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11月1日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周永康案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但关于周案的相关消息却不断被披露。11月2日，有媒体爆出，5月初落马的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山西交通厅厅长段建国被查前，山西交通系统已有多人落马。窝案背后，牵出试图在中央纪委“捞人”的纪检掮客。《财经》杂志11月2日报道称，对于山西省交通厅时任厅长段建国来说，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领导在晋北的大同检查完工作，把领导送至晋蒙交界处后，驱车返回4小时车程远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纪委的电话，让他下午到某宾馆协助调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此前的几个月，山西交通系统一片风声鹤唳，段建国的下属及前任纷纷被带走接受调查。
当年4月，他曾经的副手、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最先被查，紧接着，业已退休的前任厅长王晓林、该厅综合规划处原调研员王蕾(已退休)、省路桥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贾建民被带走。此外，被带走调查的还有省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华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冯朝辉、忻阜高速建管处处长冯建刚。
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是，王志民、王晓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纪委调查。
王志民、王晓林和王蕾等前任与旧部被查后，作为山西交通系统“一把手”的段建国，曾寄望于一名在纪检系统拥有深阔人脉的掮客打探情况。此人正是刚被段建国委任省高管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职务的冯朝辉。但此时的冯朝辉早已进入纪检部门调查视野，在上任三日后即被查，他在纪检系统的“熟人、时任中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也落马。曹立新曾任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六室三处处长，分管领域包括山西。
而接近权威信源的人士确认，与曹同期被查处的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办四川系列贪腐案期间向周永康通风报信。
曾有媒体评价称，周永康主政四川期间，不仅在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然而，三者皆在习近平上任后的反腐风暴中，相继落马。
冯朝辉也成为导致段建国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贿、玩忽职守、巨额财产来路不明案，进入庭审，目前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
山西交通窝案的爆发，案情交错纵横，问题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领域，与曾交由民营企业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长临高速两条高速公路相关。
据纪检阶段的官方通报，前述四人被“双规”虽各有因由，但存在一个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晓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许给民营企业修建，项目却延宕多年都未能开工，由接任的段建国将路权收回，交由交通厅所属国企建设。而为了顺利清退前任业主，将不可避免产生违约赔偿金。
据悉，前述“玩忽职守”的指控指向一笔一两千万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6.1元人民币)的资金，这笔资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业主、民营企业山西中海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投资)的账户，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德生夫妇随即被控制，并牵出王志民等人。
冯朝辉的贵人
1993年开工、1996年建成通车的太(原)旧(关)高速，全长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长度已超过5,000公里。只是在这20年间，发展的速度并不均衡，而有着明显的时间界限。从1993年至2008年间，山西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约2,000公里;在段建国2008年上任之后的3年多时间内，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递增，于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国排名第四。
狂飙突进背后，是一个经济贫困的资源大省缓解煤运压力，以及构建公路经济带的初心。
太行、吕梁等山脉交错，使得三晋大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超过70%的面积为山地丘陵。对于筑路，无论资金要求与技术难度都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区的武宿立交桥中间，有一座太旧高速公路建设纪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时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所题“太旧烈士永垂不朽”。为了修建全国第一条山区高速公路，八名筑路工人将生命交付于此。
这远非三晋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体制下，5万人的苦干，仅用三年就让这条“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术因素，资金亦是难题。太旧高速的投资概算为29.34亿元，而当时山西省财政收入不过60亿元。巨大的资金缺口，曾一度导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后无法顺利施工。从1994年起，山西省动员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几个月内筹集2.3亿元。包括2.3亿元捐款在内，山西省最终自筹资金15亿元，加上交通部拨款与银行贷款，最终解决了资金问题。
在这场堪称壮烈的筑路大会战中，籍籍无名的当地青年冯朝辉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说，太旧高速的两端分别是太原的武宿与阳泉的旧关，公路建设指挥部设在阳泉，冯朝辉由当时供职的阳泉矿务局系统借调到太旧高速工作，项目完工后又回到了原单位，但他自此与交通系统结缘。
据新华社调查，冯朝辉是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黑土岩村原支部书记之子，真实学历初中。1990年8月，冯父通过身份、年龄造假，为不到20岁的冯朝辉办理了阳泉固庄煤矿合同制招工手续和农转非户口。不过他并未在该煤矿上班，仅借此转换了城市户口和工人身份。
手续造假和“挂靠单位”，成为冯朝辉日后获取官职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并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阔人脉为凭恃。冯朝辉的其中一位“贵人”，即是相交十余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时左右，阳泉市第二看守所迎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号是“0号”。除所长外，所内无人知道他就是曾经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个多月前对李真执行“双规”措施后，由中央纪委六室牵头的“2•23专案组”将他在石家庄短暂关押了一个月。之后，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将他异地关押在与河北交界的山西阳泉。
在2013年以来的两次机构调整之前，中央纪委原来分为八个纪检监察室，前四室对应中央部委，后四室对应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对应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参与查办李真案的办案人员之一。据悉，李真被关押在阳泉二看长达两年，曹立新在阳泉期间，冯朝辉有意逢迎，于觥筹交错间，给予曹单调的办案生活些许慰藉。
无论对于冯氏个人的腾达，还是日后交通系统窝案，这段交情都是关键伏笔。
王晓林社会引资
在冯朝辉设法攀附曹立新期间，日后将冯调入交通系统的省交通厅厅长王晓林，此时才刚刚上任，他正在为资金发愁。
全省人民勒紧裤带建完太旧高速后，2000年9月，山西又开工修建贯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运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运高速为轴，修建高速公路网络。时任省长刘振华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托此路构建大运高速公路经济带。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历史欠账56.4亿元，而全长666公里的大运高速总投资是222亿元。王晓林手里仅有的家底，是业已通行收费的太旧高速，但仅靠收费也无法在短期内筹集到天量的修路资金，于是他想到了把路“卖”掉。
太旧路经过评估，资产总值35亿元，通行费收入增长势头看好。王晓林将太旧路拆分成两个兄弟公司，用一个效益较好的公司去收购另一个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认可，工行提供了20亿元项目贷款，通过并购从太旧路置换出20亿元资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补助和从亚洲开发银行、国开行争取到的贷款，得以落实全部建设资金。
2003年10月，大运高速建成通车，这个“不花财政一分钱”建成项目的案例，成为山西高速公路项目融资史上的经典之作。
但大运高速之后还有太长、长晋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资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晓林，想到了引入社会资金，两个引资渠道分别是对外转让已建成公路的经营权与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长临高速的社会投资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场。所谓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是指政府部门就基础设施项目与企业签订特许权协议，授权企业承担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企业向设施使用者收费以获取合理回报，并在特许权到期后无偿或有偿移交给政府的融资建设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资，其实际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军区后勤部服役并升任处长，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队总部后勤部上校、大校，在山东中海公司担任一年多的总经理后，2002年6月在太原注册中海投资。
注册资金为1亿元的中海投资，注册之时其实是国有控股，由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持股66%、济南一建集团总公司持股25%、山东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仅是董事长，并非直接股东。但此后几年，他通过受让股权控制了该公司。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王德生介绍，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厅的大力支持，于2003年洽谈运作忻阜高速项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权，与省交通厅签订了BOT合同，因此成为项目业主。
长临高速的前业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线有限公司(下称中商交在线)，股东包括北京盈科智联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厅正式授权后，山西长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临高速公司)组建。该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后，陷入了漫长的跑手续之中，其官网资料显示，直至2010年3月，国土部才通过了该项目的用地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