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九次会议，集中批评华国锋，讨论、批准向次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由胡耀邦、邓小平分别接替华国锋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人事变动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华国锋所犯错误的核心问题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使全党不放心”。具体表现有五条：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交谈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共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集中批评了华国锋。
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胡耀邦说：
我讲五点意见。
第一点，先讲一点感想。
我们的党近二十年来，政治生活是很不正常的。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搞的是封建式的家长专断;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以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的危机。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条件，可惜没有能够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转机，但是要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十分重要的。我同意许多同志所讲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安危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通过总结经验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按照我们的老章程，也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过去的教导，基本原则只能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教育大家。可能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牵涉的问题太重要了，恐怕应该是教育全党。这样，提法似乎应该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教育全党。我想，如果我们这一次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对我们的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行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将是又一次历史性的会议。
第二点，我对华国锋同志所犯错误的基本看法。
我想首先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七万人左右;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只剩下一万八千人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如果国锋同志珍惜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这个贡献，我相信，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是会拥护国锋同志继续当主席的。可是，很遗憾，国锋同志四年来的历史，愈来愈使同志们失望，也愈来愈使同志们不放心。这就需要国锋同志从客观实际上来考察这个问题。
为什么国锋同志会愈来愈使我们党里面的同志不放心呢?我觉得，第一，主要不是能力不行的问题。能力只有强弱大小之分，没有绝对的行或不行之分。所以，主要不是能力问题。第二，也不是工作上的某些失误问题。工作上的失误，我们每个人都有，都可能有。像我这个人，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是多得很的。第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我对国锋同志“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是不了解的，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想，“文化大革命”当中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确实不是少数。所以，即使国锋同志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觉得也不是主要的问题。那么，国锋同志所犯错误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恰当，或者说摆得不正确，讲得更坦率一点，很不正确。对这么一个问题，国锋同志长时间不觉悟，现在也还没有觉悟。我觉得，这就是国锋同志错误的核心问题，是使全党不放心的关键问题。
把个人同党的关系摆得不正确，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正确，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国锋同志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拿到政治局讨论，还准备拿到全会上讨论，国锋同志还不当主席了，那我们就变成小题大做，就做得过火。如果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且我们又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办法，那么，我们做得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们党的历史传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国锋同志的争论是个大是大非的争论。我们要批评国锋同志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同党、同人民群众的基本关系问题。
第三点，国锋同志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表现在哪里?有哪些事实?
这个问题，我的思想是很迟钝的。最近三个月来，动了一点脑子想了想。而且我还要声明一下，两年以前，当许多老同志问我的时候(因为我同国锋同志同过事，有一年半之久)，我总是讲国锋同志的优点。经过两年多来逐渐考虑的结果，特别是这几个月考虑的结果，我愈来愈感到，国锋同志把自己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我现在所想到的主要有五条：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只可能有两种，一种叫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一种叫延缓或者阻挡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一个人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时候，他就可以多多少少地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如果不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他就一定要多多少少地起阻止或推迟历史前进的作用。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过来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不能够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说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在这件事情上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党心、民心。所以，说是“英明领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
国锋同志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渲染自己呀，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呀。不能这么说。毛泽东同志从来也没有说，我毛泽东是“四个伟大”，他不但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且后来还制止了。所以，不能用自己渲染没渲染来辩护。问题是允许了人家的捧场，而且人家捧场，自己还觉着心安理得。所以，问题不在于自己渲染不渲染，问题在于没有坚决地制止，没有主动地提到党中央来讨论，相反地还觉得心安理得。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两个月之后，就被我们许多老同志一眼看穿了，但国锋同志长期不觉悟。
国锋同志把自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看得不正确，我想，这可能是国锋同志跌大跤子的起点。这个问题，对我们全党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们每个同志当对党、对人民作出比较大的贡献的时候，怎么对待自己?平平常常的时候，是容易正确对待自己的。当为党、为国家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时候，这就比较难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对全党、对所有的同志，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锋同志提出了把揭批查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又提出了“抓纲治国”，以后又讲“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这看来很有气魄，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这些话也无可非议。但是，究竟怎么揭批查?究竟什么是纲?究竟怎样做才能大见成效?国锋同志就同全党所想的、同人民所想的不同了，就开始分道扬镳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党和人民所想的有两条：第一，是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第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条是关键问题，也是大是大非问题。小平同志是老干部的代表，意思就是请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抓纲治国”吧。天安门事件是冤案的代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意思就是一切被颠倒了的是非都要迅速地纠正过来。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恰恰相反，国锋同志却同人民、同党想不到一块去了。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急急忙忙号召广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三个“正确对待”，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查“谣言”，等等。从粉碎“四人帮”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将近半年的时间，陈云同志讲是大有杀气，许多同志背后讲，这半年，叫做阴风习习，杀气腾腾。这是文学语言，可能有某些夸张，但是我觉得有道理。
这里我想插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这个经历我对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讲过。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昨天冯文彬同志讲，他一九七七年过年到我那里去，我就情绪很低。当时我哪里都不去。等到二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同志、汪东兴同志，还加上郭玉峰，找我谈话。三月十二日，叶帅找我谈话。三月十四日，我才敢去看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究竟人心在那里，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当时没有出来工作的人都清楚。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在干部问题上，我们的同志看错人，用错人，每个人都是有的。在我看来，国锋同志不是什么个别的失误。不是在个别干部、个别问题上的错误、失误，更不是国锋同志所说的，他对干部不熟悉。不熟悉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国锋同志在干部方针上，讲得轻一点，有个不公正的倾向，对大批被打倒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解放、使用不积极，不热心，不公正。有同志讲，用心不好。在干部方针上，我们党的老传统，也是毛泽东同志讲的，要公道，要正派。公道、正派，是我们党干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我觉得，国锋同志在干部方针上不公正，除了对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之外，我还讲两个带原则性的问题。
一个是国锋同志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其实，这种人也可怜得很。世道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一点也不了解，他也听不到，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嘛。搞一个小班底，这么一种工作方法，实际上是害了他自己。
还有一个，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状态，讲得客气点，我看有这么两点：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所以，一直到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锋同志的报告，没有提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十一大”是一九七七年八月开的，十月七日，党校三个人捅出一篇文章来，题目叫《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一下子轰动了，一个月就收到六千封信，到处打听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恰恰选了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这个日子，为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开了一个先声。
在干部问题上，我是得了好名声的。我要在政治局上会说一下，其实也是名不副实。我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九七八年一月份每天来访的几百人，收到的信是一万二千封，六麻袋。敢于平反，有我一份力，我尽了一份力量。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我在组织部任期内进展并不快。主要有三条原因：第一条，中央管的干部的材料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交，主要是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不交，三中全会以后才交出材料。“六十一人”的问题，我们二月份就开始复查了，根本就不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材料。第二条，非中央管的干部，权力也不在中央组织部，我讲话也不灵。开二百人以上的会要经过批准，因此我们不开大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间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开会就讲。第三条，汪东兴同志公开干扰。实际上批判了我们两次：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汪东兴同志主持，纪登奎、吴德同志参加了，由专案一办攻我们，说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平反，还说帅大姐是叛徒的案不能翻;一次是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就是因为我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同志就公开同我说，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我说，照样平。还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我说，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就把它平掉了嘛。我想，这两次会，国锋同志都是知道的。所以，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上，国锋同志不积极，不公正，我觉得是要承认的。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我同意刚才彭真同志讲的，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这个问题上，要检验每一个人。国锋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劳、缺点、错误不是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个时候不能讲，甚至于还要讲一点违心的话，我们都有过。更不是重申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旗帜、毛泽东思想有问题。现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主张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旗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这就同许多老同志不同。我简单地讲这么一个道理：许多老同志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国锋同志所宣扬的是另外的东西，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晚期的全套错误的东西，是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错误的思想、路线、政策、作风。
这集中在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上。不赞成真理标准的讨论，只是他坚持“两个凡是”的继续。“凡是”有三个版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吴德同志讲话的版本;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版本;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国锋同志自己讲话的版本。几个版本意思一样，只是字面上有差别。彭真同志讲得对，“按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只是咬文嚼字。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一九七一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一九七五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在历史上，对一个领袖，往往有些人采取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我觉得是很不好的。这个问题对全党也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我们党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犯过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我们吃了这个大苦头，我们记忆犹新，国锋同志也应记忆犹新。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国锋同志搞了个双重崇拜，一个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一个是树立新的个人崇拜。所以，有同志说国锋同志在搞个人崇拜上，比毛泽东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这是公道的。简单地讲，有八件事：(一)当然的继承人。(二)英明领袖。(三)挂像。(四)颂歌。(五)题词。不是一般的题词，是大量的。(六)照相。不是一般的照相，是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七)出书。出了很多书，湖南就出了一本《华主席重要讲话文章题词汇编》第一册，准备继续出下去。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出了书的还不少，包括小孩子的书。(八)搞欢呼场面。搞这个新的个人崇拜，一度确实成了铺天盖地的风气。这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有三条客观原因。讲清楚这个问题，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政策。第一，粉碎“四人帮”初期，确实有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对国锋同志说了一些好话。老一代革命家对新上台的同志说了几句过头的、褒扬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跟着说过这个话，我也讲了。第二，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专门当吹鼓手的人。我们党几十年来，历来有靠当吹鼓手吃饭的人，专门吹喇叭，抬轿子。这种人确有个党性问题。第三，是受空气压力的人，在上面空气压力下，不讲那么几句，觉得日子不好混。绝大多数我看是这种同志。客观上存在三种情况，因此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不要追究党内同志们的个人责任，但要总结经验。
但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我要讲个历史事实。要少宣传个人，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后来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写进三中全会公报上去，公报上才有了这段话。后来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为他准备一篇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我就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话好，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出，是否把你们五位常委的八次讲话印发到全党去?我两次同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检讨了，就算了吧。还有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党校有个学员给国锋同志写了一封信，说你到红星养猪实验场去，场里把你用过的东西摆起来，不好，应取下来。这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国锋同志拖了半个来月，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回了封信给本人，说你的信收到了，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做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物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你叫那个写信的同志怎么“照此办理”呢?你应该写一封信让中央转发一下嘛。接到这封信以后，我用了一番心思：在党校的毕业典礼会上大讲了一番。我说，华主席批复这封信很好，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地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今年我们书记处又采取了几个步骤，如把毛泽东同志的像减少下来，又发了个通知。本来国锋同志有许多机会可以向中央写个报告，让中央批下去。特别是后来发生了国锋同志访日回来路过南京搞盛大的欢呼场面这件事情。所以，中纪委的同志一致的意见，用了八个字，叫“明知故犯，阳奉阴违”。个人崇拜一直不制止，不降温，中央全会上提出来后，还不降温，还有迷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
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我建议，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
第四点，应该正确评价三中全会以前两年的工作。
三中全会前两年，国锋同志那一套究竟在党内发生多大的影响?对全党工作怎么看?我们还是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我主张作这么六条分析：
第一条，国锋同志在这个期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不端正的。可以说，要全盘继承毛泽东同志晚年那一套错误的东西。不但路线要继承，错误的政策要继承，作风也要继承。国锋同志所以全盘继承毛泽东同志晚年这套错误的东西，客观地来讲，有他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影响，也有他自己思想立场上的不纯的东西。我认为三个因素都有。就国锋同志来讲，这两年的错误，我的看法，可能是国锋同志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第二条，作为党的主席、军委的主席和总理，国锋同志的错误观点、思想、路线、政策、作风，必然要反映到代表党中央讲话的言论中去。因此，国锋同志代表中央的言论，我看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正确的东西，这个正确的东西，是因为中央讨论，全会讨论，许多人提意见，集体创作的;第二部分，是不正确的东西，国锋同志自己加进去的东西，他自己本人坚持的东西。
第三条，国锋同志个人坚持加进去的错误的部分，当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带来严重的影响。因为他是以主席身份讲的嘛，以总理身份讲的嘛。这种严重影响表现在哪里呢?造成什么恶果呢?就是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延缓了拨乱反正的步伐。不是说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个是推动，一个是延缓吗?因为国锋同志占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起了延缓的作用，造成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忧虑不安，使不少的同志陷入了盲目性，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所以对这个时期犯错误的同志来说，就领导责任讲，国锋同志也是应该负责任的，也是应该帮他们挑点担子的。
第四条，对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也不能估计过高、过大。因为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有抵制的。许多地方，许多同志，对那两年中央的文件是采取分析的态度的，正确的就接受了，错误的就没有接受。在抵制国锋同志错误影响上，总的来说，老同志、特别是中央的老一辈的革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主张。我归纳了十条：
(一)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帅和先念等同志几次坚持要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得到全党的共鸣，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作用。
(二)一九七七年二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三)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同志公开提议要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看，这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这个话不一定妥当，或者说打破了那个僵局。虽然陈云同志、王震同志那个提议没有成功，但是它发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揭开了拨乱反正的真正序幕。
(四)一九七七年四月份，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流传得更广了。它起了什么作用呢?“两个凡是”的用意是干什么的，当时有许多人不懂，它实际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用意。
(五)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徐向前同志和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宣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巨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开始了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请同志们回忆一下，一九七七年八月以后，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想理论文章很多。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一年半时间里，理论界、思想界非常活跃。在这一段，我们要讲句公道话，许多地方的报纸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上也是出了力、立了功的。一直发展到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这些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把当时少数人所设想的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框框一下就冲破了，想包办也包办不了了。所以，“第三战役”是有的，不能说没有。但有的就是百花齐放。那个时候拨乱反正的文章，社会科学院也有，党校也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地方报刊都有。罗瑞卿同志一九七八年为修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费了很大的力量。
(六)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党校的几个同志在一大批同志的支持、帮助下，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带头为干部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动员了舆论。
(七)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公开出来支持，可以这么说，这引起了我们三十年以来理论界、思想界的思想大解放，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
(八)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
(九)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访日、访美，再访日，开始打开了国际上反霸斗争的外交格局，同时决定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我们外交路线上的根本决策。
(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会，确定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增加中委，提出少宣传个人，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这都是许多老同志在会前和会议中间定下来的。
所以，应该这么说，广大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在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拨乱反正的实际指挥者。同时也应当这样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小平同志作了最大的贡献。
第五条，现在回过来，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不是这样说：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是在徘徊中间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这个话究竟怎么说好，应该斟酌。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
第六条，我附带讲一下，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当时比较正确的是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要写，在那个高指标的问题上，当时中央的同志是有责任的。我的意思很明白，最好不要把国锋同志在对党、对人民的关系这个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同经济上的错误混在一块。
还有，我不主张这两年用错误路线谁是代表，正确路线谁是代表这种说法。如果要写，要写许多老同志、老前辈，提出了什么主张，简单地安上正确路线的代表反而不好。某些简报上还提到我也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我现在声明，我不够格，我不要这个代表。
最后一点，我讲一点关于调整中央领导核心的意见。
讲这么几条：
第一条，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对党、对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第二条，党的主席，按照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来说，应该是小平同志担任。这叫做众望所归。这是不能含糊的。小平同志申述了由他当不好的理由，而且他同几位老同志都主张，也不由其他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来担任，不只是他不担任，凡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都不担任，这确实是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这确实是为党、为人民、为我们民族着想的一个大主张。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的。
第三条，全党都会拥护小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我看也只有小平同志担任才合适。军队是我们国家的柱石，这个柱石搞不好是不行的。所以，小平同志也表示只好由他担任一个时期。我说，这都是从大局想问题的正确决策，我表示非常赞成。
第四条，几位老同志提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是不够格。我也不同意这么一种意见，说七十岁以下的人我是比较适当的。我在常委会上说了，紫阳同志的优点比我多得多。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也是同意的，但是，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所以，我希望政治局会议上再考虑一下，能不能搞个更好的办法，用更好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
第五条，不管谁当，只要几位老同志健在，特别是小平同志，那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里面的核心人物。紫阳同志讲得非常好，他是借用外国人的话，今后不管谁当主席，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政治设计者”主要是小平同志。这个不是从资格上来看的，这是凭真本事的，包括经验、水平、党性、大局。这一点，我提议要向全党讲清楚，要在一个文件上正式讲清楚，使以后当主席的人心里踏实一点。小平同志掌舵，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如果不写，不讲这个，有这么一些人，他惶惶不安，也不知所措。我有这个建议。
我相信，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了经验、调整了领导核心后，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全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稳步地达到我们已经确定的伟大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
胡耀邦这个长篇讲话现在看来确实有一些过头话，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和一些老干部的做法大有不同，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其新作《亲历拨乱反正》一书中回忆：
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他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胡耀邦的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是最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这个讲话白纸黑字摆在这里，沈宝祥先生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个讲话可圈可点还可深入分析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批评华国锋在经济上的问题就值得商榷，胡耀邦说：
“我附带讲一下，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当时比较正确的是陈云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但是，在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
这一段话中问题就很多，既然承认高指标是个错误，而且是大家都举了手的，为什么还要华国锋负重大的责任。其实胡耀邦在经济问题上也是一直提倡高指标的。
胡耀邦批华的讲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华国锋是自己提出辞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说明华国锋自己说的：“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的说我傻瓜。有的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这个说法是靠得住的。
另外胡耀邦这个讲话也透露出邓不当党的主席，那么也不能由其他老同志来担任，理由是年龄“凡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同志都不担任”。在这个文本里更为有意思的是胡耀邦发明了一个提法，那就是邓是“党的领导核心里面的核心人物”，而赵则发明了邓是“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政治设计者’”的提法。胡耀邦还说：“小平同志掌舵，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如果不写，不讲这个，有这么一些人，他惶惶不安，也不知所措。”这是什么意思?“其他的老同志也是核心人物”，其他老同志又是谁?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今年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周年，要把胡耀邦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他既是一位历史伟人，也是一位有着常人缺点和错误的人，当然人无完人，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当年胡耀邦主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甚至批“两个凡是”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既然不能搞其他人的两个凡是，那么我们对耀邦也不能搞两个凡是，不能以耀邦是为是，非为非，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才是对胡耀邦最好的纪念。
盖棺不能定论，公道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