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释:
[41]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越牛:〈谁能告诉我……——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