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动态 > 正文

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内幕首曝 当今动态水很深

作者: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

按:25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学生撤离广场是议论很多的一个焦点。封从德曾是广场的副总指挥,和柴玲一起,参与学运全过程。本文提出有关撤离广场的若干重要人事见证,反驳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见,指出知识分子介入的责任。

六四屠城后25年来,“广场学生为何没能提前撤离”一直广受质疑,而众说纷纭。不少人抱怨学生不听知识分子的话,否则六四悲剧可以避免。你若读完本文,相信会发现许多人在扭曲真相,责任不全在学生。近期传出几则党媒讯息,亦触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当诧异。这些讯息包括“多维”和“亚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庆东言论及江迅对张思之新书的报导。本文先探求历史的真相,再评估这些讯息的价值。限于篇幅,资料出处多略去,读者可网搜“天安门之争/六四的关键内情”,或参看拙著《六四日记》。

我参与八九学运的简单经历

我参与了八九学运组织的全过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个:第一个学运组织北大自治会的历届常委,北京市高联主席,天安门广场绝食团广播站创建人,绝食团指挥部、临时指挥部和广场指挥部历届副总指挥,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头表决撤离广场。但我卷入学运却很偶然:当时我正赶做有关卫星图像识别的硕士论文,六月份答辩后就要去美国留学;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为运动起点的当天,我在北京大学遥感所的电脑硬盘正好坏了,这才有时间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报,我的命运也由此改变。此番际遇令我感恩,亦赋予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整理六四档案二十余年,对上述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蒙《开放杂志》不弃,整理出来就教于大家。(按:开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评论。)

戒严后撤退广场是问题的焦点

八九民运长达两月。5月13日三千余人绝食一周;20日北京戒严,两周未能实施;六三至六四夜间二十万野战军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伤者上万(按:张万舒报导中国红十字会的死亡人数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杀。如今讨论“六四前为何没能见好就收?”主要是指为何戒严后没撤,尤其对作为广场总指挥柴玲的苛责,都是指戒严后。

以前有些人批评学运是倒过来的,他们反倒认为戒严后应该见坏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盖自己戒严后的类似作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们倒是最起劲批判柴玲的人,同时小心翼翼地收起他们过去的说法。关于八九学运的检讨,二十多年已经很多,我也发表过不少意见,但今天看来有些问题还有澄清的必要。

戒严后广场上的组织状况

天安门广场的进退,外界常聚焦个人的责任,但真能决定“撤与否”的却是“组织”,我认为当时按影响力而言,应是这几个组织最大:广场议会、北高联、广场指挥部、首联及社经所群体。但绝食这一招对整体学运的影响之大,没人预见到。一旦发起,效果那样惊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观形势,这些组织对混乱的广场的撤退与否,已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

发起绝食是否有体制内高层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确定,但很可能几位发起人误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学生大闹,闹得越大越好”,头天晚上他们甚至还去过赵紫阳心腹田纪云副总理的办公室。如果确有中共高层介入,运动组织自然很难收放自如。更何况绝食的发起,抛开了当时的学运组织(如北高联及北大清华的自治会等),广场上的组织自然分裂成好几块,相互抵消,一盘散沙,就更难有所作为。但具体来看,戒严后这几个团体还是发挥过各自的作用。

广场议会也称“各校代表大会”、“营地联席会议”,最受外界忽视却最具权威。它由各校代表组成,绝食后几乎每天开会。广场上的高校代表,从北京四十几所很快扩展为全国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来越多且常流动。广场议会的决议常波动,但总体上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广场议会经五小时辩论,288票中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头表决,全体大会直接民主,最后裁决撤离广场。

戒严前后数日,北高联主导广场,较倾向于撤,但终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联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广场议会48票中32票主撤,占67%。但次日晚,高联即被广场议会逐出广场回校整顿,移交两天指挥权给临时指挥部,后因首联介入,未能再回广场。

广场指挥部自然更直接掌握运动方向,它由绝食团及临时指挥部脱胎而来,其成立得到首联助推。五二三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宣告成立,然后成立“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从其全称也能看出:当时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维宪”即维护中共宪法;倾向于坚守,所以要“保卫天安门广场”。

首联及社经所主张不撤离广场

知识分子主导的“首联”由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群体推动而成。该所核心是陈子明、王军涛,首联全称即由陈命名。因称“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等人联络其它组织的骨干参与会议。据最近报导,王军涛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先生在其新书《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称“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王军涛访谈正好印证此说:“王丹说他听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须承担责任”,并以此说明自己确是“黑手”(1994年6月《开放》六四专题26页)。但后来王军涛否认为王丹发起绝食承担责任。

与外界印象相反,首联倾向坚守广场,“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陈小雅语)。有如下重要事实:

一、逐出北高联,助推指挥部。五二三成立当晚,首联王军涛、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倾向撤的高联回广场。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会上,王丹宣读首联声明〈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其中尽是“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坚持就是胜利!”一类言辞。

三、王军涛起草的大会誓词:“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们甘愿用我们年轻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四、五二五王丹忧虑广场疲态,赶回北大呼吁组队去广场轮流值班、“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一场持久战!”

五、五二六首联决议:坚持到六二○人大开会。包遵信回忆,会上多数人支持坚持到六二○,“并确定由甘阳起草一分声明”,即五二七《十点声明》原稿。

六、该声明在五二七开会前王军涛等人都看过,要“至少坚持到六二○人大会议召开”,但因指挥部的介入,才改为建议五三○撤离。

这些史实后来被一些当事人扭曲,以至南辕北辙:“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回忆《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显然背离史实。《王丹回忆录》也类似,“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之类标题和句子随处可见;就连五二五呼吁打持久战坚守广场,也解读为“是需要考虑学生是否撤出广场问题的时候了”;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然后才由甘阳起草声明;这是直接篡乱历史。

指挥部的撤离计划未能实施

广场指挥部总体倾向坚守广场,但并非没有撤离计划。五二六杨涛代表北大和高联,来指挥部商讨“空校计划”,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认同。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施,关键就卡在首联。五二七首联会上,总指挥柴玲明确提议空校计划。但因首联本意是至少坚持到六二○,刘晓波、邵江回忆说,王丹和吾尔开希当即反对说“空不了”。此前指挥部里李录也强烈反对,因此我并未奢望它在首联通过。

这时,我就开始反对六二○方案,理由是财政不支,很难坚持下去。大家这才同意改为五三○撤离广场。首联这些人本以为原稿铁定通过,会前已直接拿去当决议印刷,会后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撤的新版。因此当时印了两个版本,以至于李录、陈小雅和包遵信书中用的都还是甘阳原稿。由此也可见首联本来根本不想撤。这就是五三○撤离计划的由来。

这个撤离计划也未能实施,许多人认为关键卡在李录,及柴玲变卦,却忽略了组织的作用。香港几家报纸报导了28日凌晨的冲突:指挥部五常委会议“四人希望撤离广场”,遭外高联同学猛烈冲击,要接管广播站。最后五二八晚广场议会议决回归六二○方案,此前已有首联和北高联的类似新决议。至此,指挥部的两个撤离计划均未能实施。

李录、王丹、何维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忆,说她五二七首联会后告诉李录要撤,被李录骂得七窍生烟,感觉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对大家说五三○撤离建议还得经广场议会,同时则想离开广场出去发动兵变。于是做了个录像,用自己的口说别人的话,可能成为她一生的梦魇。柴书中说,那个“别人”就是李录,坚守广场就是要期待流血,这话是李录说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饶:自己若不认同,何苦录像说出?“六四”后柴玲因此成活靶,饱受批评,被各方祭为替罪羊。有些关键问题,其回忆录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涂。譬如出去发动兵变的想法从何而来?去找军头的中间人是谁?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诉她“坚持到早上六点,赵紫阳的军队会哗变”并影响了她的判断,这又究竟何人?随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将此事挪到五二八,费了心思。

李录当时相当于广场议长,用民主程序来质疑五三○撤离计划,坚持只有广场议会的决议才有效。后来众人指责李录,却回避这个令其尴尬的民主程序,或仅以代表的流动性来质疑广场议会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录确实从未认同过任何撤离方案,有人指责他自私,因为他作为外地学生,学生撤回北京校园就没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说他是廊坊警官学校培训的特工,以此解释为何当时和之后他都那么神通广大(流亡海外的通缉学生中唯一能公开回国投资做生意的),李录回忆说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并取得其信任,却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后来李录确实是通过柴玲才在广场上立足,他给柴玲出主意成立绝食团指挥部,而加入的条件是面临镇压时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几位绝食团领导人出局。柴玲做总指挥也确实依靠李录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录的咒骂才令她如此难受,以致要辞职。不久李录决意取代柴玲做总指挥,六二征求我的意见,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并非外界以为的那么大,首联实际掌控在王军涛等人手中,张思之所言不虚。本来王军涛等人推王丹做总指挥,未成;又推他做广场议长,也未成。张先生为王军涛鸣冤,称“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帮助党组织执行任务,反而成了罪人”,又称王军涛陈子明都是“保皇党”。眼看无法掌控广场,首联和社经所群体就自己退场,五月底退到郊区,“六四”时基本上都不在广场。他们退场时,神秘的何维凌出现了。

何维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学与邓朴方同班同屋,还助其打理康华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许还有杨冠三,要求转告首联王军涛等,邓小平杨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学生撤离,军队进城,开联欢会,皆大欢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联想两天前鲍彤被捕,认为是李鹏不想见到广场撤离。但何的上级陈一咨却认为是李鹏要整赵紫阳“里通外国”的罪证,抓捕何查他与中情局的关系。何死得蹊跷,九一年与小女友车祸死于墨西哥沙漠,据说酷似张宏堡车祸。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开控诉亲友侵吞其巨额资产,披露就在何车祸当天,正办理移民美国的两个子女也遭绑票,那么,这起车祸会不会只是谋财害命?一切皆在迷雾中。

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多维”和“亚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风,试探“六四”话题的反应?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为何要藉张思之的口,称王军涛是“保皇党”在执行中共“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何又藉此指责王丹的“供词一副奴颜,说法骇人听闻”?习近平会不会将孔庆东等人树为八九学运领袖,再以高额抚恤封口,一箭双雕分裂民运与天安门母亲群体?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处理组织“六四公祭”的陈卫、于世文等人。

多维办公室目前在北京,孔庆东通过多维攻击我,令我感到荣幸。而戴晴还在一如既往地编故事。仅举一例:比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中“封从德说”的内容,和拙著《六四日记》465页和注320,就可清楚看见,戴晴抄了拙著几段话,掐头去尾,将其中的“他说”、“××说”、“据×××回忆”等白纸黑字全部剪掉,就变成“封从德说”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编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凑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证明是她1992年以后乱抄而且编错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轰动一时的《天安门文件》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由此我才识破《天安门文件》是赝品。这还真得感谢戴晴编的故事。

“六四”屠杀硝烟未散,记忆的战争已悄然开始。暴力之后,谎言肆行。系统性的谎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种形态——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场。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结构性暴力中,渗透、分裂和排斥对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渗透,以伪装来占据反对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边缘化真正的异己。由于资源和信息极不对称,中共在实体社会占尽优势,通过渗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占据“六四”真相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而边缘化中共不喜欢的人。看看张思之的见证,比对一些人对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绰绰看到官家的蛛丝马迹?

不过,专制还是遇到了天敌:互联网将中共打回冷兵器时代。网络空间的灰色地带,不可能被完全封杀,网上论战就像冷兵器那样一对一,五毛与网民相比,人数必处劣势,因此终将输掉这场网络战争。“六四”屠杀已经25年,谎言仍在继续。而记忆的战争,真相终将胜利。

(民国一○三年夏至写于旧金山)

 

责任编辑: zhongkang  来源:开放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4/0713/415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