍，当时，命名为“消灭贫困工程”的项目免费为移民提供住房、牲口、化肥、医疗和教育;为增强这些边民对河内的政治认同，越南当局在这些边境村免费安装卫星地面接收站、中波发射台，并向边民赠送收音机;当然，对于“九丙”背负的边境走私活动，越南边防部门后来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政治上的“地雷”排除之后，中越两国还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排雷。但是，游走在边界地带的“九丙”，依旧要面临触雷的风险。凭祥政府公开的材料上说，在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边境冲突中，中越两国在97公里长的边境凭祥段上，埋下了上百个雷场，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
“在这些雷区里，既有中国军队和民兵埋下的地雷，也有越南军队偷偷越过边境线埋下的地雷，很难排除干净。”曾参与埋雷的村民梁文波说，战时，人们都觉得埋雷和种荆棘树一样，就是埋下了一道“铁篱笆墙”。战争后期，民兵们谁也不敢去埋雷，就直接把没有打开引信的地雷，远远地扔进雷场了事。
梁文波所在的卡凤村，临近浦寨边贸口，是当地有名的“地雷村”。战后相继有几十口人被炸死炸伤。梁文波的儿子梁勇“原本以为排雷之后就会安全了”，在山上砍柴途中，不慎触雷后失去了右腿。
最为惨烈的爆炸，发生在1984年春天，卡凤村村民马振民、农有生一行11人，结伴上山挖钨矿砂，对面山坡就是一片雷场。晌午，他们在山坡底下架锅烧饭，边吃边聊，锅底突然爆炸。“一锅牛肉被炸飞上了天，11个人中也只剩下9条腿。”梁文波说。
这些战时埋下的防步兵雷，比番薯略大，会随着雨水沙石缓慢移动。雷区让中国村民望而却步，牛跑进雷区，都没人敢进去牵回来。这几处村落，越南“九丙”们黑夜中却不得不穿行其中。
战争后遗症
“不少越南男人觉得生来都是做大事业的。”
浦寨的边贸市场上，向来不乏这样廉价的劳动力，“九丙”大多来自附近的越南乡村。
细雨中，一名越南中年母亲带着十五六岁的女孩，趿拉着橡胶凉鞋，也奔向正在卸货的卡车。
“看这些越南婆很瘦小，搬起东西来一点也不含糊。”中方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对母女刚刚抬回来一麻袋越南鳖甲板，足有80公斤重，从越南的菊楠屯到中国浦寨有八九公里，尽是悬崖路。
如同蚂蚁举重，“九丙”背负的货物也超过自身的体重。几分钟之后，这名越南母亲又背上了一捆布匹，蛇皮袋包装上用黑色的水笔写着“72kg”(72千克)。女孩则费力地背起了一箱中国啤酒，嘴里衔着一支小巧的手电筒，母女俩很快消逝在暮色中。
“战争改变了越南社会，男人越来越娇气，这与中国社会恰恰相反。”
阮俊青观察到，在同法国、美国和中国的几次战争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上了前线，女人则要养家糊口，越南社会逐渐形成了女人养家的传统。
站在越南谅山的街头，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国，遍地的摩托车证明这个社会正深处现代化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街头闲逛的以男性居多，他们泡咖啡馆，一些中年男人甚至沉迷在网吧之中。
连年的战火默化了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越南男人似乎就是为战争而生。很多越南男人无所事事，每天唯一的正经差事，就是骑上摩托车载老婆去上下班。除此之外，便是跑到咖啡馆消遣聊天。“不少越南男人觉得生来都是做大事业的。”阮俊青说。
这一百年，越南经历了四场战争，很多越南男人都死在了战场上。战后初期，活下来的男人几乎是“稀罕物”，被女人供养了起来：城里的女人开商店，到工厂做工;乡下的女人背着孩子割稻插秧，闲暇时还要挑着竹篓卖春卷、米粉，甚至做“九丙”穿梭于中越边境，她们背负着全家的生活。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九丙”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却不敢亮手电筒，免得被执法人员发现。为运送利润很高的禁运物资，除了压在脊背上的货物，这些“九丙”还穿着特制的内衣，前后左右都缝有冲锋衣弹夹似的口袋，里面装满了铜线、铜锭和铜板。
铜是越南禁止出口的违禁物品，运到中国后价格会连翻四五倍。“九丙”在通过越南方面设立的关卡时，步履轻盈，故意装出很轻松的样子。一到安全的交货地点，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脱下衣裤，取出铜块，像拉动风箱一样大口地喘着粗气。
因为是非法穿越边境，“九丙”触雷或坠崖而亡，不会得到政府层面的任何赔偿，充满血色的故事便永远埋葬在了漆黑的夜里。
“刚开始，我们也很害怕触雷，走一趟回来赚的钱，一个月都吃不完，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浦寨“国门大厦”前的广场上，一名越南中年妇女说。她白天挑着竹篓，向中国游客兜售越南产的荔枝，夜里则要穿越雷区，背着中国商品返回越南。
“咔嚓，咔嚓。”在浦寨的关口，一只光脚丫踏碎了洒落在地面上的贝壳。一名中年女性“九丙”背负着大箱子，左脚上还穿着沾满红色泥巴的凉鞋，右脚的鞋子却不见了踪影。
“他们的脚都敢在尖锐的碎石上走路，踩碎几片贝壳算什么?”对于执勤的边防人员来说，“九丙”的故事已不再稀奇。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九丙”
59岁的越南华裔老莫，年轻时曾在广西师范大学留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1978年排华浪潮席卷全越，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
“中越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梁文波的舅舅一家就住在三十多公里外的越南谅山，二十多年前，老人也曾跨过边境探亲，顺便做“九丙”。此后，音讯全无。
“九丙”，这一行当的出现，缘于中越边境地区的传统通婚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就有越南边民冒着触雷和“通敌”的风险，穿越越南边防兵的枪口，穿越雷区来中国一侧探望亲戚。其间，这些越南边民大都会带一些日用品回去，邻居和朋友难免要求分享，或者高价转让。
他们也发现了两国经济水平差异带来的甜头。当时，很多越南年轻人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阮俊青算了一笔账，一辆自行车不过两百元人民币，这可以换取两百多公斤越南八角茴香。在中国市场上，一公斤八角茴香又可以卖10元。一番倒腾之后，就是1800元的高额利润。
阮俊青的姐姐嫁到了中国凭祥县城，姐夫是供销合作社的司机，能够搞到大批的中国自行车，这是阮俊青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又雇用“九丙”，把大批废铜和蚬木材质的砧板从越南运到中国，这些都是越南当局明令禁止出口的物资，利润自然也很高。
尽管收入颇丰，在越南，却没有人愿意轻易承认自己是“九丙”。
与中国浦寨对接的是一河之隔的越南新清口岸。傍晚，当南方周末记者由此进入越南时，立即被十几名手拿背带的越南人围了起来，“老板，运货?”人群中有人在用生涩的中文揽活。
“他们已经一连两三天没有活计，家中的生活也便失去了着落。”59岁的老莫是一名越南华裔，他在新清口岸的隔离墙外开了一家越南菜馆。竹木结构的店面房门口还挂着两个红灯笼，内设的雅间是给中国客商和游客准备的，越南人大多坐在店门前的那排简易长凳上。
年轻时，老莫曾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分配到谅山中学教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好景不长，老莫赶上了席卷全越的1978年排华浪潮，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几乎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插秧割稻，操持鱼塘莲藕，老莫白天睡觉，夜里做起“九丙”。
“做‘九丙’就顾不上尊严了。”老莫说，很多“九丙”在出发前，都会戴上一顶绿布的硬壳帽子，它既可以遮阳避雨，在遭遇到越南边防兵时，还会唤起士兵的同情与宽恕。
这是一种由椰子壳作为骨架的帽子，最外层包上了一层绿布，在长期的丛林战争中，绿色正是亚热带地区作战的伪装色，越南男人大多酷爱绿色的军装，条件再差，也要配上一顶绿色的椰壳帽。
尊严，却不是一顶帽子能够挽回的。老莫说，那些年，他要忍受鄙视，苦苦哀求中国的边防人员通融，免去一块钱的过路费。做一趟“九丙”下来，也只不过赚得七八元人民币。
“九丙”，这一活跃在中越边境二十多年的特殊群体，今天已算是风烛行当。1991年越共“七大”以来，越南当局相继出台“北部重点经济区”等优惠政策，把边境地区的开放开发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不少大陆和台湾企业前来投资设厂，许多越南人也不愿再做危险的“九丙”，而是选择到这些外资工厂上班。
老莫家的后院里，几十只小鸡仔正快活地觅食，这也是中越边贸的一个缩影。越南的粮食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都很低，“九丙”把中国产的鸡仔背到越南，分发到各农家饲养，待这些小鸡仔羽肉丰满后，再由“九丙”把它们背回中国的餐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