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北京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云祥也表示不解。他说：“取保候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如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就该及时解除取保候审并出具相关手续。”
政法委书记拍板“判两个”
澎湃新闻多方走访获悉，早在1999年9月16日，玉林市玉州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之前，玉林市政法委就组织当地公检法机关开会，正是这次案情“讨论会”，成为决定沙达华等人命运的关键。
澎湃新闻获取的重要资料显示，参会人员包括玉林市公检法三家及政法委多位负责人，会议由时任政法委书记的赵炳火主持。
会上，检方和法院有关人士在发言时，均认为本案证据收集工作没有做好。
检察院代表称：“本案的疑点是毒药是什么，三被告人均翻供，由于时过境迁，证据难以收集，从案发到立案时隔一年零三个月。”
玉林中院有关人士称：“收集证据的工作没有做好，(证人覃芳兰)的语言是关键，但由于哑巴没有文化，不懂‘哑语’，她意思的表达难准确。”
在讨论3名嫌犯的罪名是否成立时，检察院代表认为：沙达华罪名成立，有目击证人，有13次(有罪)供述;对沙达仁、沙寿华做不起诉处理，因为供述不稳定，没有其他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玉林中院方面也认为，“沙达华的罪名可以成立”。对于是否起诉沙达仁，玉林中院方面称，“(证据)只有沙达华、沙达仁的两个的供述，以及一个狱侦材料，二封沙达华写到监外的信件。”但是，“如果排除沙达仁，沙达华杀人动机讲不清楚。”因此，其意见是“两个都可以起诉，由基层检察院审理(应为‘办理’)。”
最终在这次案件讨论会上“拍板”的是赵炳火。他当时表态：“就判两个，大家都发言了，这个案公安的责任心也有问题。”
讨论会的最终结论：由玉州区检察院起诉沙达华、沙达仁，对沙寿华作不起诉处理。
2014年6月27日，已经退休多年的赵炳火，面对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这个案子有疑点，政法委协调大家来讨论，反复论证一下，但政法委“不可能拿意见的，不会对案子定性”。
但事实上，澎湃新闻注意到，此后案件的走向，与此次“讨论会”的结论和时任玉林市政法委书记赵炳火的表态完全一致。
1999年10月28日，玉州区公安局将此案移送玉州区检察院，后者随后向玉州区法院提起公诉。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但在玉林市政法委召开的案件讨论会上，却做出将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理的决定。
“当年又是严打，又是命案必破，还有上面督办，死了两个人怎么拖这么久还没破?当时证据不足，大家争来争去说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十余年之后，赵炳火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承：当时法制不健全，也有人为因素的影响。
意外中毒还是投毒杀人？
随着沙达仁故去，沙达华获释，本案似已告一段落。但据澎湃新闻了解，其家属和当年被抓的众人，均称蒙冤，并坚持申诉多年。
沙达仁之女沙国玲，近年来搜集了大量证据，对此案提出种种质疑。
比如，公检法机关认定的作案动机是两家人间本有矛盾，但“早在1994年的时候，矛盾就被村干部调解处理了”。更何况，“谁会为这点小事去毒害人家的孩子。”
此外，她还认为其父和沙达华无作案时间，“小孩中毒当天，沙达华在博白县，我父亲在沙田邮电局上班，有人证物证，但法院不采信也不说明原因。”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沙达华表示，事发当天他在博白县县城扒窃，等他回到沙田镇后，才听说村里有小孩中毒。他当时还急忙赶到卫生院打探，确认不是自己小孩后才离开。
沙田村村民王桂芬向澎湃新闻表示，当天她曾看见中毒的三个孩子在池塘边的竹根处玩耍，手里还拿着几个药瓶，“他们拿着‘草居心’吸手里的药瓶，我问他们吃什么，他们说是吃‘太阳神’，我要过来一闻，觉得晕晕的，气味不好闻，就抢过三个小孩手中药瓶丢进池塘。”
除了王桂芬外，亦有多人作证，当天确实看到三个小孩拿着一堆玻璃瓶玩耍。
但与之相对的是，控方证人“哑巴”覃芳兰则称，她当天在沙达华家，看到了沙达华投毒的过程。
但覃的婆婆告诉澎湃新闻，当天12点多，覃芳兰带着两个小孩去沙田镇买衣服了，下午3点多才回来，并没有去沙达华家。
对于本案关键物证“剧毒农药乐果药剂”，沙国玲有着更多质疑。
“当时市场上销售的乐果都是半斤或一斤装的，根本没有针剂型。警方也没有对乐果的毒性、品种、包装、形状进行取样。再说，柑子本身含有大量水分，怎么能倒进去农药?乐果气味那么臭，小孩怎么会吃?”
而广西公安厅出具的《关于沙天林死亡案的毒物检验和分析意见》则显示，沙达华指认提取的，其用来装农药的小玻璃瓶碎片，并未检出有机磷类物质。不过，在此鉴定结果后的括号中写有“因检材长期露置，本结果仅供参考。”
沙达华对澎湃新闻称，1997年9月12日，警方要他找被丢掉的玻璃药瓶，他就从自家屋后竹根处随便找了个玻璃片应付。
狱侦耳目作伪证？
沙达仁亲属还告诉澎湃新闻，入狱后，沙达仁坚持申诉，并写有多份控诉书，称自己遭受刑讯：1997年9月20日，玉林市刑侦大队警察把他带到玉州区公安局问话。因对其回答不满意，两位警察便不做记录，开始殴打他，穿着皮鞋踢其面部、胸部等身体部位。在一个多小时的殴打中，他晕死两次。“如果我不招供，真的会被他们整死，为了日后洗冤，被迫招供，便形成了一份份所谓的口供。”
由于沙达仁在2013年6月28日去世，澎湃新闻无法就此核实采访。
不过，沙达华和沙寿华也表示，他们都曾受到警方刑讯逼供。
沙达华自称“有两颗牙齿被打掉。”2014年6月24日，他做了一份经玉林市公证处公证的证词，描述了“被刑讯”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文盲的他在看守所曾遇到了“好心人”。
据他记忆，一天饭后，同监舍的两个“狱友”问起他因何被抓，得知原委后，对方称可以帮他写份东西申冤。最终，在扫把枝沾着墨水写成的半页“申冤材料”上，他按下了手印。
但他后来得知，这份“申冤材料”实为可指证其犯罪的证词。“公安就是这样和监舍人员串通，见我不识字，乱写‘申冤书’，陷害说我投毒杀人。”
据澎湃新闻查证，法庭审理此案时，这份“证言”也被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