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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大名赫赫聂元梓探出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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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靠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一举成名。大字报是一种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图为1966年大字报。(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些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待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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