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五月份，爸爸做了一根短波室外天线，接到家里的飞鹰牌收录机天线插口上，爸爸说可以增强短波接收效果，每天下班后都在仔细拨弄着收录机的短波调谐旋钮，“美国之音”的广播听到了!爸爸小心的调整微调旋钮，使“美国之音”的广播声音更清晰。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的时候关掉收录机，打开电视，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我问爸爸:为什么两国的新闻都听啊?爸爸告诉我:这叫——兼听则明!
先听美国之音，后看新闻联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六月初。突然一天，我听到美国之音的新闻说:解放军在北京向学生群众开枪了······但是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却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谁在撒谎?谁在欺骗?谁在造谣?这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
时间到了1993年，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时，听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教授的哭诉。按照播音员介绍的地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这一地址。我写了一封信给丁子霖教授，目的就是为了铁证如山的证明:究竟是中共的新闻联播在撒谎，还是“美国之音”的广播在造谣?如果一味相信中共新闻联播的说法，我岂不成了中共的应声虫?假设仅仅相信“美国之音”的广播，那不也是“美国之音”的应声虫吗?偏听偏信是愚蠢的，必须采取亲自调查的方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查出真相!
丁子霖教授很快回信了，她除了介绍自己的儿子被中共军队枪杀，还要求我在黑龙江帮助她寻访六四受难者。丁子霖教授提供了寻访线索，第一个线索是:黑龙江省宝清县853农场被当地人誉为神童的何洁(北京中科院研究生)，死于1989年6月4日凌晨，死亡地点在北京木樨地。
我坐上开往853农场的长途汽车，在不知道何洁家具体地址的情况下(丁子霖教授根本不知道)，在车上询问853农场居民，一位老大爷对我说:“何洁在我们那儿很有名，我带你去他家。”下车后这位热心的老大爷带我找到了何洁家，何洁的父亲何兴财听完我的来意后，盛情接待了我，提供了所有的物证，人证!(详见丁子霖撰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200-203页)。
我当晚睡在何洁生前住的房间，墙上是他的吉他，桌子上仍然摆放着他生前的物品，房间里的家具依旧保持他生前的状态······躺在何洁的床上无法入眠，回想何洁于1989年4月27日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光明日报一片黑暗···”这是何洁看完中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后的绝笔!
何兴财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向我叙述何洁的死难经过时，眼泪没有停过，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老人内心剧烈的伤痛令我欲哭无泪!他肯定的告诉我:何洁死于枪杀!并且愿意在丁子霖教授收集的难属名单中签字。
第二天，我与何兴财老人去了何洁的墓地(滨桥)扫墓，奇怪的是墓碑没有了!何洁的墓碑是一块普通木板，在墓碑背面刻上何洁死难经过，这绝不是一般小偷的盗窃行为，如果是贪图一块好木料，何洁墓旁边的墓是上好的红松墓碑，为什么不偷好木料，而要偷一般的木料呢?这是丧尽天良的行径!
在墓地，老人坐在何洁的墓上让我拍照，相机举起的瞬间，一行清泪划过满是皱纹的脸庞，老人强装笑容，故做轻松的摆了个姿势，相机闪光过后结束了这次寻访。寻访资料全部寄给丁子霖教授。
回佳木斯的路上，我的心是痛的!寻访调查的结论是:中共在撒谎，在骗人，在造谣!这是法西斯屠杀!这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公然在北京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样的政权还是人民的政权吗?!是土匪，是恶魔!这样的政权如果不去反对它，你还配做中国人吗?!!!
接下来的寻访是我自发的行动，是我主动凭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去做的寻访工作!但是，在寻访中一些难属由于恐惧不敢说出遇难经过，甚至有的不愿见我，另一些难属则收了中共给的“封口费”不愿说，更不愿在丁子霖教授的难属名单上签字，个别人说出实情后(如黑龙江佳木斯制钉厂销售科:韩秋的姐姐)不明不白的死去!
丁子霖教授担心我的安全，多次要求我停止寻访，但是我没有听她的话，并且进一步参与民主人权团体的工作，结果是从1994-2012年多次被软禁，抄家，拘留，关押······。
六四26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悼民主自由英雄，念学运骄子忧国!天——依然那么黑!心——依然那么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