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靠在北大贴出大字报一举成名。大字报是一种政治工具，文化大革命“四大”之一，图为1966年大字报。（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一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些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二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待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𬘡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