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队长段建国
2008年4月，王晓林卸任，时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国接任交通厅长，王志民则作为“留守”副厅长继续为段担任副手。
段建国上任即调整了高速公路规划，从之前的4,050公里调整为6,300公里，他提出当年要新增1,000公里，这意味着巨大的融资需求。“他之前没干过交通，刚接手时也很蒙，几个月以后才进入状态。为了融资，亲自去陪银行领导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厅的人士透露。
到处找钱之余，段建国亦不得不面对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
段上任的第一个月，就接手了国资“包袱”——省路桥集团。路桥集团原属交通系统，后被划归国资委管辖，但效益不佳、亏损严重，2万余名正式职工、协议工工作不保、工资欠发，令政府的维稳压力巨大。段亲自出面与职工代表谈判，承诺发工资和补缴社保，暂时稳住了职工。
随后到来的“4万亿”政策，彻底扭转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内，省政府直接将几个BT、BOT项目交给路桥集团，让其还清债务之余，也攒下丰厚的家底。段建国将其打造为筹融资平台，为此，他将头脑活络的运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贾建民，调入路桥集团担任常务副董事长。
几乎在面对路桥集团事件的同时，段建国也不得不着手处理忻阜、长临两条路的问题。自2004年拿下特许权，这两条路四年都未能开工。
全长124公里的忻阜高速，两端分别是山西忻州与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地，与阜平通高速后，可经保定一路直达北京。“这条路实际上是连接北京到五台山的旅游路，省里一直在催进度。”省交通厅内部人士透露，省政府办公会议对这条路的进度提出了批评，要求赶紧与业主联系，尽快上马。
政府方面对于业主久拖不决的不满并非肇端于此。早在王晓林时代，王志民曾带着综合规划处与王德生商谈，但双方关系闹得很僵。“段受命去协调时，双方已经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去北京见过王德生，对方也来过厅里，“王德生从国家发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谈判时底气很足，‘你们着急，我不着急。’”
“这也不能全怪对方，由于原来王晓林时代与王德生方面签订的合同，并未对项目建成时间作限定，所以对方并未违约。”这位内部交通厅人士说，眼见王德生无力开工，段只好解除合约。王德生方面在谈退出条件时，要求得到数千万元，再要一个标段的工程和优先承包服务区。
段建国安排对项目进行审计，报请省政府同意，最终向王德生支付了约2,000万元，顺利与其解约，路权由晋煤集团与交投集团联合接手。整个谈判，从段上任起，仅花了三个月时间达成协议。2009年1月，忻阜高速开工建设，并于2011年12月全线贯通。
相比之下，长临高速的谈判要困难得多。166公里的长临高速，连接着晋南的长治、临汾，两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书省政府，要求尽快开工。而且这条路是国家级干线青兰高速的其中一段，长期不通车，国家干线也就成了“断头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着急。
“业主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传等等，长临高速的开工典礼会场都弄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能开工。”熟悉该项目的一位人士说。
“长临高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谁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奉命与长临高速公司商谈，但两三年过去一直无果。为此，2012年左右，交通厅与业主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再延长半年期限，必须开工。
段建国的盘算是，由于王晓林时代签署的协议并未就开工期限作出规定，故签订补充协议延长期限之举看似照顾了对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对开工有了明确的时效约束。不过半年过去，业主仍未能实现开工，在此情况下，段建国只能提出解约，但双方在解约条件上分歧悬殊，谈判一时陷入僵局。“省政府会议决定，让路桥集团接手，边开工边谈。”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说，开工以后，段发现谈判通道已然关闭。省路桥集团于2013年6月开工，刚开工没多久，路桥集团负责人贾建民就卷入业已爆发的交通窝案，被抓了。
面对采访要求，长临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亿里一直没有回复媒体。
冯朝辉的能量
贾建民被抓的时间约为2013年8月初，此时山西交通系统已如惊弓之鸟，陆续有人被带走调查，不断有官员与商人卷入协查。
据悉，起因与忻阜高速业主的实际控制人王德生有关：2012年，审计署在相关重大项目审计中，发现有一笔非正常交易，一笔一两千万元的可疑资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账户。
“审计署找厅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为打给王德生的钱，过不了关。”前述交通厅内部人士说，“段建国被认为‘玩忽职守’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给王德生的解约金额比评估值要高。但当时那样的局面，不给对方一些溢价让他尽快退出，是不可能那么快实现开工的。”据公开财务数据，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费收入为6亿元，2013年仅1月-8月的通行费收入就达5.2亿元。
同时，山东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伪造银行相关证明，以夸大资金实力的方式获取项目。王德生、徐悦清夫妇因此被控制，此后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山西调查此事。
曾辅佐两任厅长的交通厅原副厅长王志民于2013年4月最先被抓，紧随其后的是前任厅长王晓林和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
“忻阜、长临两条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当然，她也只是起到协调作用。”前述省交通厅内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当时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厅长。综合规划处调研员王蕾其实是在招商引资处，在交通厅内部架构中，招商引资处挂靠在综合规划处，但相对独立，作为正处级调研员的王蕾并不向处长汇报，而是直接对接王志民。
王晓林被查时，已离开交通系统五年。“王晓林的‘玩忽职守’，指的是他当年未能发现王德生以欺诈的方式拿项目，导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开工。王曾自辩说，自己是厅长，并未直接经办此事，具体的协议并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说。此三人被查后，交通厅不断有人被叫去问话，其中一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奉命从北京来到太原调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纪委六室的曹立新。当时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办山西违纪违法案件的一线负责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案时，曹也曾前来调查。
曹立新的好友冯朝辉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载难逢的升官机遇。在王志民被抓后，在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的冯朝辉主动找到段建国，自告奋勇去调查部门疏通关系，同时提出，希望能担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纪委书记。
冯朝辉的底气其来有自。早在王晓林时代，他就凭借自己在北京的“高层次的朋友”，向王晓林在高管局要到过职务。
在当地官场，冯朝辉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头一个月，他终于混出了头。2005年1月，他曾担任省高管局旧关超限运输检测点主任(正科级)，这是他混到的第一个官职。新华社引述知情人的话报道，“他跑到交通厅的领导那里，说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对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交通厅的领导既不便打听，也不敢得罪，只好宁信其有。”他的干部身份与文凭，全部为造假。
在超限检测点主任的职务，冯朝辉通过“放黑车”——私自收钱放行超载车辆，积累了第一桶金。
虽然级别不高，但冯朝辉在阳泉官场有着惊人的影响力，其行事之张扬令人印象深刻。当地知情人士透露，曾有一位副厅级干部到时任阳泉市委书记白云家中拜访，碰巧冯也在。冯坐在沙发上并未起身，只是说了句“你来啦”。
2008年12月，冯朝辉再次搬出北京的关系，离开交通系统，调入阳泉市纪委担任副县级检查员。2010年，全国各地清查干部队伍中的身份造假者。冯被阳泉市委组织部查证身份有问题，却蹊跷地逢凶化吉，调任阳煤集团担任纪委副书记，职级升至正处。
与早年在固庄煤矿一样，冯只是借此解决行政职务与级别，并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没见过冯朝辉，在他被查之后，才知道原来单位还有这么个人。”阳煤集团党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高金祥表示。
冯的业务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职务升迁广结人脉、左右逢源，以谋取更大的成功。新华社报道，冯曾为煤老板就采矿事宜请托孝义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煤炭咨询公司负责人就提高合同兑现率请托大型煤气分管领导;为当地开发商承揽郊区新农村建设项目，而与开发商一起行贿郊区区委书记王永珍。
捞人与落网
在省交通厅，段建国与王志民这两位正副搭档的关系并不算好。王能力出众、风格强势，且曾在交通厅当了十多年副厅长，在与段竞争厅长中落败，因此王在一些问题上对段并不买账。
王志民于2013年4月被抓后，交通系统多人被抓或协查，人心惶惶，段建国陷入两难境地。“去打探点情况吧，有干预办案之嫌;不问吧，毕竟你是一把手，单位这么多人进去了，总不能不作为。”前述接近交通厅的人士介绍。
冯朝辉在交通系统任职时，曾与段建国有过面缘，但二人不算熟悉。自称在办案部门认识人的冯主动请缨，对于段而言，恰如救命稻草。
冯的许诺并不完全是吹牛。新华社报道，冯经常主动找到一些领导干部，向对方透露，他从“北京的朋友”那里听说“最近有关于你的举报”，“我可以帮你摆平，但要花钱”。2012年，山西某大型国企一名干部有关问题被国资委调查，他曾找到调查组为其说情。
知情人士透露，为此事奔忙的冯朝辉，曾数十次出入中央纪委的办案驻地，这些都被监控设备记录下来，从而让冯进入了调查部门的视野，针对他的布控随即悄然展开。
冯朝辉曾将相关情况向段建国汇报过两次，段对冯的危险处境一无所知。面对冯提出的在省高管局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要求，段当即应允--在冯被抓后，段曾解释称，高管局空缺一个纪委书记，冯各方面的条件也够，所以就提拔了。而山西交通系统多位人士都表示，曾听闻“上头”有人对冯的提拔之事向段打过招呼。
但在上任仅仅三天后，冯朝辉就被调查部门带走。曹立新也在太原办理交通窝案期间，接到中纪委调令，升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并离开此案回京就任。
约一年后的2014年5月，与有关领导人“对自身的监督必须更加严格，执行纪律必须更加刚性”的要求相对应，中央纪委在十天内查处两名内部官员，其中之一即是曹立新。
冯朝辉被带走后，纪委曾找段建国谈过两三次话，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事。直至8月18日，段自己也卷入调查。
案件背后，忻阜高速已建成通车，但长临高速仍遗留鸡毛一地。省路桥集团在接手长临高速后，于2013年6月宣布开工。“不过也只是宣布了开工而已，标段招投标确实已经做完了，施工队伍也已经进场，但由于连地都没征，所以无法施工，施工单位进退两难。”熟悉此项目的人士透露。
据悉，王德生放弃忻阜高速的经营权，除了获得现金回报，还保留了辅助设施(加油站、服务区等)的建设经营权，但他并未建设，而是将之转手并获利上亿元。除了山西以外，王在山东、河北都有倒卖高速公路经营权之举。
“在BOT模式里，并无硬性规定，确立项目业主必须走招投标程序。”曾编著《BT投融资建设模式》的重庆树深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树深分析，招投标法的规定，主要是针对施工与政府采购等领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资与建设一体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资的程序，而非招投标。
真正的BOT模式是有钱人的游戏，除了自己要有35%的资本金，后续的信贷计划也得能跟上。亦不乏一些前来拿项目者，目的是为了转包，这类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单位收受项目保证金，保证金虽然到期要退还，却可在期限内无偿使用;二是将项目分拆成标段，按工程总造价下浮7%至12%转包，转包一条造价几十亿上百亿元的高速公路，利润将相当可观。
据相关通报，前述交通系统被查官员亦存在其他问题。2014年8月下旬，王晓林、王志民、王蕾三人已进入庭审，但一审尚未判决。段建国案仍在审查起诉阶段。罪与非罪，尚待司法审判。
因捞人而落网的冯朝辉，先被关押在平遥，后被转移至外省。据通报，冯的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巨额贿赂;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谋取私利。新华社报道称，冯朝辉涉案金额已超过2,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