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陈毅、饶漱石、粟裕、宋时轮(从左至右)等人在庆祝上海解放大会上
饶漱石是我40年监管工作岗位上管理过的少数几位原中共高级干部之一。饶在监狱的编号是0105号。在监狱20年(前5年在功德林)一直是这个号码。其中15年(秦城军管时期我离开5年)他的生活主要由我管理。中共建政初期，饶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1953年调到中央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后，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在寓所(高当时住在东交民巷原法国大使馆院内，秘书、卫士等人员同住院里)自杀身死。
1955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55年4月饶被关押进功德林隔离审查，那年他52岁。自此，他在监狱长达20年，1975年初病故于狱中。现将同他接触中的一些事回忆如下。
饶漱石从进功德林到1960年3月15日迁秦城前，起初关押在功德林乙字号监房，为了保密，乙字号只关押他一个人。在此之前，乙字号多数房间住单身职工。饶关进来前，领导上把单身职工全都搬了出去。那时我没有听说有饶的专案组，只知是中央某领导管的案子。最初审问饶的人是部里来的高处长。不多日子高处长不来了，换成预审局的李处长。1956年7月功德林设了一个管理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有8位高级干部，饶也就进了“特监”区。他们一切生活事宜都由我一人管理。
为安排“特监”区生活，还从北京饭店调来乙级厨师刘家雄(已故)为他们服务，所有食品都是从高干食品供应站采购来的。所以在生活方面饶漱石当时有优厚待遇。对审查他的什么问题我自然不知道，但时间一长就耳闻到一些，说头几年主要审查饶的政治历史和1943年“皖南事变”中有无问题。还听到1960年3月迁秦城前饶的政治历史己基本弄清一说。
1960年3月15日从功德林迁到秦城后，饶漱石关押在204监区，此时204关押的高级干部有15人。经上级批准，1963年秋饶从204区迁入职工家属区9号平房四居室单元房(已拆除)，管理工作仍由我负责。他住单元房后可以在秦城地域内自由活动，如去小卖部购物、在家属区或周边林地散步等，这期间我同他接触中比较随和。
我曾问过他：“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饶说他不是反党分子，说“我有错误那是真的”。他说自己在新四军时有“左”的错误，49年之后在华东也有错误，和陈毅没有搞好关系都是错误。我也问过他与高岗的关系问题，他说自己也有错误，但说自己没有反党的目的。对饶说他不是反党分子这些话，我当然不知实情，更不会同他争辩，只是闲谈中听听而已，况且，那时我心里也明白对饶的事公安部领导也是管不了的。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免生意外，安排饶漱石从家属区单元房搬到监区边上的大伙房里一间里屋(有洗澡间)住下，一日三餐由炊事员给他送去，只是伙食待遇被造反派降低了。直到1967年秦城军管前饶又被收入监房。在他重被收入监房前，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有一天上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当时尚未分一、二、三办)一副主任(公安部局级干部)带着秘书来秦城要提审饶漱石，他为何要提审饶我不能问。
但在他来之前，我已接到通知，凡是要提审饶漱石必须持有周恩来的批示件，方得许可。故而我问这位副主任：“你有总理批示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就请你去办手续吧。”他即给部里打电话，电话里说什么我不清楚，他打完电话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自此，在我离开秦城前，我再没有遇到要提审饶漱石的人。
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饶漱石就关押在201区二楼西。那时他们的伙食标准很低，到1973年周恩来过问后，201区的伙食标准才提高，如不吃粗粮等，而且每个楼层配了医生，设昼夜24小时医护人员值班室。1974年饶漱石已年逾古稀，进入冬季，他说胸部难受，起初医生没有全面检查，待到饶的病情恶化到急性肺炎危重程度，我就立即要车同医生一起紧急送他到复兴医院(复兴医院1961年前是公安部直属医院，有一栋秦城在押人员的病房楼，后称207特区)，但为时太晚。
在我返回秦城后得知，1975年3月2日饶进医院当天夜里不治病故，他的遗体火化由207特区工作人员办理。在当时仍在军管环境下，饶漱石的遗体是改姓换名送火葬场的，究竟用的什么化名没有留下一个字，而当时的经办人已过世多年，至今无法查考。去年我曾听现在秦城工作的人说，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