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彭德怀陷"高饶事件"很深

在朝战中，彭和高的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个人的友谊可以说是很深的，这可以从上面的让勋章的事情看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岗陪同彭德怀他数度来往于北京、沈阳、安东之间，彭入朝后，凡重要电报，都是同时发给毛泽东和高岗。1950年11月和1951年1月，在战争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高岗两次入朝，和彭德怀一起商谈如何保障志愿军粮弹物资供应问题。无论多么困难，凡彭德怀提出的保障要求，高岗都不说二话，尽量完成。高岗工作作风和能力深得彭欣赏，加上两个人都是性情中人，所以走的特近不是没有原因的。1952年4月总参谋长人选难定，彭向毛举荐高岗来当总参谋长，但是毛没有同意，说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在加上一些对刘周的看法，由此可见，两个人是有所志同道合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明确点出了彭在高饶事件上陷的很深，是被保护过关的。

在彭于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后的第二天，高专程到中南海水福堂小院彭德怀的住处前去看望。刚过了三天，高岗又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同彭德怀聊起薄一波的事情。而在被彭称之为“操了40多天娘的华北会议”就是薄一波主持的。彭也认为薄出台的新税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但是后来彭建议高要么向老毛反映，要么直接找他们交换意见。

真正的有实质内容的谈话是彭要求高帮他修改彭在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之后。高对彭说刘少奇有个‘摊摊’，刘是白区的代表，刘要篡党。彭听到后，并没有同毛讲，彭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加以反驳。高最后说：“彭总，我支持你，你可要支持我啊！”彭默然。

不为贤者讳彭高的里通外国

老毛在庐山会议上说彭，“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但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彭则声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他没有“取经”。实际上，这段话透露出毛对彭的三个终身害怕的情结-以至终生未得消释，第一个是毛当年怀疑彭与张闻天合谋夺他的军权，联络并嗾使林彪出面写信（《张闻天传》第219至223页）。第二个怀疑彭“里通外国”的事情，彭出国去苏联及东欧数国作了一次访问，通过翻译与各国领导人有些交谈，尽管都是公开性质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和七千人大会上都吃准他里通外国，并且写进了中央决议，即使彭一再申辩解释，仍然揪住不放（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第三个是则是代表了整个上层的普遍意思。有各种原因，但未得到机会，因为有我老毛在嘛。但是老毛不在了呢？聂荣臻回忆劝说彭认罪时的情形：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担心几分？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李锐，1999：238）这就是为什么彭即使在庐山是对的，而遭到了大多人的封杀。

老毛决心搞掉高岗，与高曾企图投靠苏联和倚苏自重大有干系。何祚康编译的文章《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说英国学者保罗温格洛夫在莫斯科阅读苏联外交部档案和回忆录，写了《高岗与莫斯科的关系：来自苏联的证据》一文，得出结论说，毛对高的背叛和与苏联的含混不清的关系感到恼火。而苏联官员特别是斯大林的确非常喜欢高。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一名官员费丕才则在回忆录中说斯大林‘（1949年）出卖了高岗’，高是‘真地忠于苏联的’。费丕才还认为高是自我灭亡的，他与斯大林的‘奇怪的和相当危险的友谊’，与苏联官员的批评（中国的）谈话再加上1953年的权力斗争使毛有充分理由整肃高岗。”再看整肃高的时机也是在斯大林死后不久。

高在苏联的影响力有多大呢？1944年7月的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去苏联请求援助的事上，最后斯大林要求以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而更有说服力的是老毛访苏的事。老毛于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访苏，在莫斯科一度受到冷遇。因为老毛已与斯大林约好23日或24日谈一次，谁知恰好24日这天，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高岗现在在中央很孤立等等。

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原来高对建国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很有看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中央人民政府其实是各党派的联合会，民主党派占的比例太大，共产党吃了亏。在东北时，他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发泄过他的不满情绪。他拿着一份文件，扬了扬，对科瓦廖夫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联合会多么有意思！”“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组成，说好听一点是个联合会，说难听一点呢，就是个大杂烩！你看，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占了一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政务院的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这是实权部门，竟然有14名党外人士担任正职。科瓦廖夫同志，您说，这哪里像共产党政权？联合会嘛，大杂烩嘛！请您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目前中国党的政权成分严重不纯。”斯大林看了后对这种安排很是不满，就没有积极主动地安排和毛泽东的会谈。一段时间，毛泽东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心情郁闷。后来呢，斯大林和老毛会谈了，但是又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以示信任、理解和友好。其实这是一种政治手段当作了见面礼，斯大林出卖了高岗，从这时起，就注定了高岗的倒下。随后的粟彭都人连刘帅都或多或少的同苏联挂上了钩，在被批判的时候。

高岗还向苏联刘少奇是“亲美派”的舆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时，高岗同捷说，他希望中国要消灭资本主义而他的意见在党内却得不到支持。因为中央有人反对，是刘少奇，因为他是‘亲美派’，并希望捷捎话给苏共中央。

1956年11月158，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讲到“里通外国”问题时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彭大将军。因为高岗去过苏联，便同苏联联系上了。而彭也去过苏联，还有东欧，且在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都和赫鲁晓夫会过面。对于“里同外国”的罪名，彭一直称有中方翻译在场，只有一次无中方翻译但有刘晓大使在场。文革时刘晓批斗时曾称彭与赫鲁晓夫沟结，当然因为文革环境的问题，刘的说法是有很大水份的。但是在两个英国人写的，翻译过来的书名叫：《中苏关系35年：1949—1984》，就在此书中披露在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彭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7月和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大家了解彭的个性，你说他能有好话给赫氏讲嘛？平心而论，这个应该是违反纪律的，也比所谓的粟大将军的里同外国要严重的多。不论苏联是不是老大哥，此举是不对的，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的。

再后来，看看彭所说的“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在庐山上彭被认定是为高岗集团中的一分子是不出奇的。毛语“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实录》引毛泽东在常委批彭会上插话，198页），这说明赫在看了彭的备忘录后的发言被毛所知，至此毛认为彭同外国“勾搭”上了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毛的定性下，因此彭就成了“里通外国”分子，他的庐山万言书也就有了“国际背景”（刘少奇七千人大会讲话语），便是理所当然的推论和结论。

实际上《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在引述《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时，指出《决议》“有两处引用了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段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实录》，347页）他所指“最触犯忌讳的”后一点，就是彭所以在庐山万言书和所谓“军事俱乐部”等罪名外，非得再加一个“里通外国”罪状不可的道理。此评论可谓深刻啊。

而作为苏联的反应，更是让毛恼火。彭在党内的遭遇，激起了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和愤怒。赫鲁晓夫两次来电话，询问彭德怀受批的情况，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彭德怀没有错，真理是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向彭德怀赔情道歉。彭德怀日益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士的普遍同情，我们希望你们应该考虑到这些情绪。”早就对赫不满的毛很干脆的拒绝了赫，“对不起，赫鲁晓夫同志，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干涉我们党内的事务。”

随之而来的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不能不说与此无关，不能让任何人干扰自己的毛也会预料到了这一点。

毛要本来就会彻底清算彭，对于彭的这种要借红军的事情更是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同彭德怀在高饶事件中的关系

毛在同高岗谈话时说到“主席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一个圈圈，周恩来一个圈圈，咱们也要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此话经过高岗的演绎，就成了“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于早对刘不满的来自井岗山的彭，这些话的杀伤力和鼓动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毛发现彭支持高的苗头后，开始“点拨”彭。1953年12月20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陈毅应召到毛处，听毛谈高饶问题。毛反复强调党内团结，说了一句定性的话：“高饶案真相已大白。”此时，彭的思想开始了转变。于是就有了如下的一幕。195312月24日，老毛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毛去杭州休假起草宪法草案。刘少奇首先发言；“主席外出后，我的意见由书记处轮流主持，或者由恩来同志主持。”周马上推辞。高则提出：“我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由书记处轮流主持。轮流好，轮流可以加强集体领导，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可是毛刘的合阳谋，让人去表演的。彭则说：“我不赞成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我的意见，日常工作仍应有少奇同志来主持。”随后就有了毛的那一段著名的话：“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打着手势，上下比画着说，“中央的风这么吹，他的风却那么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在《死亡联盟》写到“赞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异口同声。彭德怀使劲点点头。高岗慢了半拍，也说：“赞成。”

高这慢半拍，不仅有对毛的这个话的反映也包含了对彭的不理解。因为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反对刘少奇，支持他高岗的。第二天，高质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主持，彭德怀竟然呛了他一句：“这是我的认识，难道不能说吗？”气得高转头就走了。

1954年1月下旬，在老毛的授意下，邓小平向彭德怀谈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活动，此次谈话应该说对于彭没有被列入高饶事件名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老毛提出了“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又说，“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活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7－148页）。现在已经知道，当时这些没有被点名的人中，主要指彭德怀和林彪陶铸等人。邓小平在这次全会所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指出“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的“有些同志”，当然包括彭德怀。因为毛泽东在结论中未点彭德怀的名，所以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没有点出彭的名字。但是这次不点名，不等于将来不算历史老帐。

而在高岗自杀后，毛竟然让周和彭同去现场收尸，此举意味颇深，可以说是给彭一个提醒和警告。后来庐山会议上，毛说；“高饶事件你也陷得很深呢，莫伤心，来日方长。”彭则说：“主席你放心，我彭德怀向你保证三条，在任何条件下不做反革命，不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就自食其力。”你说，在那时彭有没有想到了给高岗收尸的情景呢。

彭对于自己陷入高饶事件是相当被动的。在这之后，庐山会议之前，彭是作过多次说明和检讨的。就在2月6日至10日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彭就高饶反党问题发言，检查了自己在一些问题上受高岗迷惑的错误。1955年2月，在3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彭说：“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的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接著作自我批评说：“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播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我是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的。”

事情的本质要害之处是彭没有象陈邓二人一样去向老毛汇报，再加上历史的原因，老毛是一直怀疑彭图谋不轨的，由此彭被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是不奇怪的。而在七届四中全会彭所作的报告以及后来的揭露，在老毛眼里成了马后炮，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投机行为。

庐山，1959年7月14日彭给老毛写了封反“左”的信，16日老毛泽东示将信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23日毛在大会上讲话，批判了彭德怀的信，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反右。此后彭和高饶关系问题的历史旧账被翻了出来。

在7月31日召开的常委会上，毛讲，老彭啊，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那。……高岗自己死了……。高饶能改？（我看你也不能改嘛-笔者注）。在此论调基础上，庐山会议上众人就彭与高饶集团参与问题，充份追问和发挥，由此而对彭进行了批判。8月2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参与全会的人员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

8月11日，上午8时半开大会，老毛历数彭在历史上的问题和错误，讲话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一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恶劣。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实录》，292－294页，296页）

在13日的大会上，彭第一次采取了大退让，开始采取了他后来在自述中写的“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重点是一、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二、检讨在高岗问题上犯的错误等。

在庐山会议闭幕的8月16日上，老毛再次批判彭的错误，并说到海瑞，说海瑞搬了家，搬到右倾司令部了。“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按：指刘少奇、周恩来），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高岗、彭德怀从小局出发。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庐山会议实录》，335－336页，339－340页）”

明显的是，这时的毛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并没有从肉体上去消灭彭。当然到后来文革兴起的时候，毛的想法就变了。毛说“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他对着彭说：“三十几年的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可以看得出来，后来彭的三个保证也是毛所希望的。

同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说：“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老毛在庐山上并没有举出彭德怀与高饶联系的什么具体事实，但扣上了具体的反党帽子，高饶集团的“重要成员”、“残余分子”、“漏网分子“等，最严历的是认定高饶联盟应是“高彭联盟”，或“高彭饶联盟”。但是毛的定论就成为小组会上批斗发言的重要追查问题，也是所要逼供检讨要达到的目标，最后也成为庐山会议最后形成的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关于彭与黄克诚成为高饶反党联盟残余和重要成员的依据，可以说是手段和结论的统一体。

而毛既然认定彭是高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为什么在1954年不拿下彭呢。这同毛的策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高是毛开国后用的第一个棋子。用来牵制刘周，到后来，高就真的认为毛想让他来代替刘，高做的就开始背离了毛的初衷。毛反过头来就拿下了高。在拿高的过程中，彭要不要拿下来，毛肯定有想过。但时机却不对。原因有三。

其一是彭那时处于人生的最高峰，在抗美援朝的事情上，可以说毛也要感恩图报老彭的鼎力相助。

其二，打击面过广。高是明确要取代刘，而彭还没有要取代谁或要谁下台的明确言论。虽然刘同彭的矛盾很深，但是彭也知道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其三，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老毛在庐山上讲的，在批判彭德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批彭时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要看环境形势。”“当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时，你是被保护过关的”。可以看得出的是，老毛有心保彭，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你老彭能不能转个弯来，其实是不可能的了。彭的意见书的时机特敏感，回想中共党史，每逢重大的事故，党的一把首往往要下野。故，反冒进的时候，毛认为彭在逼他下野，特别是有了罗瑞卿的密报（彭不是单干，用毛的话是军事加理论家），更坚定了他的想法。彭在高饶时，矛头没有指向毛，但这次不同了，虽然毛彭的冲突总会到来，但是连老毛也没有料到，会来的这么早。因为，毛还没有做好准备，最主要的是罗瑞卿的培养还没有到位。为了能有胜算，才请林彪上山，因为正如彭所讲的，也就你林彪能和我“相比美”啊。

而彭在8月12日，曾痛苦地说：“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为什么难过关，因为毛不让他过关。为什么这样讲？

在彭写的《庐山笔记》（从7月23日夜到8月8日，共约13万多字）中，曾经作了极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非如此，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召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既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做打闷棒又叫做什么呢？主席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其实庐山会议是，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相，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据我看，你这一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型。”。

在随后的军委扩大会上（8月18日—9月12日），老毛在1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和批判张闻天的外事会议联席会议上讲话，说彭“起心不良”走到他的反面，说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到我们党内来”，“绝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等等。而这是在彭给毛写完检讨信之后的事情，而毛接到信立即给彭打电话说欢迎彭的态度。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放过彭。虽然毛在电话里显得很兴奋的样子但彭始终未接上话，只是在毛讲完后，说了句：谢谢你！而在放下电话后，彭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即9月9日信）。又说，待在北京危险，要离开北京才好，又重复说，他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彭接毛泽东电话后，情绪异常低沉。一个兴奋，一个低沉，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彭为党的事业惋惜，为人民疾苦痛心，为自己违心检讨歉疚。所以是低沉。一个是抓住别人的辫子不放，是兴奋。老毛特喜欢别人的亲手写的东西攥在自己的手里，那是永远的证据，是别人留下的自己杀自己的工具。

文革前夕，毛决定让彭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认为这时出于毛的一种战略决策，就是不能让彭刘等人联手。虽然，刘彭的矛盾巨大，但是对于毛要发起的文革却是要打倒刘，而刘在这之前的路子却是彭所希望的。在为民之利益的基础上，毛不能排除彭刘等人联手的可能性，因为有共同的基础和刘彭共同的目标上，刘若抗毛，则合彭的初始之目的的。9月23日，毛约彭到中南海谈话，在座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毛希望彭德怀到三线去，并说他诚心诚意地支持彭出来工作。毛还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

然而，毛在送别彭时忽然问道：“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毛的问话令彭迷惑不解也令所有在座的人大吃一惊。后来彭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反反复复回忆了两天两晚，睡眠时间很少，实在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即或说过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这就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实际上，在彭被批后，极少可能还能去中南海游泳池，因为已经被贬到挂甲屯去了，后来的彭年谱上也无此记载。如果说，彭对毛说要斗刘的话，肯定会有前提的，就是毛要有斗刘的意思，彭在被批后，怎么还能如此唐突的讲要斗刘呢。实际上从后来的彭真找彭的事情来看，此话是说给彭真听的，是挑起刘彭的矛盾，而断绝两个人联手的可能性，老毛可谓是“用心良苦”啊。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毛从来就没有让彭过关。

庐山上众人的表演——大人物和小人一样

老毛一发话，一定调子，下面的一班人马就开始顺着这根杆子往上爬。追问，发挥，坐实，一方面要彭老实交代，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容他据实申辩，一申辩，就会得来更猛烈的攻击，这大概是中共的一大特色，什么时候都是知允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的。

在小组会议上，康生、贺龙、李井泉等要求彭德怀讲清和高饶的关系问题。

康生说“高饶反党集团和这一次反党的军事俱乐部都是用耍滑头、搞阴谋的手段，掩盖你们反党的本质，希望把你们的皮剥开来给大家看看。（308页）你是继续高饶联盟（也可以说高、彭、饶联盟），用阴谋手段分裂党，而且这次是你亲自挂帅，你承认不承认？”（315页）康生认为彭的问题是始终的，那就是阴谋手段分裂党，在高饶事件中是幕后的，这次是跳到前台来了。

王任重讲“比如高饶事件问题，原来他讲是义务宣传员，后来同志们揭发了一些材料，他承认是高饶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个事情，他在小组会上含含糊糊，今天还是含含糊糊，似乎只是高岗向他宣传了什么少奇同志想篡党，什么宗派，他只是没有向中央报告，自己没有反对。（317页）你高饶联盟是满腔热情搞共产主义？”（318页）应当承认，王的这个发言是很实质的，彭在高饶事件中犯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象邓陈那样去找老毛谈谈。而且，彭还不是主动提出高同他有过接触，是在邓作了彭的思想工作后，才讲出来的，虽然后来作过很多次检讨，终于晚矣。

陈伯达是属于反戈一击的一个。“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如果没有彭德怀同志的活动和他组织的这个摊摊，高岗那个时候是会有所顾虑的。我们听说那个时候高岗说，军队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说，他背后有彭德怀同志这个摊摊做他的支柱。彭德怀同志自己现在承认，他是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这是客气的，实际上，他是高饶联盟主要的一个头头。没有他这个支柱，高岗可能不敢那样放肆，不敢那样猖狂。高饶事件是几个野心家，主要是高岗这个野心家，和彭德怀同志这个野心家的结合。”（323页）陈伯达讲的实际上是彭在高饶事件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或到底陷了多深。如果说高真的有讲，军队已经没有问题了，说明至少彭做出了某种的承诺，也可能是林做出了某种的承诺，不过从当时的林的状态，彭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高岗也知道林一直在休病，而彭却是如日中天。

苏振华道“彭德怀同志承认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忠实成员，我说而且是主要的成员，很多同志讲话中都提到，高岗敢于兴风作浪，本事没有好大。彭德怀同志自己经常说对党忠心耿耿，为什么高岗对你说了中央、少奇同志许多坏话，你不报告中央？为什么你当时不敢对高岗说一句：你要造反。这会使高岗冷了半截。这说明你就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台柱，这样说是不过分的。你在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饶反党联盟事件，过了五年了，你还瞒到现在。高、饶反党，高岗是野心家，彭德怀同志是主谋者。”（331页）这就不太对了，彭绝对不是主谋者，主谋者是老毛。彭的问题是在与当高岗背离了老毛的初衷后，没有查觉出高岗的玩火玩的太大了。也说明彭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欠火候的。

彭德怀多次检讨了在高饶事件中的问题，但都没有获得通过，因而在8月12日，他痛苦地对人说：“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在批判彭德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能摇过来，要看环境形势。”并说当年粉碎高饶反党联盟时对彭德怀是“保护过关”。刘少奇也批判彭德怀说：“高饶事件前，你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插话：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

有意思的是，林帮彭洗脱了会理会议的事，刘也澄清了华北会议的实质。刘和林的做法是殊途同归的，都有涉嫌机会主义。彭应该知道毛的最终目的了，老毛是要彻底清算自己了。

八月十七日，老毛召集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任免，包括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组织处理。刘顺着毛意给彭德怀定下“反党野心家、里通外国”两项前所未有的罪名，并热情洋溢地赞扬毛：……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主张的。在中南海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史达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什么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后，彭德怀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想，我和彭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事物，而反对权威的，要嘛是散布糊涂观念，要嘛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这话说得多深刻。在苏联，赫鲁雪夫搞了一手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运动，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最后的结局恐怕在这时就已经注定了。

庐山上，收获最丰的是毛。刘少奇的风向大转，从会前定的调子坚持‘问题讲透’到‘山上反右、山下反左’，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要全党服从于毛了，正是这个最主要的方向问题刘没有坚持住，后来的三年大饥荒不能说没有责任。而在毛的眼里党内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是谁？不是彭德怀，也不是周恩来，而是刘少奇了，从而为几年之后的事情，已经埋下了种子。朱德对彭的态度，以及毛批朱，也彻底的折服了朱德。在毛的心里朱是偏袒彭德怀，实为‘军事俱乐部’的大掌柜，但是碍于朱毛不分家，朱又无野心，也就算了。当然，周的表现是最圆滑的。周没有联合彭，一起来搞毛，可以说周也背弃了自己的做人的原则，虽大醉一场，我仍不能忘怀对彭的不公。林彪可以说是毛放出的一只老虎，最后也被林老虎咬了一口。而人事上的安排更是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林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身体不适时，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由谢富治同志接任。这个火药桶没有几年就爆炸了。

刘少奇无意为彭翻案

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是另一方的主要当事人。当庐山会议风起晕涌的时候，刘一改上山前的“问题讲透”的承诺，积极的投入批彭的队列，既有历史的缘仇，也有现实的利益。大家都知道高的矛头是对照刘的，那么彭涉及高饶事件的深度则直接和刘少奇有关。1959年7月31日常委会批斗彭德怀，老毛对彭说：“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但毛没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体事实和材料。彭对刘有所不满，这是他有可能同高岗的反刘意图投合，在高面前发泄过对刘不满的情绪或谈话。但是，对刘有哪些不满呢，讲过些什么话呢？在庐山会议的第二次（8月1日）常委批斗会上，刘的一次发言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奇说：“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实录》，204页）

刘这段发言，说明彭刘之间互有不满，而且由来已久，在高饶事件中，彭的确讲了很多彭刘之间矛盾的问题。鉴于此，刘批彭确实是很积极的，在庐山会议上不但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帐”，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后，刘也在七千人会上仅仅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这时的刘可以说处在人生的巅峰，刘有想过放过彭嘛？后来有人说翻案风是刘要帮彭翻案（是彭自己的八万言书引起的），其实这是有违背历史真实的。

刘讲：“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此时毛插了一句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而这是在三年的大饥荒之后啊，彭的意见肯定是对的，此时刘的讲话表明，是非别有标准，对人不对事的，彭这个人却不能放过。真实的原因是，无论是毛还是刘都不喜欢彭这种关键时刻只认理不认人的“楞头青”。

彭看到刘讲话后，气愤地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转报主席和刘少奇，申明我没有此事。”随后写出《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一文，指出所谓“里通外国”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这对我是诬蔑”。从2月底，彭开始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申诉信，6月中旬写完，这就是著名的“八万言书”。

这封信共分5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彭回忆了自己从1936年西征认识高岗，到抗美援朝前后同高岗几次来往的情况。承认自己“由于感觉迟钝和政治上的落后”，对高岗认识不清，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对党忠实的态度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有点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这句话明显是特意迎合老毛的。）

彭的信起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于1962年9月22日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主要是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彭德怀的政治待遇问题又出现了曲折。但随后的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全会揭发、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进行反党活动”的问题。彭的一切努力又化作了泡影。

彭德怀究竟陷得多深

1959年7月31日常委会批斗彭德怀，毛对彭说：“高饶件你陷得很深。”相信此言不假，虽然毛没有指出“陷得很深”的具体事实。因为中共的一贯手法，为贤者讳，有关高饶事件的档案材料，一直处于密封状态，这正是彭在高饶事件中陷的很深的一个侧证，当然也有老邓的原因，但是如果只有老邓是告密者的角色就让此事永不曝光，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如果高饶确实是有问题，那么老邓作的应该是对的，相反的是，因为很多人的面目都会由此而改变，顾也有彭的一面，这才是不可现世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揭露说：“他幻想从我们光荣的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因而把我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又说什么整个党都是军队创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就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这就是所公布的高岗反党活动重大证据之一，是他散布的“军党论”。

这个“军党论”，实际上老毛先说出口，再经过高的演绎，将党组织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老毛知道，仅高岗的力量是不能捍动刘的，因为没有军队的力量。而要真正的能让刘感觉到震撼，必然要对高进行力量的补充。而此“军党论”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一些军事人员特别是某些老资格的代表人物来说，无疑是很听得进的，有吸引力的，估计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鸣与支持。这足以能体现出老毛的帝王之术。高饶事件实际上老毛一手策划的，利用五马进京，解除地方封疆大吏的权力，又值此机会，敲打在京的高官们，你们的位置也不是铁打的。高由此成为毛的一个棋子，而高最后脱离的毛的初衷，是自己性格使然。从此之后，高饶事件是套在彭刘林等人身上的缰绳，时不时的就要紧一下，让他们知道，你们是我保的。

在毛《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何解决党内存在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关系的问题的论述。而且此问题由来已久。高于建国后所持的这一论调，不过是新时期老问题的不同表现，而且号召力也不小，特别是历来轻视刘少奇的人，因为刘实在是靠拍毛的马屁而上去的--在彭林等看来。彭既被毛认定在这次斗争中“陷得很深”，应是邓报告所说，为高岗“在军事人员中寻求支持”的首选人物之一，而且是附和过高岗论调的。否则怎可说“陷得很深”并成为“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呢？虽然文革后的一些决议、报告或回忆文章，都有意回避彭与高饶事件这段历史和问题，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庐山会议的一节是这样说的：“八届八中全会（按即指庐山会议）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按八届八中全会这个决议定性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分子”，现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之平反，指出“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包括原定性为“高岗集团残余分子”这一称谓在内。彭之被认为在高岗问题上“陷得很深”，除了他与高私人间曾议论和不满刘少奇外（刘在庐山上有提到过此事），在“军党论”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白区的党”等问题上恐怕也有或多或少的牵连。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没有高饶事件叙述，虽有《庐山会议前后（一九五九年）》一章，也一字不提与高饶事件关系。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简称《回顾》），既有《关于高、饶问题》专章，又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专章，但前者不提彭德怀与此问题关系，后者不提庐山会议对彭所作决议涉及高岗集团的所谓“残余分子”决定。杨尚昆的《回忆高饶事件》（下简称《回忆》），自称“了解事件发生、发展到处理的全过程”，也不提彭德怀涉及此案情形。看来他们都有对彭“为贤者讳”（指参与高岗集团）和对毛“为尊者讳”（指错定彭为高饶联盟重要成员和残余分子）的用意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