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董必武在天安门观赏焰火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一九七〇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我住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〇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毛坐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正面沙发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巡回医疗。我告诉他在宁安，就是满清时的宁古塔。他说，那就是顾贞观写的那首词：“季子平安否”给吴汉槎的地方了。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请你回来。你先叫护士长把我的爱克斯光片拿出来看看，明天再给我检查，说说你的意见。”我向毛报告了一下宁安的义务医疗工作，说在那里不苦，做“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表示想马上看看片子。
吴旭君在值班室内拿出毛的胸部爱克斯光照片，对我说：“李院长，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说：“你怎么叫我李院长呢?”
吴说：“是李院长，已经下了任职命令了。”我流放期间，总参谋长黄永胜、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已经同意通过任命我为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院长。
我问吴旭君：“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当年八月到九月在卢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我去黑龙江后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线后，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经由此会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毛几次打招呼不设国家主席，废除这个职位。
林转而寻求汪东兴的大力相助。后来汪跟我说，上卢山以前，叶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张设国家主席，“否则没有林的位置了”。叶知道毛决定撤除国家毛主席这一职位，便纵恿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样主张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卢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时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毛的意旨，纷纷发言，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上作乱。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严厉批评陈伯达，随之开展“批陈整风”【1】。
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伙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扬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伙。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充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