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南方周末》曾因文惹祸，被中宣部责令停刊，但广东官方集体抗命：“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刊，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南方周末》创始人、时任主编左方在2014年第10期《炎黄春秋》撰文《<南方周末>停刊风波》披露，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谢非同时指示派人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后来，丁关根收回成命，对《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整顿也只是向中宣部报告“《南方周末》还在整顿，先由副社长李孟昱兼任主编”，实际上主编左方并未被免职，实行双主编制了事。原文如下。
1993年，《南方周末》曾遭遇过一次停刊风波。那时，我正担任这张报纸的主编，二十年过去了，把这段历史讲出来，也只是限于一段历史而已。
《南方周末》躺着中枪
《南方周末》被中宣部责令停刊前有个预兆，为了给《南方都市报》申办刊号，《南方日报》的总经理李民英请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王强华吃饭，王强华出于好意，向李民英透露一个消息，说中宣部一个领导要将《南方周末》停刊，他提醒《南方周末》今后要把好关，不要再闯乱子。李民英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很紧张，即派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社长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两人上北京摸底。他们找了龚心瀚征求意见，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向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征求意见，他也认为报纸办得不错，只是指出发表敏感人物的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散发。所以两人回来以后，觉得是一场虚惊。
几年后王强华退休任全国报业协会秘书长，一次开会，他和《南方日报》总编办主任陈绍儒同住一个房，在陈绍儒的询问下才将谜底揭开。他当年向李民英说的中宣部领导是徐惟诚，原因是王蒙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上下来后，文化部办的报纸《文化报》批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刚好这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报道王蒙日常生活的通讯，放在报纸的左上角上，还配了一张王蒙的近照。那一天北京报摊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像，文化部搞左的人对此气得要死，认为《南方周末》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就去向徐惟诚告状，徐惟诚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听了他们告状就对王强华讲，广东有一家报纸叫《南方周末》，听说这张报纸很坏，你把它停了吧。王强华说不能随便停，它有正式刊号，是家百万大报，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你要停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过了三两个月，突然省委宣传部通知《南方周末》主编和《南方日报》分管《南方周末》的副社长到宣传部去谈话，刚好这天我妈妈病危，医院通知我去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所以这天不在报社，由李孟昱带着游雁凌去，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向他们宣读了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整顿通知书。当时李孟昱向邹启宇提出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不停报行不行?邹启宇说我们已经代你们请求过，中宣部没同意，你们不需要考虑了，回去再出一期，写个告读者书就停刊整顿。
我这天从医院回来，看门上贴了一张条子，是游雁凌写的：“老左今天晚上8时开编委会紧急会议，你务必依时参加。”条子的下角游雁凌还加了一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当时感到奇怪了，我才离开半天开什么编委会紧急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游雁凌在条子下写的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的话。我就赶紧给游雁凌打电话，但没有人接，往几个编委家打电话，他们的家里人都说没回来吃晚饭，我猜想是出大事了。
后来我打电话给张向春，他说今天没回编辑部，不知道情况。不久他便给我打来电话，老左，出大事了，接你电话后我便打电话给陈微尘，她说游雁凌从宣传部回来叫大家开会，宣读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他读了一段就哭读不下去，还是别人代他读的。我便赶紧返回报社，问游雁凌条子为什么那样写，把我都搞傻了。他说我怕告诉你停刊，你骑自行车回报社在路上出问题，后来又怕你回来知道消息太突然，你曾中过风，我担心你再次中风，所以我让你有思想准备。晚上开编委会，李孟昱说报社社委会已经开了会，决定执行宣传部停刊整顿通知，他叫游雁凌打个电话给徐心华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徐心华在电话里说，停刊这个事是经丁关根同意了的，你们必须停刊。不仅是公安部告你们，让我们中宣部处理，安全部也告你们登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一文泄密，因为牵扯到保密问题，通知停刊原因就没讲这件事。
我想先谈谈邹启宇对停刊的态度。我们事后才知道，停刊通知是由徐心华打的电话，省宣传部是邹启宇接的电话，邹启宇说你们口头通知停刊我们很难执行，要停你们中宣部给我们发一个正式文件。徐心华说是部务会议定的，停刊的事有会议记录。邹启宇说那你就把这个会议记录传给我们，总之要有一个文字根据。徐心华说部务会议记录涉及中宣部内部的事情，不能传给你们。邹启宇说这样我们不能执行。后来徐惟诚知道这事发脾气了，打电话给邹启宇说，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打电话你们省宣传部就可以不执行我们中宣部的指令了?邹启宇只好将停刊的事报告于幼军，于幼军指示时任新闻处处长的王春芙起草《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
停刊那年过年邹启宇来《南方周末》拜年，我接待他，冷冷地坐在他对面。他却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南方周末》是为我们广东争了光的，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到其他省的报纸都是新的，没有人翻过，唯一《南方周末》是翻得卷起来，我作为一个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感到很自豪。但是我心里想，打我也是你，说好话也是你，故没有理睬他。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你要退休了，宣传部让我请你吃顿饭，你爱吃粤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西餐，还是吃川菜呢?你年龄大，川菜辣最好不吃，如果你要吃粤菜或潮州菜，我请你到广州最好的酒店去，如果吃西餐就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我说怎么你把我当成统战对象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从来不去参加外面的宴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就到我们珠岛宾馆，这是谢非请客的地方。我说你是请我一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班子?他说当然请你们整个班子了。或许是因停刊这件事宣传部给我们的补偿。
当晚编委会讨论决定如何停刊时遇到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告读者怎么写，若将中宣部直接抛出来他们不会批准，如果将责任全部包在身上说是我们自行决定停刊整顿，我们又不服气。第二个难题是停刊以后订户的钱怎么退。因而会上只讨论了最后一期报纸怎样出。这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这个通知是宣传部发的，谢非究竟知不知道。如果谢非不知道，还可以向谢非求情。我第二天一早就找刘陶社长，刘陶说谢非出国到东南亚访问去了，现在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黄华华，我打了几次电话给黄华华，一直打到12点黄华华才回家，黄华华说他不知道。我说那说明宣传部的停刊通知没有通过省委，可以向谢非求情。刘陶说上面的事由我来管，你就不要过问了，我给你的任务是要稳住队伍的思想。
接停刊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的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后，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时，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而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宣传部老部长，文革时期曾任《南方日报》革委会副主任，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
关于两篇“涉案”文章
庆祝会结束后我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沮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做开场白，我说这时停刊的时间刚刚好，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刊，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十二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来人找我，说省安全厅派人来要见我。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位老同志，和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位年轻人。他对我说，国家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的刊登过程。我说我看大样有个习惯，先是粗读，粗读完之后才拿红笔细改，我粗读时发现稿里讲北京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便把责任编辑徐列叫来，我说这句话是保密的怎么能见报?徐列说这事在北京连的士司机都知道还保什么密，我说全世界都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香港工委，能登报吗?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大腕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白领们要给外商服务公司每月交费，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办的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我听后说那就登吧，大样我不再看了，错就错在我忘记叫徐列画掉这句话。
安全厅那位老同志讲，我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不管出差到哪里，一到礼拜六都记得一件事，买一份《南方周末》，你们这稿当时我也看过，事实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出在这句话，是属机密性质的，我会尽量给你们美言，但是安全部一定要下令抓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依照安全法可以关十五天到二十天，这事情对我的精神压力比停刊严重得多。这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被警车声惊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想如果我不把事情告诉家人，真被抓起来，家里人不知道原因一定很害怕，如果告诉了，家里一定也很紧张，我白天处理工作已经够紧张的了，晚上回到家连个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偷偷告诉女儿，如果我被抓，你就告诉妈妈当我出差两三个星期，找我谈话的安全厅同志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和我谈话时还请我抽了两支中华牌香烟，他们会善待我的。
回过头来谈谈《袭警案》这篇文章，作者是江西省铁路局的一个作家，此人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公安破案的报告文学集，游雁凌曾到江西向他组稿。这篇稿最初看到的是陈朝华，他认为很有可读性，建议发表，便交给游雁凌，游雁凌看完稿后，叫谭庭浩给作者打电话核实稿件的真实性，谭庭浩先给作者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回答是省作协让他到下面深入生活去了，再给江西省作协打电话，作协的人说不知道他到哪里深入生活，再打电话到作者妻子工作的工厂，他妻子说丈夫四处流动，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何时回来，游雁凌、谭庭浩、陈朝华三人商量后，认为稿件是用复写纸写的，很可能一稿多投，如果我们登晚了会被人先刊登，便决定刊登。
刊出后省公安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有个副部长是你们《南方周末》的读者，他对你们刊登的《袭警案》这篇文章很感兴趣，想知道案发在哪个派出所。游雁凌就给作者打电话，这时作者已深入生活回来，他说故事是从一个公安人员口中听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游雁凌问，你稿上的细节都是虚构的吗?作者承认是虚构的。游雁凌一听就火了，我向你组稿时就对你讲清楚，我们的《人与法》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你要向我们编辑部写检讨，并向读者道歉，我们要将你的检讨登在报上。后来游雁凌将作者的检讨登在报上，并在上面加了个《本报郑重声明》，声明《人与法》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是作者欺骗了我们，并对我们编辑部把关不严向公安部门和广大读者致歉，那位公安部副部长正是从报上看到我们的声明，知道是篇假新闻才向中宣部告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