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吴法宪在公审大会现场
“想给他穿一套军装”
吴法宪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也很有争议的人物。十五岁参加红军，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时成为毛泽东和林彪的部下，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有战功。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他跟随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地位上升，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锒铛入狱。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他于1981年1月23日被裁定“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因为特别审判找不到任何有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和知悉林彪阴谋的证据，又不得不判，因此经邓小平决定，几乎是正式宣判以后立即保外就医，以示“补偿”，并与“四人帮”有所区别。
被关押了近十年的吴法宪被指定到济南，在市内可自由活动，然而不许出城，要出城得向中央打报告申请。1989年刑期满后，他被正式释放，仍然被指定住在济南——他是江西永丰人，但像他这样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的老红军，当局是不会让他回原籍定居的。
金秋说，父亲在济南一住23年，去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9岁。去世之前他住医院已经住了三年多，2003年还气管切开插管抢救过一次。对于他去世的后事，有思想准备;作为家属，希望当局的不外乎以“公正”二字来对待死者。
金秋介绍，与父亲情况相似的邱会作将军的后事处理，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邱会作是“林彪集团”另一个成员，于2002年去世。邱会作的家属希望争取当局能对死者给予“更公正的待遇”，金秋说，“主要是要求开追悼会——其实就是想给他穿一套军装，寄托哀思，在军队中干了大半辈子么。”
但是，“组织上”却不肯松口，“他们也做不了主，总是说要请示上级，要家属等着”。层层报上去，最后是中纪委“两案办”下达了指示——金秋解释说，“‘两案办’，就是‘文革’结束后专门负责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处理的机构。他们下达的指示是‘五不准’。因为反覆交涉，反覆请示，邱会作的遗体在北京存放了一个多月才火化。”
吴法宪的遗孀陈绥圻，以及几个子女，向有关部门请求能“以人为本”，在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对吴法宪给予普通公民待遇。但也预感到吴法宪的丧事同样会充满波折，“后来当局果然严加控制，说明当局并没有依法办事的机制，也没学会依法处理这类事务，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沿用‘文革’以来处理政治事件的思路和手法。”
又面对“两案办”的“五不准”
金秋说，我们很感激山东省地方当局，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对我父亲照顾得是很不错的，也体谅我们家属办后事的心情。但是我们也明白，不能期望直接负责吴法宪后事的山东省干休所及所属的省老干部局能做什么主，不过，我们仍然希望有所突破。
“所谓‘有所突破’，”金秋解释说，“其实就是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由家属和亲朋好友以自己的名义组织，举行一个吴法宪遗体告别仪式——我们表明，不致悼词，只发生平简历，允许亲朋好友自愿参加。但就是这样的要求，他们也感到非常棘手，得请示上级，要我们听从。”她们没有想到，最终等来的还是中纪委“两案办”的“五不准”。
记者问：“五不准”究竟是哪五条?金秋说，她无法确切地回答，因为当局并没有给她们书面规定，只是口头通告，“我向他们要文件来看，他们又不敢拿出来。”实际上算下来，“不准”的其实超过五条，加上从邱会作家属处核实到的，“五不准”内容大体是：不准发讣告，不准设灵堂，不准搞遗体告别，不准骨灰存放，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不准任何新闻媒体采访。还有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
由于这是“中央精神”，干休所对吴家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们，“但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走样”，要保持一致。有关部门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层层表态，落实到人，济南市的公安、安全与新闻媒体全部接到了通知，进行充分戒备。当局竟布置了相当数量的便衣来抄录送花圈、挽联的内容和名单，还一一拍照，如临大敌。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林彪事件已经过去33年，两案审判也过去了23年，当事人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世界了，这个“两案办”居然存在至今，还在办什么案?这是不是反映了“两案”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而是政治案?金秋认为，当局说要“提高执政能力”，从这些事情上就最直观不过地说明当局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遇到稍稍特殊一点的事件，还得将“文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一套搬出来。
金秋说，我父亲已经不是党员，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于1981年被判刑，当年保外就医，1989年正式刑满释放，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曾经采访过吴法宪，1983年吴法宪曾告诉高，当地老百姓待他还是那么好。他说：“人民真好。”他希望返朴归真，过普通人的生活。
“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
金秋说，他们在家设了灵堂，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自发地来了好多吊唁者，其中很多是父亲的部下，房间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来了就下跪、磕头，掉眼泪，当局想拦也拦不住。很多素不相识者也自愿前来参与料理各种事务，提供各种帮助。
“各方人士送了很多花圈、花篮，多是父亲过去的老战友、同事和部下送的，还有他们的后代送的。屋里摆不下，院子里也摆不下，只好摆到大门外，整个一条街都摆满了花圈。”这样街坊邻居也就看到了，来看望、吊唁者更是熙熙攘攘。
父亲在济南生活了二十多年，和民众朝夕相处，民众接触了现实中的吴法宪，很多人挺敬重他，将办好他的丧事，作为向他最后致敬的机会。有些老邻居从济南市各地赶来，父亲曾经跑了几里山路，为一位老人送去中药，老人现已八十多岁，也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父亲灵前，痛哭不已。
金秋说，“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写信和发电子邮件向父亲表示哀悼，有很多感人词句。有一位父亲老部下的孩子，给我哥哥发来没署名的电子邮件：“请接受一位老空军及其子女对吴法宪将军的悼念和对吴将军家属的慰问。我父亲和我的观点是：吴将军是一位好人。一个好人的故去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不要小看‘好人’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配这个称谓。愿吴法宪将军在天之灵安息，希望吴先生节哀珍重。”
还有很多人送来、发来挽联，金秋家自己也写，寄托哀思和深情：
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功勋在，更有一片赤心卫长空;秦城汉堡，砥心砺志，灵台静，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
金秋说：“有的公司老总，搞企业，做得挺成功。在我父亲去世第二天知道了消息，就来吊唁，要我们有任何需要就告诉他，他派了一个手下的人盯在这儿协助我们。我们当时桌椅不够，人来了没有地方坐，‘没问题!’他们马上拉来了很多桌椅。老总还说，你们办事肯定要用车，他马上给调来三辆‘奔驰’，停在我们家门口，任我们用……来帮忙的都是无偿、志愿，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父亲的有生之年真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这是我们家属感到最安慰的!”
“‘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挽联一定要守住”
当局看到了民意，但还是要堵截。金秋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民众的情绪与官方的限制发生矛盾，险些激化，酿成冲突。
她说，靠我哥哥在济南的很多朋友，安排落实了丧葬的一切。但官方不断下令设限，例如，火葬场只给家属很短的布置灵堂的时间，原来答应准备花圈，后来也变卦不给了。尤其荒唐的是，官方通知家属在告别厅不得悬挂死者遗像和挽联。“就是想不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如果不挂死者遗像和挽联，怎么能知道送谁上路?”
秋回忆说，头一天晚上我们跟干休所协商到十一点，他们坚持不让挂挽联。我们临时决定出去买白布自己写，父亲的秘书来了好几位，书法都很好，就请他们写挽联。不让称“同志”，我们就写“吴法宪将军”，不让说“悼念”，我们就写“送别”……最后写成“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横幅。
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凑出一幅反映父亲一生的挽联，上联是：“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下联是：“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开会前拿到会场去时，墨都还没干呢。“我当时叮嘱拿挽联的人说，你一定得守住了，别让人给抢去没收!我们当时做好准备，实在不让我们在墙上挂，就安排人用竹竿举着。”幸亏，挽联一直挂到了最后。
金秋介绍说，“也不知当局到底害怕什么，对我们如临大敌：监听我们的电话，开拆我们的信件，还封掉了我的电子信箱，我当时没有办法往外发电子邮件……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电子化时代，能把持媒体吗，能封得住信息吗?我到朋友家通过别人的信箱，不就同样发出了电子邮件?当时你们就根据我的这些邮件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丧事办理中的一些内情。当局这些做法都实在不聪明，完全没有必要设置障碍，不但没有能阻拦成，反而火上加油，差点把一个本来不是事件的事逼成‘事件’!”
由于不断受到当局刁难阻挠，金秋的哥哥几次按不住火气，说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我们就戴着黑纱、抱着遗像上街了，你来镇压吧!金秋说：“如果真是那样，当然就把事闹大了。我们当时劝我哥哥，还是将老人送走要紧，不要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尤其是出殡那天，那么多人，要是我们稍一不冷静，民众对官方不满的火气越冒越高，顶起牛来，说不定就会失控。所以我哥哥出去一直就说感谢大家，抚慰大家的情绪。”
当送殡车辆开过市区时，济南当局十分紧张，沿途布满警察，将其它所有车辆包括公共汽车都拦下来，让车队尽快通过，实际上等于戒严。“如果在哪个路口一堵，人一围观，肯定就要出事。”到了火化场告别厅，人们鱼贯上前，轮流地向遗体默默鞠躬告别。组织上也去了人，“据说北京也来人了——不过他们不是来向我父亲告别的，而是另有任务。”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局后来也很惊讶：“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还告诉家属说，“各级领导都很满意”。言外之意，大家都庆幸没有出事，总算松了一口气!金秋说：“我就顶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我们家属是否满意?”
国内媒体自始至终对吴法宪去世一事全都保持沉默。“后来只有凤凰卫视的名嘴杨锦麟在他的‘有报天天读’节目中露了那么一句——第一句话说‘吴法宪于某月某日去世’，第二句话说‘他女儿在美国为他翻案’!”
“我们要告中纪委违反宪法的‘五不准’”
林彪集团成员黄、吴、李、邱，前总参谋长黄永胜已经于1983年去世，现在剩下唯一的一位是高龄九十岁的原海军政委李作鹏。
吴金秋说，我父亲与赵紫阳，我父亲去世与赵紫阳去世，这两者在许多方面当然不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也有不少相类似之处：
其一，两者都牵连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我父亲属于“文革”中没有解决的最后一个悬案——林彪悬案，而赵紫阳则属于邓小平时期没有解决的“六四”悬案。
其二，两者都牵涉到前任决策者。林彪事件是毛泽东定的，对赵紫阳的处理是邓小平定的，关于我父亲后事的难题，难在对林彪怎么判定，这牵涉到如何看待毛;而赵的难题，牵涉到的是如何看待邓?不对毛泽东有个正确评价，就不可能解决林彪及所谓死党问题;同样，如果不对邓的功过有个正确评价，也就不可能解决赵紫阳问题。
林彪事件有很大的国内影响，赵紫阳其人则有很大的国际影响，都牵动了相当广泛的民意。我父亲的丧事，总算顺利过来了。
吴金秋曾于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的文化》一书，探讨包括其父亲在内的林彪集团的真相，其中引用过她父亲的回忆录。
记者问：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否完成?你们打算出版吗?金秋回答：我父亲确实留下了一部回忆录，“开始是他自己亲笔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写的。后来年纪大了，写不了了，就口述录音，录了一百多盘录音带，我妈妈根据录音，一字一句全部记录了下来，很厚很厚一叠子，整理出一部六十万字的书稿，从出生开始写，一直写到晚年，由我父亲过目定稿。但他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和讲的，难免有不确切之处，我们想对照其它文件资料和人物年谱，一一核实时间、人物、地点。”本身是历史学者的金秋表示，要认真慎重，减少硬伤，不能草率从事，很难说什么时间能完成，目前也不宜透露太多细节。
吴法宪辞别了人世，但并没有把他所知晓的历史一起带走，给有兴趣追究这一重大历史疑案的人们留下了悬念和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