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文革期间广西融安县的死难者。
文革期间，我在广西临桂县五通中学任教。在广西桂林地区，特别是临桂县，“群众专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的人们真真切切见证了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
我所亲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2.执行枪决。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庭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人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我所在的五通中学还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群众专政”基本上就是第三种模式，更遑论没有“秀才”的地方和单位。
文革中广西形成两大派别，“四二二”和“联指”，前者成立于1967年4月22日，要打倒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后者是“广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的简称，以保卫韦国清为号召，以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居多。双方由文斗转入武斗，由小打小闹转为动刀动枪，闹得不可开交。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命双方放下武器搞大联合，但不知怎么回事，此后竟变成对“四二二”的围剿，“联指”与地方上的武装民兵结为一体，一方面将桂林“革大老多”(四二二在桂林的主要组织)围困在王城(原明代王府，现广西师范大学)内，向里面扫射、扔炸药包;另一方面在周边县城和乡村实行“群众专政”，从1968年6月到9月，当地上演了一幕幕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惨剧，其中又以临桂县最为惨烈。
五通中学为临桂县一个县级中学，位于本县五通镇，当时仅有初中，三个年级有300多学生，教职工不足40人，而就在这期间竟有九名师生成为“群众专政”的冤魂。1962年到1976年，笔者在五通中学任教，亲历文革全过程。
第一位受害者是数学教师刘增民，二十六七岁，未婚，北京市人，河南某高校毕业，家庭出身虽不好，但本人无历史问题。刘老师是位很随和的人，他的宿舍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唯一一件咖啡色西装，他自己很少穿，倒常见一些调皮的男生穿着在校园里招摇。文革初期他曾被批斗，其实也多半将一些琐事上升为吓人的罪名。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当批斗另一名教师时，主持人让刘老师坐下，他半边屁股刚一落凳，立刻又站起来低头弯腰说：“我有罪，还是站着接受批判吧。”文革中，五通中学的教职工清一色皆属于“四二二”一派，但刘老师既不是头头，也未参与任何打、砸、抢的非法活动。武斗的枪声一起，文革中小学都停课了，刘老师无所事事，便常与来自上海的镇诊所丁医生交往。听说丁医生有历史问题，也可能是“反右”时从大城市下放来的。一日，刘老师同丁医生去中庸大队一位男生家玩，却被当地刚刚集结起来的民兵抓获，关进镇派出所。本地的“群众专政”首先拿一名地主和丁医生祭旗，刘老师竟被拉去陪绑。丁医生等被杀后，刘老师还活着，但要学校派人给他送饭。学校既未将刘领回，又不肯好好送饭。一次，民兵又来催送饭，校革委某人回答说：“拉出去干掉算了。”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给毙了。
英语教师任绍熹，桂南人，六七十岁，身材肥硕。他自己交待很早以前当过凭祥县县长，但“四清”时还属于统战对象。“群众专政”期间，被从学校拉出直接处决，据说在车上自己咬断舌头，满嘴喷血，样子十分吓人。但笔者至今不解，他自己为何要咬舌?
历史教师莫树年，广西梧州人，近30岁，未婚，华中师范学院毕业，以一手行书著称当地。其父是桂系军阀将领，作为战犯被俘，当时还未获释。“四清”时莫老师被揭发有诱奸女生问题而停职审查。
数学教师秦守刚，四五十岁，已婚，有一子，本县宛田公社人。听说出身不好，但没有其他问题。
生物教师杨旭日，四十多岁，已婚，有一子一女。据说杨在解放前当过青年军，入过三青团。文革时又被揭发，1959年闹饥荒，他在讲到蛇与青蛙有冬眠功能时曾说：“人也能冬眠就好了，起码有三四个月不会饿得难受。”
在当时看来，莫、秦、杨三人有历史或出身问题，但即便如此，也绝对罪不至死。文革一开始，他们连参加群众组织的资格也没有，便成为学校劳改队中最稳定的成员，每天打扫校园，或在学校农场干活。当地“群众专政”进入高潮之后，学校当权者突然将他们押到桂林麻袋厂，那是临桂县武装民兵指挥所所在地，而那里被关押者已人满为患，指挥所让他们带回自己处理。在回来的路上，学校当权者竟伙同民兵将三人枪杀于野山之中。
最后一名遇难的是政治教师林茂森，30岁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婚，有一子，家在学校附近的罗江大队宅田村。林老师能言善辩，大家推他为本单位“四二二”组织的负责人，他并没有政治野心，也不过领学生到校外刷刷标语、参加大会，也并未参与打砸抢等恶行。桂林的枪炮声初起，他主持了最后一次教职工会，他忧心忡忡地说：“湖南道县在搞‘群众专政’，随意杀人，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广西。”因此他建议解散组织并停止一切活动。从此，林老师仿佛从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然而，到“群众专政”闹得最凶时，他居然回来了。他先到公社、派出所自首，然后回到学校，当然就沦为学校劳改队的一员，当时莫、秦、杨三位老师已被处决，只见他一个人形单影只地挑大粪到地里。不久，更大的不幸降临。
大约八月底九月初，公社召开大会，一个民兵负责人跳了出来，只见他身穿褪色的黄军装，腰别一把手枪，有几分像抗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主角李向阳，他说：“‘群众专政’将要推向高潮，定于几天后某圩日处决100名‘四类分子’和‘四二二’坏头头，各单位各生产队都要将该处理的人送来。”圩日的前一天，我们中学召开教职工大会，负责人说：“规定的日期到了，上边指定要把林茂森送去，怎么办?”多数与会者都沉默不语，终于有位同事说：“各单位都在行动，我们学校怎能例外呢?”然后，大家仍沉默不语，而沉默便等于默许，报上去就变成一致通过了。当时自己也未能挺身而出，救人一命，回首往事，仍令我心有愧疚。
圩日当天上午，林老师还在清扫校园，有人叫他去公社，他二话没说，放下笤帚，也不用人押送自己就过去了。一进公社大门，他就被捆绑起来，颈脖上挂一大纸牌，上书六个大字“坏头头林茂森”。他和其他受害者先被拉去游街示众，在狭窄脏乱的旧街道上拐来拐去，一路上被推推搡搡，走得踉踉跄跄，每到人多处，便被按倒在地，逼他们磕头认罪。适逢圩日，街道两旁站满了买卖农副产品的农民，看客脸上恐惧与麻木参半。林老师非常驯服，边磕头边念念有词：“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但此举未能带来生机，最后他倒在汽车站附近灌木丛的血泊中。笔者曾随人群到过刑场，只见地上有四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血腥场面令人晕厥。枪弹击中林老师的背部，从咽喉出，他身旁有一身材矮瘦、头发稀疏的男子，手拿红纸堵住林老师的伤口。听说那男子是林老师的哥。
这是五通镇最后一次公开处决，被害者虽不及原计划的一半，但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还有三名学生遇害。
谢某某，初三学生，本应毕业，却因大乱而未毕业，家住茶园公社。
彭锡贵，初二学生，比同龄同学高大，家住学校附近生产队。彭同学性格暴躁，同学起诨名戏称为“彭匪”。
张灵光，初二学生，灵川县人。
彭、张二生所在班曾由本人任班主任，而没教过谢某某，因而记不全其名。已记不清三名学生的家庭出身，但可以肯定不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红五类”，谢、彭二人皆死于校外“群众专政”高潮中，而张灵光则在校内被捕。
人们从未在小镇上看到张灵光的母亲或其他亲属，听说他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重庆中美合作所干过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解放后他又一度是县级干部，我在五通时他已在镇供销社杀猪卖肉。张灵光本人矮小单瘦，十分机灵，文革中时兴画毛泽东头像，他不用打格子描摹，随手就能放大缩小，并画得有几分形似。但他脾气倔强，自由散漫，爱说粗话，不懂礼貌，属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那类学生，在非常时期，这些小缺点却使他送命。
当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正是南国暑气正盛之时，我校已宣称全体倒戈易帜，即由“四二二”变为全部加入“联指”，是日全校教职工在一间平房教室开会。张灵光闲极无聊，猴坐于窗台，一边乘凉一边看热闹。会议主持人喝令他离开，可他嬉皮笑脸地赖着不走，这下惹恼了那位领导，当时便暗地派人到附近的派出所叫来武装民兵。笔者亲见民兵们手持长枪，猫着腰沿墙根逼近窗台，将黑洞洞的枪口抵住张的脑门，不由分说就将其拽下拖走，从此该生从学校消失，旋即亦从人间消失。据说他被送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然后被拉到象鼻山被刺刀捅死，最后抛尸漓江。这位稚气未脱的十四五岁少年，他本人及在场者最初以为，他被带去只不过遭一顿训斥，最多也不过挨顿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本校教师塞进虎口!张灵光出事后没几天，笔者又在派出所门口看到张父被带去处决。张父被反剪双手，而他十分镇定，背靠卡车，十分配合地双脚一弹跳，任由卡车上的民兵把他提溜上去，也不知那时的他是不知即将被杀，还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儿子共赴黄泉?
上述九位师生的遇害，实在惨无人道，遇害的三名初中生都不是“四二二”头头，表现也并不突出，而张灵光之死更属偶然，那时是没人跟你讲道理的。原来有一个最活跃的学生叫杨光，“群众专政”风暴一起，校内外都叫嚷抓他，如果当时被抓，必死无疑。而该生十分机灵，“大串联”时曾跑遍半个中国，当时毫不犹豫就逃出险地，单枪匹马在外闯荡了大半年，风潮过后方回来。后来他还回校领毕业证，再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相较而言，林茂森老师的遇害就尤令人扼腕，早在“群众专政”风暴未起之时，他便根据来自湖南道县的传闻作出明智的判断，也一度逃脱虎口，但如此聪明的他却在高潮时飞蛾扑火，最终未能躲过此劫。
五通中学仅是这场大难中的一角，还有更多的教师、学生及许多普通百姓遇难。仅据笔者所知，记录如下：文革前后调出五通中学的同事至少有六人遇害，其中两位已记不清姓名，其余四位分别是：体育教师庚起士，遇害时在灵川县某中学任教;英语教师丁毅与数学教师谢东生，在本县四塘中学罹难;语文教师梁承义，调县教育局后成为“四二二”头头，后被“专政”处决。
五通中学的师生有数名亲属遇难：教导主任朱名顺的长子、数学教师毛荣奇的岳父、数学教师邹惠卿的丈夫、数学教师于刚的父亲都死于所谓“群众专政”。而语文教师吴一鹏家最为悲惨，他父亲、姐夫、表哥都先后罹难。吴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其父解放前曾任修仁县参议长;姐夫文邦才是中共党员，当时在县教育局工作;表哥姓蒋，在四塘中学教书，情况都不一样，竟先后遇害。
学生李惠玲父亲被杀，曾在学校轰动一时。李是初一女生，能歌善舞，是学校宣传队的台柱子，因皮肤稍黑，被同学起诨名为“黑马”。李的双亲年纪颇大，似在四五十岁之间，自然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其父高瘦，戴眼镜，文质彬彬，也不知干什么工作。其母不识字，但能言善辩，一度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常被请到机关学校作报告，可谓镇上名人。但那时的红色家庭也是朝不保夕的，“群众专政”风暴中李父被抓，也不知何故。李惠玲到学校找驻校的六九五五部队军宣队求救，但那时部队已宣称不介入地方事务，李父终于遇害。尽管生父被杀，李惠玲还得来校参与宣传队的活动，但情绪难以掩饰，往往眼泡哭得红肿，而革命是不允许温情的，一张张大字报向这位孤苦无助的女孩袭来。重压之下，她只能贴大字报检讨，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用词至今令我难忘：“某某某死得好，为国家节约粮食。”一语道破历史的天机：国家的粮食弥足珍贵，而人命贱如草芥。
1958年本人高校刚毕业时，曾被分配到临桂师范学校工作。在临桂师范共事过的教师，有五名在“群众专政”风暴中遇害：化学教师陈慕文辗转调至小学罹难;教育学教师邓秀昆文革前调入县教育局，妻子姓罗，任临桂县医院副院长，夫妇二人同时被处决。语文教师袁熹和魏彦魁同在四塘中学被害，魏的妻子李良英，当时曾被判与夫同时处死，因有身孕才侥幸免死。四塘中学是临桂县唯一的高、初中皆设的完全中学，离桂林较近，受害人数肯定首屈一指。周家齐老师当时已调县银行工作，桂林武斗平定后他还健在，笔者到桂林参观时尚去看望，他因看守金库而被流弹击伤，我半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五六天后，他就被老家的民兵抓回灵川九屋，转瞬即阴阳两隔了。
据我所知，还有两位湖北老乡在本县六塘中学任教，一位为中老年，仅一面之交，故未记姓名;另一位二十五六岁，姓康，刚从大学毕业，人称“康大炮”。文革后我被调入六塘中学时，却得知二人都死于“群众专政”。
我所亲见与所记毕竟有限，其实当时屠杀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文革后，小小的广西临桂县曾登上《人民日报》1984年9月10日头版，题为《广西逮捕中杀人犯胥明德》，文中说：胥明德“在临桂县亲自策划、指挥杀害了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十九名县、区干部。”这些干部我大都不认识，只记得三位在“群众专政”漩涡中遭灭顶之灾的县官姓名，他们是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和法院院长刘锡臣。刘院长是河北献县人，因为经常在公判会上露面，他的知名度比县长还高。9月18日，在批斗会上，他和其他四人被活活打死。刘的妻子是县医院医生，早在8月23日，她与其他20人一起被集体枪杀，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刘振刚逃回河北老家，也被武装民兵抓回打死。仅县区干部就有19名被杀，那么遇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应在十倍或二十倍以上，不知当地有关部门是否有统计，何时能公诸于众呢?
所谓“群众专政”并不是自发的，被《人民日报》点名的胥明德，指挥杀人是确凿无疑的，但仅凭胥这条小泥鳅能掀起这滔天浊浪吗?胥最早在县党校任理论教员，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时他常来作政治辅导，他的口头禅是：“发言长短是水平问题，开不开口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实际上是用激将法撬开教师的嘴，以便利用他们“向党交心”所说的话，进行秋后算账。其实，当地的政治明星是韦英豪，他原是临桂师范的优秀学生，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为人谦和沉稳。文革前韦英豪调任县团委书记，文革中他和胥明德都成为县里“联指”的头头，后来韦成为临桂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胥为委员，而县革委的主任是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龙政委原是武装部一般政工干部，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出席过广州或北京的表彰大会，县里曾敲锣打鼓送迎，后升任武装部政委，又兼任县革委主任。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当然不知道他的工作，但他的一次报告令人印象深刻。1968年6月底，五通公社在礼堂召开纪念“七一”大会，龙莅临发表长篇讲话，末尾发出指示：本地抓到的坏人，凡冒充解放军的交武装部，其余由地方自行处理。紧接着前述那位像“李向阳”的民兵负责人宣布，马上就要开宣判会处理“坏人”。当时本人十分纳闷，公检法已经瘫痪，谁还有权宣判呢?如果判徒刑三五年，又送往哪里服刑呢?问问身边人，知情者神秘地说：“送去土地庙呗。”我还以为“土地庙”是某个劳改农场。然而，七月初，当地竟开始自行处决两人，也就是刘增民老师被陪绑的那次，数天后，刘老师也成为五通中学第一个受极刑的人，我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土地庙”即鬼门关、黄泉路的代名词。我不知道，五通镇杀人，是否就是全县的初开杀戒呢?也未敢断言，龙凤山是“群众专政”的始作俑者。但龙政委的讲话，与这一举措的关系，却是再直接不过了。1984年，笔者重返桂林办事，听说清理“三种人”时，龙凤山和韦英豪都被缉拿归案，当时胥、韦都以照顾家庭为借口调回原籍，在当地做官，胥是在重庆綦江县委被捕的，两人被押回临桂受审，同时被处极刑。龙凤山受到什么处置，却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并未与韦、胥共赴黄泉，也许此刻正在某干休所优哉游哉颐养天年呢。
如果说韦、胥等人是因政治投机而杀人，而当时许多迫害却出于发泄私愤。一些人当上武装民兵，一旦手握钢枪，便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时杀几个人是轻而易举的，无须请示汇报，也没人追究责任。记得有位许同学，从临桂师范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文革后期，与笔者在桂林相遇，他未及寒暄就迫不及待地问：“毛老师调哪去了?”我问找毛老师有何事，许咬牙切齿地说：“要杀他!”我依稀记得许同学在校时受过什么处分，而毛翊翎老师就是他的班主任。许校友说，“群众专政”时他当上武装民兵，曾问遍全县中小学，都没找到毛老师的影子。其实，毛老师就在邻县的灵川大圩镇，那里也在大搞“群众专政”，民兵去引渡一个人，肯定易如反掌。幸好这位许校友蛮悍有余而机灵不足，才未能心想事成。
更为荒谬的是，加害者与被害者还会纠结在一起，有的人在此地有权对别人实施“专政”，而他的亲属却在彼地被他人“专政”。革命性、斗争性极高的人还会“大义灭亲”，本校某教师曾给武装民兵写信，告发自己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军的兵，他父亲不久即从地球上消失。而在文革后广西拨乱反正，曾向“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发放抚恤金，他也伸手领取，这时有关部门居然找到留存的亲笔揭发信，令这位儿子好不尴尬。其实，早在文革前“大义灭亲”就是被鼓励的。我所认识的被害者中，有一位的妻子早在未结婚时曾揭发其父藏有枪支，只是当时还有点规则，其父仅被关了几个月。过去常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此说不谬，但触及的恐怕是千百年来做人的道德底线吧?
九月底十月初，桂林方向的爆炸声骤然停息，周边地区滥捕滥杀的现象也日渐稀少，许久不敢入城的人们纷纷涌进桂林，一睹经炮火洗礼的桂林城。五通中学也不甘落后，组织全校师生自带行囊前往，美其名曰：“参观成就，学习体会贯彻‘七三布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我们步行二十余公里入城，庙头公社是必经之路，只见大道旁山麓下有腐尸横陈，不知是战死者还是被处死者，当时竟无人收殓掩埋。
按惯例我们住在临桂县干部招待所，当地人称桂林麻袋厂。我们住在二楼，师生全体打地铺。这时民兵大都被遣散，仅留一个小分队看守未处理完毕的在押人员。我们从楼上俯瞰，能看到楼下相对封闭的小院中还关有“犯人”，他们男多女少，有时出来排队打饭。其中有一位白发老人，上身佝偻，稍上年纪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他是县医院的中医，姓黄，在当地较有名气，干部都乐意找他治病，那时都客客气气的，好一派礼贤下士的模样。而这时县太爷也都成过河的泥菩萨，再无人保护这位落难的老郎中。仅过一晚就见不到这位古稀老人了，他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处决了。一次外出归来，看到院中停有一具中年女性的尸体，脖子上套有绳索，显然是自缢身亡的。胆大又无聊的男生捞起绳索拖着尸体追逐嬉戏，吓得女生惊叫四散。那时身为教师已不能喝斥学生，只能在心里想：小小年纪，竟敢亵渎尸体为戏，还能指望他们成人后为善类吗?!
到桂林的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餐就直奔广西师范学院，这是此次参观的重头戏。师院位于明代靖王府遗址，武斗后的桂林王城，大门依然高耸巍峨，气宇轩昂，正殿端坐在高台之上，飞檐斗拱，排列有序的幢幢建筑物，一律为大屋顶结构，古朴庄严，显现出昔日的皇家气派。仅少数屋顶被炸开一两个洞，屋脊有个别地方坍塌，墙壁有弹洞，整体来看，王城损坏并不十分严重。出乎意料的是，前后门洞开，无钢枪把守，并无森严恐怖的气氛，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大学生似乎销声匿迹，来来往往的多是一队队中小学生，孩子们有说有笑，有如旅游团队。
然而，正待步出后门，心情陡然沉重起来。后门的右侧便是桂林的标志性名胜之一——独秀峰，山峰依然苍翠挺拔，而山脚原本绿草如茵的草坪已变成乱葬岗，高不盈尺的黄土坎上胡乱放些砖头、石块，表明是遇难者的临时坟茔。可见，在“联指”与武装民兵的合围下，参加“老多”的大学生插翅难飞，必然死伤惨重。今日桂林又成为旅游胜地，想必王城内的独秀峰下又游人如织了吧，不知还有几人能知晓其下有多少冤魂?
(作者简介：1958-1978年先后在广西临桂县师范学校、五通中学、六塘中学任教，1978年秋调回原籍湖北，退休前在襄樊市第五中学[今襄阳中学]任教，退休后于深圳居住。)
《炎黄春秋》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