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在王洪文和邓小平组成的政治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整治军队，为未来的接班人打下基础。此时，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1973-1974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决定停止“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在1975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选自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合著《新发现的周恩来》。
1974年4月4日，周恩来与邓小平一同前往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吊唁法国总统蓬皮杜
刘晓波先生认为：“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就历史上的渊源来看，邓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邓小平在文革中始终是毛泽东手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一直想用来替代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人选!
1、毛、周、邓的三角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者在长达近50年的交往中，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期在苏区形成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的多。周恩来隐瞒博古成为“总负责”的真相，无疑是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不满的根源。自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颇受压制，“宁都会议”周更是难辞其咎。长征开始以后，周恩来更是不买毛泽东的账，以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恨恨不平的对王力说“老是四票对三票”(指周恩来、李德、朱德、博古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笔者注)毛泽东更是在卫士面前讲过“此人当初是要杀我的”。此人有传为博古，据笔者采访得知实指周恩来。其后周恩来又在抗战初期紧跟王明，虽然在延安整风，周恩来向毛泽东输诚，甚至说自己是犯了罪恶的，在组织路线上再也没有背叛过毛泽东，但是1956年关于“反冒进”的争论，使得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路线表示怀疑。除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周恩来的组织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泽东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倒刘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后，客观的形势让周恩来处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为此周恩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周恩来可以通过毛泽东要求其做40-50分钟的检讨的机会“趁机”做上7个小时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周恩来，一直到周恩来在恐惧中死去，周毛关系彻底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复出，苏区的经历也至关重要。在1972年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条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1937年红军整编，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出任129师(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军——笔者注)政委，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听从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计自己损失;其二是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抗美援朝时候一度作为志愿军统帅的人选。建国后高岗事件，邓小平因为向毛泽东揭发高岗而获得毛泽东的进一步信任。作为建国后的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资产则是来自于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明确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鲜明对比。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时候被毛泽东表扬。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须痛加打击，右派实际同地主富农等一样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手软，必须赶尽杀绝。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原则性一词同“反右”的成果分不开的。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从1956年2月到1963年7月，邓小平先后七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1963年7月21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坚决“反苏修”的。可以说，从反右到批教条主义，再到大跃进，直到“九评”，邓小平可谓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意气风发的走了一路。邓小平同时对毛泽东的宣传不亚于其它人。在建国以前，邓小平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也是很左的。整个60年代，邓小平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也一直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辩解。但是文革后，邓掌权后，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原因不外乎在于维护自己的形象。(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忠心还是对的。当然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终是酿成了严重后果。)此事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那个关于邓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别提到——当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邓小平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这和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长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马”的邓小平的复出仅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也有不满，主要是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但是二人并无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阶段。周恩来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邓小平则默默无闻，并不是所谓的在“组织和开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邓小平则在后来回忆道：“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尊敬的人。”邓小平的说法显然是应景之词，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属实。从1927年年底到1929年夏季，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邓小平先任利瓦伊汉(秘书长——笔者注)的手下的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二者的交往也实属有限，而且并无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被划到同一个路线上的经历。1933年5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时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也是打击毛主义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而周恩来对中央书记处是有怨气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说不上亲密。
2、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历史沿革与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周恩来赶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指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把周恩来赶下台，曾经就此事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周恩来的功劳很大，不能这样做。相互印证的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于1952年7月就曾向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并主持政务院工作，同时周恩来亦提出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李志绥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当初“反右”时，毛泽东意在“右派”把矛头指向政务院、周恩来，但是“右派”们却是要“轮流执政”。毛泽东此计流产。1958年，毛泽东借“反反冒进”终于得以严厉批判周。邓小平在南宁会议上，是批周恩来最厉害的一个。王海容说毛讲周恩来最怕邓小平，南宁会议批周，别人都批不倒，就是邓小平发言批周最厉害。笔者认为，在1958年，毛泽东的打算是启用邓小平来代替周恩来而非流传甚广的柯庆施。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曾经构想一个由林彪、邓小平和陶铸三人形成“三架马车”，来代替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格局。因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刘少奇倒台之后，“九大”开过，邓小平复出的时机已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提起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周恩来，完成文革发动后的未竟目标，但是自己“跳”出来的林彪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后不久従康生处拿到张春桥的叛徒材料，然后上报于毛泽东。林彪和张春桥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定还是肯定文革的问题。因此解决林彪问题远比邓小平的复出要紧迫的多。
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多次吹风刘、邓要分开，但是这只是少数范围内的谈话，并没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以及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等。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文件，诸如中央热烈祝贺各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贺词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点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个事情仍旧是不小的麻烦。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批示中还要点明“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自己一个台阶和向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邓小平以及“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但是在上层领导人中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1970年11月4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中还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因此，邓小平在开“九大”或者之前复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虽然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笔者认为进政治局是万万不太可能的，特别是联系到后来邓小平复出的过程。因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复出都是经历相对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同王洪文的升迁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时的既定目标，“九大”之后，如果此时邓小平复出且能和林彪搞好关系，则对于在“九大”之后“倒周”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
有数据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邓小平复出的机会也来临了。无论是出于那种情况，有资料证实此时，毛确实有想让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周恩来以惋惜的口吻说)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邓朴方回忆：总理一直没有忘记过父亲，但他很谨慎的，特别是在父亲的问题上他不能多说话，想多说也不能多说话。我看到一个材料，一次在庐山的时候，提到曾设想让邓小平上山开会的事情。当然我想，一定是总理和毛主席曾经谈过这个事情，才有这种可能。”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周恩来对待彭真的复出的态度，此时的周恩来是不会表态同意邓小平复出的或者也是极其不积极的。
无论如何，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对于林彪与邓小平的评价“变调”了许多。周恩来在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団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周恩来说：我们在庐山会议受到了教育，不然我们都是“天才论”证。在座的都知道了，三个副词，“天才”我们都赞成了，还有一个“创造性”，然后又加上一个“全面”，三个动词，“继承”、“扞卫”、“发展”。“扞卫”倒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三个动词，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词勾掉了。副词往往起副作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期间折射出来的对林彪的贬低与对邓小平的表扬，是不同寻常的政治气息的变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对于邓小平的说法还多有不同：周恩来说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复出第一个是得益于“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出的政治意义比其实际意义要重的多。这也是邓小平复出缓慢的另一个原因。从毛泽东的8月14日的批示到任命副总理竟然费时8个月。邓小平随后的升迁同周恩来地位的削弱在时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邓小平就是踩着周恩来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来的，是毛泽东严厉批判周的结果。毛泽东启用邓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功让毛觉得“反客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让毛泽东觉得要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彻底打掉。不仅是外交上的，周恩来因为作为解放老干部的具体执行人而大获人心的事实，也引起毛泽东的忿忿不平。
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之后，只是参与外交活动，虽然说可以参加有关外交事务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因为外交政策都是毛泽东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讨论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是在11月份的批周会议!因为一直没有可以让邓小平表现的机会，因此“十大”上邓小平仅是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可谓少而精，一语中的，使得周恩来百口莫辩，大获毛泽东的欢心。随之而来的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虽然邓小平此时的头衔不少，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实权，真正参与的还是外交事务，特别是作为中国联大代表团团长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在军委六人小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邓小平从1973年的复出到1974年10月以前同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关系良好，并没有什么冲突，这使得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表现更加满意。这也是邓小平能够一直稳步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
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有关《邓小平传记》等，周恩来和邓小平从1973年3月个人见面以后直到1974年10月份才有个人见面!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就因病而长期的住院，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直到10月6日邓小平才赴医院同周恩来见面，还是因为邓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缘故。据此，可以判断出6月1日以后邓小平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周恩来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就是回来替代自己，也要努力为之。这或许是周恩来的伟大和无奈之处。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最要紧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无论是何指示。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曾经指责过周恩来做事既虚伪又无原则。
无论是邓小平的外交工作，还是在国内同文革激进派的配合，都让毛泽东觉得满意。继“批林批孔”之后，国内形势的恶化，以及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让毛泽东觉得，要彻底的“交实权”于邓小平。这才是邓小平在1975年能够大刀阔斧的整个背景。而邓小平在1975年年初的任命，标志着周恩来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3、邓小平复出的过程
（1）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和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上，不仅是林彪、江青、谢富治等人攻击了邓小平，周恩来也攻击了邓，并在倒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正是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安排，利用当时的大局趋势，作出的自保行为。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毛泽东有意，邓小平也不得不暂时退出政治舞。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批评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实际上，在书记处，是彭真仗着刘少奇的后台，大权独揽，邓小平自觉退让，大大减少了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的机会。有党史专家说邓小平自认为同毛泽东的理念有差而自觉同毛泽东疏远，以避免直接冲突的机会。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因此这个批评毫无实质内容。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上，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邓小平立即作出反应，于4月3日致信毛泽东“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毛泽东通过汪东兴捎信给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的驻地还派有解放军保护。毛泽东还把戚本禹编辑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中的邓小平言论删掉。在邓小平提出要求面见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后，毛泽东同意了，并再次告诉邓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毛毛说“看到主席态度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希望的同时，也惩戒了邓小平在1960代初期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经济路线上的分歧。1966年7月18日和8月5日，邓小平接连被批斗。邓小平因抄家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在上海。即使毛泽东在9月份回到北京后，也没有见邓。在惩戒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毛泽东还是高抬贵手，亦证明了毛泽东的政治安排。
根据王力的回忆，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但是1967年的7月份，正值天下大乱，邓小平绝无在那个时期重新出山，毛泽东只能让邓小平继续冷藏。
笔者认为王力可能会夸大其辞，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笔者注：毛泽东关于‘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的说法现在已经证明是谎言。)
八届十二中全会来临之际，邓小平应毛泽东要求于1968年6月20日对于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疑点——红七军“逃兵”问题作出详细解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继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专门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加以澄清：“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插话：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在“九大”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叮嘱陈伯达“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因此报告上不要写成“刘邓路线”亦即“刘邓要分开”。陈伯达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的意图的。
由于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因此在1969年的战备疏散之前周恩来也是“爱莫能助”。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汪东兴直接通知邓小平要迁往江西。因为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这次战备疏散，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因此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周恩来之所以强调交通便利问题，是缘于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临行前的头一天，10月21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邓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前来接机：“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11月26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要求把滞留在机场的行李托运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运到。“同志”，就意味着邓小平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行李运到，说明“汪东兴之路”仍然畅通。
（2）迈出关键的一步
直到毛泽东在1972年8月14日圈阅邓小平的信之前，周恩来对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都是“漠不关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在11月6日在江西听取了《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传达。11月8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首先向毛泽东表态对文革的看法“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接着提出来了自己的要求“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邓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泽东提及自己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孩子们，借此探测毛泽东的态度。
果不其然，毛泽东并没有回复此信，而是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毛毛说：邓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学的的事情得到了解决，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同时，毛泽东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张茜等人谈话时，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笔者注：在所见所有的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周恩来如何告诉陈毅的家属以及陈毅的家属在这方面的回忆。张茜后来整理的同毛泽东谈话记录也无此事记载。)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