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15日，魏玛共和国采取了决定性措施以终结恶性通货膨胀的噩梦：德意志银行(Reichsbank)——德国的中央银行，停止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并废除了纸马克(Papermark，德语：Papiermark)，发行了一种新的交换工具——地租马克(Rentenmark)。这些措施成功地中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但纸马克的购买力已被彻底摧毁。为了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不得不简单地回顾下一战爆发前的那段时期。
自1871年起，马克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官方货币。随着一战爆发，1914年8月4日暂停以德国马克兑换黄金。有黄金支持的德国马克(或黄金马克(Goldmark)，如其在1914年后的称呼)变成了没有黄金支持的纸马克。最初，德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行债券以支付军费。公债总额从1914年52亿纸马克涨到1918年1053亿。1914年，纸马克的数量是59亿，但1918年纸马克的数量达到329亿。从1914年8月到1918年11月，德国的批发价已涨了115%，并且纸马克的购买力已减少了一多半。同一时期，纸马克兑美元的汇率跌了84%.
新魏玛共和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挑战。1920年，工业产出是1913年的61%，而1923年进一步下降到54%。在凡尔赛条约中，德国丧失了领土，这在实质上削弱了德国的生产能力：德国失去了先前领土总面积的13%左右，并且约有10%的德国人现居于国境之外。此外，德国还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而最重要的是，新兴的民主政府希望尽量最大程度地满足选民的愿望。由于税收收入不足以维持这些开支，德意志银行开始发动印钞机。
从1920年4月到1921年3月，税收占支出的比例只有37%，此后，情况稍有改善，1922年6月，税收占总支出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5%。然后情况骤变。到1922年年底，德国被指控未能按时支付赔款。为索要赔款，1923年1月初，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侵占了鲁尔区——德国的工业重地。总理威廉·古诺(Wilhelm Kuno)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呼吁鲁尔区的工人们拒绝侵略者的所有要求，并承诺德国将会支付他们工资。德意志银行以债务货币化的方式大肆印钞，以维持政府的流动性，弥补税收的短缺并支付工资、社会转移支付以及补贴。
从1923年5月起，纸马克的数量开始失控。它从4月的8.61万亿猛增至5月的17.34万亿，8月更增至669.703万亿，1923年11月纸马克的数量达到400X1018。批发价格飙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从1919年底到1923年11月增长了1183%。1918年一战结束时，原本能买5000亿个鸡蛋的钱，五年后却只能买一个鸡蛋。1923年11月，一个月的时间，美元兑纸马克的价格已增长了8912%。纸马克实际上已如同废纸。
随着货币的崩溃，失业率上升。一战结束后，失业率保持着相当低的水平——这是由于魏玛共和国政府积极地以赤字支出和印钞来维持经济运行。1919年底，失业率为2.9%，1920年是4.1%，1921年为1.6%而1922年为2.8%。然而，随着纸马克濒临绝境，失业率于10月达到了19.1%，11月23.4%，12月则是28.2%。恶性通货膨胀使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状况恶化，尤其是中产阶级。人们饥寒交迫。政治极端主义开始兴起。
处理货币困境的关键在于德意志银行本身。德意志银行的行长，鲁道夫·哈芬史坦(Rudolf E. A. Havenstein)是终身任期的，而且他的权力简直无人可挡：在哈芬史坦的领导下，为维持德国财政，德意志银行持续发行越来越多的纸马克。此后，1923年11月15日，德意志银行决定停止将政府债务货币化并发行新货币。同时，它决定一万亿(1012)纸马克等于1地租马克。1923年11月20日，哈芬史坦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逝世。同一天，将于12月担任德意志银行行长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采取行动，稳定纸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德意志银行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4.2万亿纸马克等于1美元。而1万亿纸马克等于1地租马克，所以地租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4.2地租马克等于1美元。这恰好是一战前在德国马克与美国美元之间盛行的汇率。“地租马克的奇迹”标志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终结。
这样的货币灾难怎会发生在一个文明先进的社会里，导致通货的彻底崩坏?对此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比如，有观点认为，实际上是战后赔款，长期赤字，以及纸马克在外汇市场中贬值引发了德国的通货崩溃。然而，这些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汉斯·F·森霍尔茨(Hans F.Sennholz)解释道:“每一个马克都是德国人印制的，由纯粹由德国人组成的政府所统治的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正是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德国政党，如社会主义政党，天主教中央党(the Catholic Centre Party)和民主党(the Democrats)，要为他们执行的政策负全部责任。当然，不能指望任何政党承认其在任何灾难中的责任。”毫无疑问，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实属人祸，这是没有任何限制而增加货币实际数量的政治决策蓄意而为的结果。
我们能从德国恶性通货膨胀里吸取什么教训呢?第一个教训：哪怕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央银行也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以防止纸币的毁灭。早在1922年，德意志银行已在政治上独立;实际上德意志银行代表盟军，为盟军提供服务，作为暂时延期支付赔款的交换。但德意志银行委员会仍决定实行高通胀。既然德国不得不日益依赖德意志银行的信贷以维持经济状况，德意志银行委员会决定在这种“事关存亡的政治危机”(existential political crisis)时提供无限量的货币。当然，魏玛政客对信贷的胃口也变得再无节制。
第二个教训，法币不能正常运转。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他的1953年传记里提到：“只有当国家或中央银行承诺，纸币任何时候都能兑换成黄金时，才能够使用纸币。保证在任何时候纸币都能兑换成黄金，这必须成为所有纸币发行者的竭诚努力。”沙赫特的言论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认识：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是政治上的货币，因此它是自由市场体系中的破坏因素。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很久以前就指出了这点。
“无中生有”被制造出来，并通过银行信贷注入到经济体系中的纸币，不仅造成长期的通货膨胀，还会产生不当投资，“繁荣与萧条”的经济周期，并导致陷入高额负债的境地。尤其是，一旦各国政府和银行在债务负担下捉襟见肘，经济便将面临收缩的危险，为了摆脱先前信贷生成的纸币所致的问题，在选择不那么恶劣的办法时，加印更多的钞票看起来是再容易不过的政策。
看看今天的世界——许多经济体已使用信贷生成的纸币长达数十年，从而债台高筑。目前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90多年前的魏玛共和国十分相似。现在与当时一样，迫切需要对货币秩序的改革;越快进行货币改革的挑战，调整的代价就会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