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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批武训实为批陶行知 陶大弟子被逼剪喉自杀

——一位幼儿教育家的悲剧人生

中共打江山时代非常推崇陶行知,把他说成是圣人,冠以“人民教育家”之伟大称号,其实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以争取知识分子,孤立国民政府,一旦上台就开始清除陶行知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因为陶行知已去世,而且中共过去把陶行知抬得太高,不便公开批陶行知,就把陶行知推崇的清末平民教育家武训作为替代的靶子,在全国发动批判武训运动,不愿意配合新政权苏联式教育路线的陶行知忠实弟子孙铭勋于是首当其冲。

孙丹年女士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一年时间我在中大中国研究中心共听过三场演讲,巧合的是,三位主讲者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后人,父母当年抱持抛头颅洒热血的赤诚,为共产党打天下出生入死,但江山打下来,狡兔死走狗烹,全部落难打入另册。最新一场是重庆来的孙丹年女士,五月讲述父母亲一生对中国民教育育的贡献,以及后来惨遭中共迫害的悲剧。

被郭沫若称之为当代孔子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前有位大弟子孙铭勋,虽然已过世半个世纪,但至今在他家乡贵州,仍然是鼎鼎大名,google网上一查有六七千条讯息。百度称他是中国早期幼儿教育家,但对其经历叙述非常简单,仅说他一九三五年入党,在上海、贵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49年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研究员、西南师范学校副教授,一九六一年逝世。

孙铭勋:横跨国共推行幼儿教育

这位陶行知大弟子就是孙丹年的父亲,他真实的一生绝非百度百科所说那样简单平顺,他是在经历无穷磨难、屈辱和血泪后含冤而死。伴随父母饱经人生冷暖,已过花甲之年的孙丹年女士回顾父母一生,语速平缓而冷静,但听者唏嘘,我也一度红了眼眶。

孙铭勋是贵州安顺平坝县人,生于一九○五年,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因思想苦闷,一九二八年到首都南京谋生,被陶行知创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吸引,从此跟随陶行知在中国开办平民教育,选择了幼稚教育作为他的专业。他参与了陶行知创办的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的工作。其后跟随陶行知,参加创建晓庄幼稚园、迈皋桥幼稚园、新安小学及新安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广西平南幼稚师范班等。为了把农村孩子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孙铭勋设计的课程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具有关心政治、发表见解、行使权力的能力。孙还在幼稚教育理论下功夫,和同道创办乡村幼稚教育研究会,在一九三六年之前孙铭勋已出版幼儿教育理论研究著作八部,成为国内知名的幼稚教育家。

孙丹年说,专注幼儿教育的孙铭勋对政治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但是在国共分裂后陶行知因为亲共反蒋致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查封,十四名师生被杀害,陶行知遭到通缉流亡日本,孙铭勋也入狱四个月,这才使他卷入国共之争,投身政治。一九三五年在广西南宁办幼稚师范班时,被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发展为党员。一度与中共失去联系。一九三六年到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的延安,进肤施师范学校教书。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退出延安,红军开进延安城,孙铭勋找到红军土地部长王观澜,很快重新入党,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徐特立聘为延安边区政府的教育委员。

一九三七年夏天,经过请示博古和王观澜同意,由党组织派回上海,在陶行知手下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孙铭勋随陶行知同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陶行知创办了著名的育才学校。皖南事变爆发,孙铭勋由中共组织安排撤到兰州,在嘉峪关,创办了“玉门油矿职工子弟校嘉峪关分校”。一九四四年又被党组织派回贵州从事地下工作。孙在老家平坝县担任平坝中学校长。

抗战胜利孙铭勋回到重庆,育才学校的主体迁往上海,留下七十七个孤儿,中共指示孙铭勋主持重庆育才分部。一九四七年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公开的中共组织全部撤离。孙丹年说,一九四八年重庆地下党发行的油印小报《挺进报》被破获,川东地下党组织垮掉,只剩下个别党员孤军作战,孙铭勋也在其中。他将重庆育才分部撑持下来,还新招收一百多个学生,使育才恢复到原来规模,并一直坚持到中共上台。今天改回旧名的重庆育才中学是重庆最优秀的中学校。

批判武训运动成首当其冲的靶子

身为左翼教育家的孙铭勋本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个时代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加入中共革命实际是一场误会。抗战时期中共许诺将建立民主自由中国,说得天花乱坠。孙铭勋这类的热血书生信以为真,结果好人上了贼船,最后都不免受到清洗,结局相当悲惨。孙丹年说,中共新政权建立时,他父亲欣喜若狂,他自己也是这个政权的一分子,天真地认为内战结束,政治理想实现了,中共应该建设一个和平的、充满爱的环境了,他要努力去实现陶行知先生未竟的生活教育理想。因此他拒绝当官,不接受党组织分配任重庆市教育局副局长,要继续做他的重庆育才中学校长,以实践他的教育理念。他没有想到,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自己的命运即将遭到灭顶之灾。

中共打江山时代非常推崇陶行知,把他说成是圣人,冠以“人民教育家”之伟大称号,其实是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以争取知识分子,孤立国民政府,一旦上台就开始清除陶行知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因为陶行知已去世,而且中共过去把陶行知抬得太高,不便公开批陶行知,就把陶行知推崇的清末平民教育家武训作为替代的靶子,在全国发动批判武训运动,不愿意配合新政权苏联式教育路线的陶行知忠实弟子孙铭勋于是首当其冲。

一九五一年大规模批判武训运动在全国展开后,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中学被指深受武训精神影响,当时的报纸公开指责校长孙铭勋抗拒批判武训,致使对《武训传》的讨论在该校无法开展。为了压服孙铭勋,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工作组进驻育才,组长是邓小平的弟弟邓垦,给予孙铭勋“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孙丹年说,市委宣传部第二个工作组派到育才时,正是中共在全国开展清匪反霸的镇反运动,全国一片红色恐怖。重庆每天都在杀人,最多一天就杀了六十多人。今天她翻看当年的报纸,仍看得心惊胆战。这时的育才中学已成阶级斗争的战场,气氛相当恐怖,孙铭勋被隔离关押,工作组发动学生们揭发检举她父亲,公开集体尽情羞辱他。并动员孙铭勋的同事、朋友写文章对孙铭勋展开大批判。半年时间重庆报刊发表了三十多篇批孙的文章,多数指名道姓。

反右再遭劫难而死,祸连妻女

孙铭勋饱受舆论绞杀之时,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到来。陶行知创办,孙铭勋倾注了极大心血的育才学校被分解,部分撤销,部分合并到他校,余下初中部改名重庆市第十三初级中学,后再改名重庆市第二十中学。育才学校不再存在。心血付诸流水,理想破灭,人格受辱,前途渺茫,孙铭勋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他用剪刀剪破了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鲜血喷涌,惊动了监视他的守卫,送到医院抢救后救活。由于共产党员自杀就是叛党,孙铭勋被中共逐出了党的队伍。

一九五三年孙被调到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幼儿教育,过了稍微风平浪静的几年,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因为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奋起为陶行知辩诬,划为右派,再遭灭顶之灾,三年后含恨去世,这时女儿孙丹年只有九岁。孙铭勋因死得到解脱,但他的妻儿还得继续挨苦下去。

孙丹年的母亲邝忠龄是父亲孙铭勋的学生,为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因为不愿意与右派丈夫离婚,自己也在次年被划为右派,被罚在西南师范的劳教队干活。丈夫去世后,全家被赶出西师宿舍。带着两个女儿的邝忠龄走投无路。最后嫁给一个一字不识的贫农。孙丹年和姐姐也随母亲改嫁到农村。她说,继父心地很善良,由于与她母亲结婚,被贫下中农协会除名,使他非常痛苦。继父一九七五年病逝。

孙丹年讲述父母的苦难,没有提到她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但可以想象,在残酷的毛泽东时代,一个父母皆右派的黑五类少女,要承受如何的贫穷困苦和屈辱磨难,在她心灵中会留下如何巨大的创伤。不过在她平静的叙述中,还是能够感受到深藏在她内心那若隐若现的精神创痛。

女儿孙丹年为中美合作所恢复名誉

暴君毛泽东死亡,文革终止,孙丹年一家的苦难才结束,她和妹妹从农村考上大学,一家人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孙丹年后来成为作家,出版过文学作品和数百万字的史料作品,包括一部将中共当局扭曲的历史再扭转过来的历史著作《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位于重庆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军事情报合作抗日机构,对中国抗日贡献良多,抗战结束后即解散,并没有介入后期的国共内战,但中共上台后通过一系列伪造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红岩》等,将中美合作所歪曲丑化为镇压中共革命者的“法西斯集中营”,煽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

重庆历史学家何蜀对孙丹年这部著作评价很高。他说,孙丹年这本书从史实上澄清真相,恢复了中美合作所历史的本来面目。他指出孙丹年曾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编研室主任,了解原渣滓洞、白公馆两个看守所及受到牵连的中美合作所的历史,还认真查阅了相关的大量资料,特别是敌特档案,在那些几乎无人问津的“故纸堆”中长时间潜心反复阅读,作了大量的笔记,从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孙丹年还用余生为父亲写了一部传记《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发掘了父亲一生对中国民教育育事业的贡献,而这些贡献本来经当局的歪曲和抹杀已被历史淡忘,并回溯了父亲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受难的下半生,为父亲的冤屈讨回了历史公道。孙丹年在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演说结束后,前中心副主任熊景明女士不禁感慨地说,生女当如孙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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