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右一)和许士杰(右二)在1988年海南省成立时合影
七月二十七日是海南建省后第一任中共省委书记许士杰逝世二十周年。我从网上看到《海南周刊》的纪念文章，唤起我对他的回忆，不然，许士杰在我的脑海里仍将无影无踪。
与众不同的中共官僚
海南建省至今二十三年，那里的政坛，多少人来去匆匆。值得一谈的有两位，一是第一任省长梁湘，一是许士杰。梁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一位悲剧英雄;而许士杰是在改革开放中沉浮的政客，他在海南的人生最后一程，令人哀叹。
我认识许士杰，较梁湘为早。一九七四年，我担任广东省一家新闻单位驻肇庆地区记者，许士杰是中共肇庆地委书记。那时的许士杰，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起居饮食自己打理，不假手于服务人员。他思想偏于保守，工作缺少魄力和创造性，属于做不出大成绩，也犯不了大错误的那类干部。
一九八一年，他调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保守作风依旧。他思想有个突变，是在参加访问团，到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广州，便判若两人，大力倡导改革开放。广州市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创办黄埔开发区，允许个体户经营饮食、服务业，便是在他任上发展起来的。他声誉日隆，广州《南风窗》杂志评选“公仆”，他被评为“十大公仆”第一名。
有一次他坐飞机从重庆回广州，空中小姐服务态度恶劣，空姐不知道他是广州市委书记。他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写了一篇批评稿，登在《羊城晚报》上，此稿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发全国轰动。
他还是一位诗人，出过两本旧体诗集，成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诗，虽算不上上乘之作，却也入流。书记兼诗人，是他与泛泛的中共官僚相比，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为人缺少人情味
公仆也罢，普通百姓也罢，诗人也罢，但我总觉得他为人缺少人情味。一位在肇庆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调广州市工作，妻子安排不了工作，孩子入不了学，没有房子住，找他帮忙，他却不愿伸出援手。八九“六四”后，他对赵紫阳、梁湘，以及在处理《海南日报》的问题上，良心泯灭，更使人对他的好印象荡然无存。
他与赵紫阳的关系比梁湘与赵的关系更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是赵紫阳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时器重的干部。一九八七年，他已退居二线，是赵紫阳重新启用他，授命他与梁湘一起筹建海南省，后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
在海南工作期间，他常常以和赵紫阳的关系之深而自诩。我那时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不时听他对常委们说：赵紫阳如何对他亲口指示，他与赵紫阳如何畅谈了几个小时，等等。有一条，我倒是知道，赵紫阳曾指示他，要少干预省政府的事务，身为省委书记，要支持省长梁湘的工作，他却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说起，也从未按赵紫阳的指示去做。
和在肇庆时一样，他仍给人以作风朴实的印象。他经常脚穿运动鞋，轻车简从，到乡下巡视。每到一地发表一通讲话，或者写几首小诗，登在《海南日报》上。也不失有改革、开放的精辟之言。
但许士杰不是梁湘那种苦干的人，他深谙养生之道。每天早晨起床跑步，手里拿着个小收音机，一边跑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晚上十点半准时睡觉，谁也打扰不得。可能我是个例外，第二天见报的社论或重要新闻稿，不管多晚，随时送去他随时审阅。为了尽量在他睡觉前送审稿件，我把撰写社论的时间提前再提前。
他也并非清廉得一尘不染。他儿子所在的珠江实业公司便在海口市黄金地段批得一大块地皮。他到海南后出的第二本诗集，出版过程的一切费用，全由《海南日报》报销。当然，这与“六四”前后他政治上的卑劣比较，算是小事一桩了。
“六四”后对梁湘落井下石
许士杰非常注重舆论的作用。他告诉我，是他与梁湘一起找《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协商，将我从《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的岗位上调来海南的。我作为省委机关报总编辑，自然与许士杰来往密切。但八九民运发生，当二十万解放军开进北京戒严，我就再也见不到许士杰了，屡次求见都遭回绝。他任由《海南日报》自行处理版面和稿件。《海南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全国独此一家放到第四版，这等大事，他也不过问。我恍然大悟，许士杰是在利用《海南日报》进行一场赌博：如果北京局势发展的结果证明《海南日报》做对了，省委书记许士杰必居首功;如果北京局势的发展结果相反，他则完全可以向中央表明，《海南日报》自行其事，与他无关。的确，找不到那时他与我见面的任何记录和他对《海南日报》的任何指示。果然，“六四”后，我被查办，省委召开全省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许士杰讲话，指称《海南日报》犯下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是因为我拒绝了省委的领导，完全由我一人负责。
“六四”后，省委派工作组进驻《海南日报》，此时，许士杰找我谈话，我知道他想谈什么。我向他表示：《海南日报》的问题由我一人承担，我不会把责任推给省委，但我要求工作组不得整肃除我之外的任何采编人员。许士杰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并始终信守承诺，他用他的信守承诺换取了我的信守承诺。
“六四”镇压一发生，中共海南省委便致电中共中央，支持以武力平息“反革命暴乱”，是率先表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特别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许士杰说：“我虽然与赵紫阳熟悉，却不了解他，与他只是工作关系。没想到他分裂党、反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听得人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是从一向夸耀与赵紫阳关系不一般的许士杰口中说出。大难临头，许士杰的表现远不如同是赵紫阳老部下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六四”后广东省委常委中有人吓破了胆，急忙要向中央表态与赵紫阳划清界线，林若怒斥道：“干什么?船还没沉，就想逃命!”
他对梁湘落井下石，也可谓心狠手辣。“六四”后，梁湘遭软禁，他第一个揭发梁湘的问题。梁湘在学运期间，以省政府名义发出的电报，敦促中央与学生对话，他是同意的，电文也经他修改，事后他把责任全部推给梁湘。梁湘被撤职，是他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布，梁湘的严重经济问题涉及数以百万元，将有详细案情公布。人们等到今天，也没见公布梁湘经济犯罪的事实。
在中共的官场上，许士杰非忠厚善良，也非大奸大恶。遭遇“六四”，他本可与梁湘一样，挺直腰杆，成为悲剧英雄，留清名于后世。但由于他行事龌龊，最终成了不足为训的人物。
呜呼!哀哉许士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