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如何?据说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在去世前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注意到钟敬文先生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我仔细研究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专制的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郭沫若和钱学森，让我们来看看两位当年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例子吧!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恩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心当专制独裁的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古人告诉我们说“文人无行”，这话说得很对。有多少文人擅长窝里斗。得势的时候，他们曾经拼命表忠心，恶狠狠地批斗那些同行。可是却想不到，下一个批斗的对象，恰恰就是自己。“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举过文人郭沫若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钱学森。早在“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大魔头毛泽东的狂热，又经过“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糊弄住了大魔头，毛泽东还天天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在劳动人民被极权专制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尽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宠信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永远跟党走”。于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就成了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的附庸，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分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变本加厉。让专制统治者的一切疯狂愚昧的行为，变得合法化。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我更加佩服陈寅恪先生。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做知识分子。陈寅恪先生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共产主义的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极权专制充当马前卒。陈寅恪先生在当年的中国，也面临着如郭沫若，钱学森和薛暮桥一样的选择，可是他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陈寅恪先生能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中，依旧坦然地说出“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话，着实让人钦佩不已。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暴虐共产专制统治下的思想史：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后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