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当局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制造假象。但这些笨伯们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6月4日，我冒着可能被枪击的危险走出京西羊坊店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沿途观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见大街两旁墙上弹痕累累，马路上血迹斑斑。“解放军”士兵在清洗马路上的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大约有十几辆装甲车被烧毁。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它企图告诉目击者：你们看，暴徒们多么可恶，居然烧毁了十数辆装甲车、坦克车!并且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外地乃至全世界“证明”，北京有暴乱!可见“解放军”开枪有理!但是这些阴谋家却是“细中有粗”，不用细看，只需扫看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绽。那些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朝东，这简直就是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哪里有丝毫战地情形?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从来不曾看到排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战地上被击打、烧毁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的，因为都是经过猛烈搏击、厮杀、拼斗……才会毁坏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化装成便衣入城的“解放军”战士自行烧毁却栽赃陷害说是“暴徒”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
我的心——对共产党领袖的信仰早已在“文革”期间由1937年～1967年的热心变成了疑心和寒心了。我那时就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边上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甜言蜜语起了疑心，也对其借刀杀人(借四人帮、红卫兵之手)杀害大批干部如刘少奇、陶铸、贺龙、林彪……的阴谋感到寒心了。“文革”十年教育了我——深刻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家，而是借托“革命”之词和革命之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大独裁者和权欲难填的大阴谋家。他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过的一切教训别人的话，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实行过。比如有名的“五不怕”、“人有嘴巴，应该让人说话”、“真理愈辩愈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他是要“引蛇出洞”斩而杀之。1957年他“引蛇出洞”，骗杀了数十万“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引出”一个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引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每次都是“引出”就斩!可以说，经过“文革”我这个1937年就跟共产党的15岁的农家孩子，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品质，我对他的“革命”言辞起了疑心，对他的阴险毒辣生了寒心!
胡耀邦为许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但他又成了一个大冤案的受害者!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愤怒与不平。北京市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1989年4月16日整队去长安街上游行示威为胡耀邦鸣不平。星火燎原，不几天功夫，北京市居然有成千上万人响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满街人群，要求为胡耀邦平反。4月底，我在大连时，就看到大街小巷的游行队伍。我敢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全民大游行。从4月15日到6月4日被弹压为止，全国有上亿人上街游行。游行者的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贪”、“反官倒”!我也被人民群众的正义之情触动了。
1989年6月3日晚，我和几位老友孙振、宫策等在家玩麻将牌。大约八九点钟，隐隐听到远处(我们住宅楼被京西宾馆挡着)有数声枪响，我们大家仍未警觉。以为是解放军对空射击吓唬人回家了事。可是紧接着就是机关枪、冲锋枪连续快放和扫射，战车轰隆而过，空中直升飞机往返呼啸……等等强烈声音，于是大家收拾起麻将牌到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大门口张望，听一些从马路上跑回来的人诉说：千万别出去，真枪真弹!已经有被打死的人!坦克上街啦!当兵的见人就打……
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泪眼相顾: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吗?连国民党也还没有如此屠杀平民呀!我们不是在做噩梦吧?!天昏日暗，风悲月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惨案竟然由共产党人制造出来了!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感到羞愧万分，泣下无语!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
第二天清晨，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内，就听说新华社干部张惠贤同志的儿子、我们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文部主任张汝宁中弹惨死了，他是六月四日凌晨下班时，在木樨地被“人民解放军”的冲锋枪击毙的，其母张惠贤原是我的部下。我们宿舍大院斜对面有色冶金设计院是夜也抬回尸体，都是“解放军”把他们枪杀而彻底“解放”的。三天之后，我和老伴去木樨地的复兴医院看了一下。这个医院的自行车棚成了停尸场，因为尸体太多，没地方放。自行车棚和另一间屋内摆放了几十具尸体。有的竟是老人和孩子。记得其中一位清瘦，白色短发的老太太，听说是木樨地22号楼谁家的保姆。(我们想看看张汝宁这孩子，可惜没看到，后来听说，这孩子在医院伤口化脓，发高烧，挺了好几天受够了罪才死。)他们都是木樨地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沿途被冲锋枪扫射丧命的。尸体都用防腐剂处理了过，都已缩小，腐臭刺鼻，惨不忍睹。
谢文清简历
谢文清1922年出生于河南焦作武陟县一比较富裕的农家(因家中劳动力多，没雇长工，又因其二堂兄抽鸦片，致使家产败落，因而共产党掌权后谢家未被定为地主富农，而被定为贫农)
1937年5月，谢文清在武陟县第四完小上学时，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教师任熙圣的影响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历为初中一年级
1938年初由任熙圣老师带领，参加太行南区抗日游击队。为抗日话剧团宣传员。
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15师。
1941年5月奉命调延安军事学校学习，因苏德战争爆发，原定学习摩托机械化部队未能组建，改为进俄文学校学习俄文。
1945年10月开赴东北，参加國共战争3年。
1949年-1953年任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
1953年-1958年任新华社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
1958年-1962年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1962年-1967年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
文革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1979年3月-1983年5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3年5月至1987年，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5、6、7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5月22日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反對首都实施戒严而遭整肅。
2001年11月10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