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杨卫泽终于出事了。
我与杨卫泽有过零星的接触，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2004年年中，杨卫泽时任苏州市市长。是年7月，为贯彻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提出的法治江苏建设的要求，江苏省委颁布了《法治江苏建设纲要》。苏州市需要具体布置，于是找了我等几人，开了个专家谘询会。那天我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清楚：在听取专家意见时，杨卫泽突然提出了一个主意：利用苏州市政府有立法权这一有利条件，将法治苏州及其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制定为地方政府规章。另一次是2014年12月15日，为了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南京市委准备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市问题的决定》，邀请我等几人进行专家谘询。我在会上提出了几点意见和建议：名称不科学，应是“若干问题”的决定;应再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以利“一府两院”遵守。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当场给予了充分肯定，最后通过的文件也采纳了我的大部分建议。
20天前，在巨大权力的加持下，我所见到的杨卫泽显得意气风发、成竹在胸。而此时，也许他正在走向恐惧、品尝孤独。
在江苏，在南京，杨卫泽出事似乎没有多少人惊讶，因为长久以来的传闻已经营造了一种“肯定出事”的氛围，并有效降低了此类事件的冲击力。微信和私聊中最常见的态度是调侃，如著名法学家周永坤发给我“南京杀羊”四个字，我的一位同事则强调了“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正确性。还有一种是忧虑式的。一位平时总喜欢“让牙齿每天晒太阳”的好朋友坦言：“我不关心官员命运，只是这种全是正面赞美的，一转眼就全是负面批评。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没有是非对错的标准了?”记得36岁的他当交通厅长时，我的一位和杨卫泽很熟悉的朋友就对他有个评价：要么当大官，要么阶下囚;当了大官还会是阶下囚。所以，今晚的杨卫泽只是逻辑地走进了历史和制度为他设定的角色中。
让我困惑的是：法治对于杨卫泽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法治只是他们的“敲门砖”。我一向认为，权力的产生最主要有两种办法：提拔和选举。提拔的忠诚对象是上面的人，选举的忠诚对象是下面的人。杨卫泽们利用了现行的制度缺陷，通过表面上对法治的重视，作出了特定条件下应景式的忠心表态，从而将自己纳入到一个自上而下构建的权力忠诚体系中。其实质，是为了邀宠。
——法治只是他们的“遮羞布”。在现在这种官僚体制下，杨卫泽是活在虚拟时空中的人物，老百姓只能看到他们非常光鲜的一面。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而只能沿着有罪推定的固有思路，相信他肯定“严重违纪违法”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杨卫泽们所高喊的“法治”，无疑只是掩盖自己罪行的遮羞布。
——法治只是他们的“护身符”。纵观杨卫泽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权力不受法治的控制。他们往往把颐指气使当作工作的魄力，把吃喝玩乐当作生活的常态，把侵犯私益当作上位的台阶。几乎在所有的这些权力游戏中，法律已然成为其得力的帮凶：其权力的产生、运作和消灭并不是实施法治的结果，法治在其中只是一种“程序”和“护身符”。
问题在于，杨卫泽们的倒下并不是法治的胜利，而只是单一权力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这出反腐大戏中，作为权力所有人和监管人的老百姓仍然只是看客，他们只能用“杀鸡(季建业)宰羊(杨卫泽)过大年”这样的喜剧语言来描绘自己所在的这座悲情城市。
只要制度继续延续，就必定存在路径依赖。因此，这样的“法治”，这样的反腐，这样的杨卫泽，现在和将来还会有吧?
我“尊敬”的大人：即使你立刻表态“坚决拥护”、“积极配合”，并用永远“正确”的政治语言来显示你的效忠和对昔日部下、同事或领导的蔑视、谴责，但你真的敢保证你不会成为在月黑风高夜演出的这出大戏及其摺子戏中的下一个小丑?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周永康的儿子为什么嚣张?是因为周永康嚣张。周永康为什么嚣张?是因为周永康的权力嚣张。周永康为什么现在不嚣张了?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权力。那么，在没有民主法治的条件下，这种更大的权力就肯定不会嚣张吗?
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