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市值超过23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谷歌的世界第二大网络科技公司。马云本人则以218亿美元身家，将拥有860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前中国首富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成了大陆媒体近日热议的话题。马云为什么能够创造这个财富神话?媒体基本上没有探讨，但中国政治经济的大秘密却藏在其中。
很多人可能会将马云的成功与互联网概念、电子商务甚至互联网泡沫联系起来，马云站在了「时代前沿」，所以发了财。电子商务在中国又特别市场广阔，加上美国投资者包括日本软银始终高看互联网科技公司一眼，这就使得阿里巴巴一路顺风顺水。现在人们只看到了一个事实：阿里巴巴成功了，而且是一家中国本土企业。
搜狐CEO张朝阳近日在一个论坛上说，中国互联网的成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把互联网在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一是政府比较宽松的监管环境;二是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很有效的工作，使得人们现在敢于创新;三是鼓励风险投资;四是允许企业到境外上市，引入国外资本。
中国互联网成功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界企业500强榜单上，中美两大板块实际上是中国垄断央企与美国私人资本力量在比大比强，虽然现在中国巨富已经很多，但中国获得世界承认的民营企业，也就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几家互联网公司。
对于互联网，中国政府的监管「比较宽松」?这可真的未必。看看大陆互联网上那么多敏感词，你就知道中国政府可不宽松。有时候甚至连江泽民、胡锦涛都可能成了敏感词，与政治有关的事实真相也不允许见光，这可是已经敏感得有点病态了。谷歌受不了这一套监管规则，也不理解其中的病态逻辑，几年前宁愿放弃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我不知道中国互联网企业家的感受如何，但我确实知道，中国网民可真的受不了。
虽然如此，中国互联网企业还是相当自由的，我是说，与中国其他企业相比而言。中国虽然自称市场经济国家，而实际上，一切资源都掌握在政府及其官员手中。土地、矿产资源是国有的，官员们想给谁就给谁;银行是国有的，政府及银行官员愿意贷款给谁才贷款给谁;政府还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审批大权，甚至以户籍、教育、社保等多种政策工具控制着人力资源的市场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创业者要么自身就是权贵，要么必须与权贵交媾，否则就没有出路。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质是「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前任首富是万达的王健林，王健林的「前任」是娃哈哈的宗庆后，他们是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企业家，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些线索可供揣摩。去年9月某日，宗庆后女儿宗馥莉公开感慨「和官员打交道太累」，她喊话道：「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一番抱怨之后，她威胁有可能将娃哈哈搬到国外去。王健林则曾经公开表示，「不能跟政府的官员勾搭得太紧」。所谓「听话听音」，两任中国前首富到底跟官员「勾搭」了没有，我们可以心知肚明矣。
而互联网企业天生有一种自由的天性，被政府抓在手中的把柄不多，从而获得了一般中国企业所没有的自由发展空间。本来，国资也大量进入了互联网，但它们全部忙于建意识形态宣传网站，不要说垄断互联网行业，就是自身的生存都艰难。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进入一片蓝海，他们的创新和创造是在虚拟空间进行的，贪官污吏与政府的专制思维想要插手其中，迄今尚未找到好的形式与方法。
我们再来想一想王健林、宗庆后们的无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创业之难，不同行业难处不同，但难是一样的。王健林搞的是房地产，企业首先得搞到土地，而土地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也许王健林未亲豫其事，但其手下大将们必定是与各地官员打交道的老手，利益输送不可避免。宗庆后是卖饮料的，对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少，但娃哈哈原是一家校办企业，这就涉及到产权问题。在四川，就算农民在河道里挖出一根乌木，政府都会闻风而至，强行据为己有。所幸宗庆后是在浙江创业，那里的政府鼓励私人产权，使他顺利地得到娃哈哈的产权，否则哪还有机会?
中国互联网企业能够取得成功，与其说是因为「政府比较宽松的监管环境」，还不如说互联网游走在中国制度环境的「夹缝」中，始有发展机会。他们靠一个好的市场定位，加上境外风险投资，从而无求于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他们活在虚拟空间里，迄今也没有赚到很多钱，甚至政府迄今还没有向电子商务征税。马云曾经炮轰他的风险投资人孙正义「蚊子大腿上找肉吃」，中国掌权者固然贪婪之极，但又能够拿马云们怎么办?
再来看中国的非互联网企业，那么多国企央企圈地为王，那么多公章设关立卡，那么官员张着欲望的血盆大口，难怪宗馥莉们一心梦想逃到国外去。就是阿里巴巴，也一度将总部设在上海，但因为当地政府只爱世界500强，几年前不得不黯然重返杭州。正是权力制造的不「宽松」，注定普通创业者不可能复制马云式传奇。
中国互联网的成功表明，中国民企是多么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发展环境!没有自由，不可能有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来源：香港东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