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2014年6月中旬，北京郊外的南各庄田野，麦地刚刚收割，麦梗现出无保留的金黄。师秋朗的农家小院里，一连多日晾晒着麦粒，给她90岁的暮年，添了一层富足的成色。
这似乎是少女年代梦想的颜色。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庄稼岁岁荣枯，记录着平淡的日子和父亲离家的年头。
一天晚上，师秋朗听到动静，母亲轻手轻脚地起床，点上油灯去了厨房。师秋朗奇怪地侧耳倾听，只是一片沉寂，母亲又静悄悄的回来。
以后知道，母亲走到水缸边，拿起擀面杖想要搅动水面，却又犹豫而止。半夜搅水缸是乡邻传授的窍门，对于远行不归的人，可使其心神不宁，牵挂家小。母亲搅水前，心想丈夫可能真的有事回不来，如此搅动，岂不徒增行人烦恼。
师秋朗只知父亲被抓捕，在自己出生后不久离家远走，不知生死行踪。父亲一直未归，却从国外寄来了一封信，让母女俩去延安。这封信像一抹远方的光线，改变了师秋朗往后的全部人生轨迹，脱离了生身的乡村，在革命的行列中浮沉辗转，经历斗争、理想和亲情的荣枯聚散，直到暮年之际，回到童年熟悉的田园。
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师秋朗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她如此描述当年印象。
师秋朗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他当时刚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在途中的火车站发了那封家信。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师秋朗寻父不得的遗憾，也成了她一生不曾褪色的青春记忆。
“羡慕死了那些女红军，那么开放无拘束，不像我在家里，不敢说不敢笑。”师秋朗晚上和革命女青年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互相推选唱歌，死也张不开嘴的师秋朗，被大家批判为“封建残余”。
首长和大家也很平等，从贺龙到毛泽东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她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呆在农村家庭中的师秋朗无法想象的。因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韩城家乡后，她感觉“看到天又关进黑屋，鸟飞了又进了笼子”。
师哲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师哲本人是在西安求学时加入共青团的，他的同窗好友中有后来的抗日名将、孟良崮亡魂张灵甫。其四弟师叔德也追随他参加革命。师哲的丈人有举人功名，却是韩城小学教育的先行者，贾静春从小受教育，是全县第一个拆去裹脚布的女性。但师哲的父亲脾气横暴，家族又重视男丁，师秋朗和母亲没有地位，压抑的气氛和抗战初期的延安不啻天渊。师秋朗感到一天也呆不下去，便给母亲留下条子，“我要走了”。
延安的革命气息，显然也使身为小学教师、曾经带头在全县废除妇女缠足的母亲印象深刻。加上看到条子怕师秋朗一个人走掉，终于决定在公婆去世后和女儿再赴延安，过另一种生活。
1938年底，二人再次辗转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母亲也因年纪大被选为班长。初尝革命生活滋味的师秋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班级周会上批评母亲的家长作风，让母亲和同学们感到吃惊。
母亲身上的“封建残余”还包括，她坚决不同意女儿改掉“师秋兰”这个显得旧式的名字，为的是将来父亲师哲可以找到女儿。
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初的新鲜过后，此时的她尝到了革命阵营里的别样滋味。
先是在马家堡上学期间经常“打游击”，半夜紧急集合离开驻地，在不知名的大沟里过夜，洗脸漱口都在河沟里完事。有时在破庙里借住，负责办壁报的师秋朗，把文章别在一块布上背着。黑板则由男同学负担，到地方往树上一挂，布匹展开，就算上课办报。
学生半年就算毕业，分配到农村办学校。都是如师秋朗这般十三至十六岁的少年，被派到某个山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同意后才会腾出一孔柴火窑，宿舍教室都是它，动员农家小孩来上学。老百姓觉得上学没用，影响劳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要动员一身疲惫的成人上夜校，自然也勉强。最尴尬的是有人遭遇农家妇女的调笑，说“小老师，你还教我，我的奶都把你养大了”。师秋朗的同学们经常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蒙被哭鼻子”。
师秋朗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因为怕出事，没有分配下去遭罪。但在并入边区师范后，尝到了另一番苦头。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领导将军事化充分体现在两干一稀的吃饭上。中午学生们在大太阳底下吃烫稀饭，哨响开吃，十分钟后准时吹哨结束，剩饭不许再动，统统倒进大桶。学生嘴皮烫破肚子却没饱，很多人生了胃病，师秋朗即是病号之一，骨瘦如柴。母亲将她送入边区医院治疗，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护士每天量一遍体温脉搏，病号饭是面片汤。住院一月，师秋朗病情加重，母亲要求将她调去自己任教的安塞完小教一年级，就近照顾，调养身体。
还有一件事让师秋朗印象很深：一个同窑洞的女生掉了一块花布条在地上，师秋朗捡起往窗台上放，这个女同学立刻跑去报告指导员，说师秋朗拿她东西。师秋朗挨了批，心想人怎会这样。以后的余生中，师秋朗从来不去碰别人的东西，在北京住大杂院，看到别家的衣物晾在院里，要落雨了也不去帮忙收。
在延安，师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党，“我认为到了边区干革命就是共产党，怎么还有我看不见的组织。”师秋朗不知道，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入党，经常开秘密会议。对师秋朗来说，这个组织怎么加入，后悔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只是不说出来。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院，党组织公开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入党，而且往往都是表现突出的分子，师秋朗才开始考虑争取入党。但还有一项顾虑，像沉重的石头挡在她面前。
“假如被敌人抓住，我能否经得住不叛变?如果顶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岁的师秋朗，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烈士传记，觉得别人为了信念可以意志坚定，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了信心才开始申请，终于在1943年入党，此时距来到边区已经四年。
师秋朗入党的心理关口，父亲师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曾面对。入团前夕，19岁的师哲被组织派人领到西北城角的刑场，地上尚有一摊摊处决人犯的血迹，来人问师哲怕不怕?师哲回答不怕，才获得入团资格。
在安塞完小的窑洞里，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
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毛泽东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师哲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
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师哲，觉得贾静春守旧土气，正像当时延安流行的一个指称旧式妇女的名词“土包子”。师哲的情意转到了从沿海大城市来延安的“洋包子”身上。溢水井村中多年的持家等待，水缸旁不忍搅动游子心事的贤良，母女俩不远千里两赴延安的寻访，不足以挽回这颗在特工生涯中磨砺过的心。
师秋朗说，母亲经常一个人跑到山沟里痛哭。她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诉，“弃旧迎新”是当时延安领导层的普遍风气。
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此后一直单身，直至建国后担任侨联工作，才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彼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后数年继父离世，母亲独自生活。
在延安的师秋朗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师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师秋朗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当年带头剪裹脚追求妇女解放、又在延安入党的母亲，被革命的父亲离弃，在延安晴朗的天空下发生的这段情节，是未成年的师秋朗没有想到的。
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师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为中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著名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主人李士群。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
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曾吓得在师哲面前下跪，以后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
值得一提的是，师哲原拟回国赴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任政治干部，受阻后中央改派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此人将苏联的肃反变本加厉带到根据地，整个部队只剩下3个半党员。贺龙哀叹“人都杀光了”，师哲评价“此人极左”。
由于忠诚能干，师哲晋级为上校，获得了一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
“大清洗”中，师哲过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内务部上级们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
这个“最低要求”并不现实。提拔师哲的老上级、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和处长人间蒸发。一位年轻同事仅仅由于同师哲打了一场网球，被人告发和日本领事馆人员交往，在办公室饮弹自尽。
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师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同事的王仁达，在大清洗中被入狱流放。上世纪50年代师哲陪领导人去苏联，辗转寻获其下落，王于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与师哲缘悭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为外国人的师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苏人员中，师哲留苏时间之长、在安全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极为罕见。
师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抢救运动，得以“发挥专长”。
1943年多风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上学的师秋朗，眼看着身边的老师同学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
补习班里大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长徐特立主持下学文件，联系实际互相检讨，师秋朗尚未觉得异常;然而后来西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徐特立，车轮战和逼供替代了“和风细雨”，气氛肃杀。
自然科学院所有的老师都被打成特务，无一幸免，接连投入保安处监狱。精神重压之下，一个男老师上吊，一个女老师服毒，吞下收集起来的火柴头。连一个炊事员也投了井，学生无人上课，吃不上饭。
前一年是延安史上的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用黑豆和燕麦替代食品。这些原是马料，人吃了容易排气，封闭的窑洞课堂，不时这边那边卟咚一声，引发同学嬉笑。另外学生随地吐痰也是个问题。有个老师要求学生们“吞痰忍屁”，自然很难做到，到了抢救运动，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顿臭批，成为特务罪状之一。
自然科学院属于西北局管辖，在任弼时、高岗主持下成为抢救运动重灾区。师秋朗的同学们被逐个被打成特务，起初批斗和看管特务的人也成了特务。
在“坦白了吃面条，不坦白饿肚子”的政策下，很多十几岁的学生为了吃一顿面条当了特务。“特务学生”又往往交代老师人诱其加入组织，使被逼供的老师罪证坐实。如此牵连，几乎无人幸免。
自然科学院的抢救发展到后来，徐特立看不下去，不顾“靠边站”的处境与工作组争论，并向毛泽东犯颜进谏。据师哲回忆，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也向毛泽东提意见，说都是一块滚过来的革命干部子弟，怎么会成了特务。
奇怪的是，补习班和学院草木皆兵之中，师秋朗既未被“抢救”，又非积极分子，只觉得迷茫，“眼中觉得的好人，组织上说是特务，不能相信，又不能不信”。
其间师哲赴关中出差，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派人将师秋朗接去，问师秋朗是否批斗对象或积极分子?师秋朗答曰都不是。李富春再问那你算什么?师秋朗说不算什么，不知道为何自己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李富春当时身处抢救运动中枢，表现抢眼。但对师哲之女，他自然另眼相待。此时的师哲凭借苏联内务部门的深厚资历，成为社会调查部长康生麾下骨干，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在西北局干部系统“抢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师哲与贾静春离婚后，第三任妻子周惠年是此时康生的秘书，不乏政治联姻意味，二人关系紧密亦可见一斑。
在一盘棋的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干部人脉因素仍在发挥作用。除了女儿，师哲的受惠者还有四弟师叔德。
师叔德早年被捕后曾在南京反省院被关押，抗战后出狱，成为其履历上的疑点，最初被列入了抓捕名单。师哲自述，康生当着他和保安处长周兴的面，在一份名单上拟抓捕人名下打“0”，送行政学院集中审查者打“.”，师哲在打“0”名单上意外看到“师叔德”的名字，脱口而出“是我四弟”。康生立即拿过名单划去，师哲又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随即又把“0”换成“.”。
师秋朗得蒙庇护，母亲贾静春却未能幸免。已和师哲离婚的贾静春在延安县工作，该地由康生妻子曹轶欧蹲点，运动火力猛烈。1938年再赴延安途中，贾静春为打听师哲消息曾探访过从苏联东方大学归国的王友志，王当时参加了国民党，贾静春因此被车轮战围攻要求交代。
师秋朗回忆，运动后期正逢河南大灾，许多灾民逃荒到延安，当时正逢各单位组织看戏安抚人心，刚获甄别的贾静春扮演一个受灾妇女，借机在台上痛哭一场，发泄冤屈，观者无不动容。
人犯押入边区保安处监狱由师哲直接经手。据师哲回忆，社会部在制订《审讯条例》时，对于是否用刑发生争论，师哲主张不能刑讯获取假口供，康生大为恼火，称要“逼供而不信”。打骂冻饿、车轮战、假枪毙在延安大行其道，边区保安处监狱所在的凤凰山半坡日夜鬼哭狼嚎，闻者色变。
师秋朗对父亲的身份感到厌恶。她直率地称父亲和他的人是“特务”。有次师秋朗去进出边区贩货的大车站买肥皂，这里往往是保安处的监视重点。师秋朗的行踪随即被报告给师哲，引起师秋朗极大的反感，心想“你搞情报搞到我头上”。
师秋朗说，父亲在审讯中没有亲手打过人。师哲自称，他本人多少和保安处其他人有所区别，譬如周兴是“提着棍子审讯的”。此人在江西苏区肃AB团时就是积极分子，曾因屈杀人命被留党察看。处长如此，示范效应可知。
运动臻于高潮，师哲亲手拿着一叠特务口供面见毛泽东，试图将其中一批人枪毙，却被毛泽东制止，以自己当年打AB团的经验为证，说根本不信那些口供，师哲此时才似有所悟。抢救运动大开杀戒的危机，就此为发动运动的毛泽东本人制止。
但杀机并未全然消除。师哲的一个回忆片段，透露了惊悚内情。大约1941年初，师哲参观白求恩和平医院，看到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的男尸，护士介绍说一共三具，生前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以医病名义送来医院后处理的。这段记忆理应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被学者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引用。
师秋朗相信父亲的这一说法。她有同学曾去医科大学实习，在解剖课上看到过那些被浸泡的尸体。
师哲在抢救运动中也有得意之笔，就是为习仲勋的“特嫌”洗冤。当时从关中地委调任绥德的习仲勋，被破译的敌特电报提及名字，说他已被发展为提供情报的特务，任弼时、高岗和康生为此一起布置师哲前往关中地区调查。师哲通过抓“舌头”，确认所谓习仲勋被发展为特务出于敌特虚报成果邀功领酬，由此使习仲勋避免了危机。
或许由于在抢救审干中表现能干，师哲上调社会部。与康生的上下级配合，证明了“克格勃”出身的师哲可以适应延安情形“吃小米”，却也为他后半生的蹉跎埋下了伏笔。
秘书恩怨与玄机
“吃小米”的讽喻，拉开了师哲和毛泽东关系的序幕。抢救运动后期，师哲已兼任毛泽东俄文翻译。
1945年起，师哲离开社会部，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又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政治秘书，接触高层核心。师哲的这一转型，除语言优势外，政治因素仍是他身后的苏联背景——归国之初的师哲，另一重身份是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汇报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情况。有此背景，毛泽东对师哲相当客气，第一次让其担任翻译时用了“请你帮我”字样，令师哲意外。
由于七大一再推迟，共产国际开始几次捎信要求师哲返回莫斯科。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师哲的观察员使命自行消失，但在与莫斯科的电讯和书面联络中，师哲仍是不可缺的一环，其中包括与苏联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联络，此人即著名的《延安日记》作者。
解放之初，师哲的特殊背景继续使他厕身中苏高层政治会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人出访苏联，也直接参与接待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商谈由师哲翻译;赫鲁晓夫发动“政变”枪毙贝利亚，最早向高岗通报时即由师哲翻译。由于屡屡参与高层枢密，师哲在外人眼里“红得发紫”，却积聚了卷入政治漩涡的风险。
秘书生涯中，师哲也曾偶尔客串情报行当，譬如曾在建国初诱捕前来中国投奔革命的“美国同志”李敦白入狱。在诱捕过程中，师哲显示出不动声色的老练，获得李敦白的信任，数十年后李写下回忆录，仍对师哲颇有积怨。对此，师哲在回忆里中却未提起。
在诸次中苏会谈中，师哲感到了自身身份的双重性。他自述对于苏联人的思维和心理都了解，“能理解斯大林的意向和顾虑”;又在毛泽东身边整10年，毛的心思也能猜透。“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这是两条平行的轨道，永远不会交会。”师哲自然无法将这两条轨道对接，徒然在翻译中打圆场，却足以引起毛泽东疑忌。
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大陆，除了给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礼品，同时还给了师哲一份，包括猎枪和自行车等。这等殊遇，在毛心中引发了猜测。
师哲回忆录记载，1953年夏，毛泽东突然在政治局会议上质问，是谁把师哲安插在他身边。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随即被取消，师哲的位置由江青代替。这也是江青摆脱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介入政治的开始。
1957年，师哲终究离开了秘书圈，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正值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前夕，毛泽东对他尚需斟酌。师哲回忆，毛泽东每次到山东视察，接见众人后总要将他单独留下，两人对面坐上半晌，却没有什么话说。有时问上一句半句，却又完全不着边际，无从回答。
对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师哲固然忐忑，却也不免有旧恩犹在的宠遇之感。师秋朗回忆，毛去山东视察，师哲喜欢主动凑到身边，合影时离毛泽东最近。师秋朗觉得，毛泽东对师哲的心理拿捏很准确，“宠遇”的实际后果是引起了山东其他人的嫉妒，师哲成为众矢之的。
待到师哲在山东旧病复发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立即被开除党籍下放，毛在此事之中并未加以援手。到了1962年8月，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处置师哲已无顾忌。此时正好爆发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出身干部遭到整肃，师哲也顺理成章地被抓起来，送至北京东总布胡同关押。
师哲一直觉得，他和毛泽东关系的疏远，康生等人起了挑拨的作用。师秋朗却认为，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父亲。
“父亲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毛对苏联有戒心，把他和苏联等同。中苏关系好，父亲就吃香，关系破裂，父亲首当其冲。”2012年秋天，微风吹面，斜阳铺地的南各庄农家院里，师秋朗平淡地一语道出父亲的命运玄机。
在延安，少女师秋朗和毛泽东有过一次对话。毛散步路过师家窑洞，看到门前修理了一半的椅子，问这是谁修的，师秋朗回答是父亲，毛泽东“哦”一声，随即走去，嘴里念着“大生产”，留给师秋朗的是“可敬而不可亲”的印象。到了晚年，师秋朗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把中国的人心摸得透透的。”
南各庄附近的一处路口，毛泽东安坐藤椅的形象被镌刻在一面陶瓷影壁上，身后收割的田地野火焚烧，无数麦秸化为黑色灰烬。
康生在建国后师哲的遭际中，扮演了一个似隐似现的角色。
师哲认为，康生和自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结下嫌隙，又忌讳师哲知道他在苏联的底细，一心要整倒他。师哲称，自己被开除党籍下放，康生插手规定了三条：远离铁路线，隔断师哲同中央的联系，防止师哲逃亡苏联。
在师哲的命运臧否上，康生未必能左右局势;实际上1949年后，两人还一度来往颇为密切，无话不谈。但康生对下属颇多疑忌，延安社会部诸人后来命运不济，亦是事实。
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复生，在抢救运动后期被投入监狱，关押数年。原因是陈复生在审讯一起所谓托派案件时，意外得知康生曾经与托派接近，触犯忌讳。后来，陈复生在“三反”中再度被关押，随后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哈农场，又被人构陷入狱，可谓“九死复生”。
布鲁，真名陈泊，早年在“锄奸”行动中被炸掉一只手，后由康生推荐给毛泽东，任边区保安处侦察科长，曾破获“田守尧欲刺杀毛泽东”案件，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但布鲁很快失去康生信任，被撤职下放到绥德，幸赖习仲勋保护过关。布鲁为习仲勋夫妇拍下了结婚纪念照，被齐心保存至今。建国后布鲁任广州市市公安局长，卷入“特情”案件，押入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关押10年，文革中卒于劳改农场。
原边区保安处副处长刘海宾，是身患残疾的长征干部，“文革”中康生对西安串联来京的红卫兵指示刘“是叛徒、特务，要查清”，刘受到连月批斗，找不出证据;红卫兵二次来京，康生又矢口否认自己的前言。可见康生对于社会部的旧部，总免不了顺手捎上一把。这和他对待秘书和司机等的态度并不相同，知情人回忆，康生对待此类下属较为宽厚。
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建国之初就在“潘扬反革命案件”中落马，关押在秦城监狱20多年。李克农早逝，叶子龙因“在毛主席专列安装窃听器”事件被抓。只有“提着棍子打人”的周兴，和康生一样在“文革”中上位，并在云南边陲酿成用大炮轰击回民村庄和清真寺的“沙甸事件”。
被捕后的师哲，“文革”前夕被送入秦城监狱，成为1966年这里收押的第一个犯人。他和自己的社会部上司潘汉年、同事布鲁以及曾诱捕过的李敦白成为狱友，但互不知情。在秦城管理干部何殿奎的回忆里，师哲身体不好，态度温和，他常劝师哲加强锻炼。师哲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他曾问管教干部为何要把无辜的干部关在这里。这位管教干部(实为何殿奎)则回答，大约出自国家需要。
师哲入狱的罪名，最初是伙同高岗反对刘少奇。“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由于师哲也曾陪同刘少奇访苏，他的罪名又变成了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要求交代苏联克格勃发展刘少奇为特务。由于日夜罚站逼供，师哲的双腿血管坏死，以后又经历了胸部肿瘤切除手术。这段情节，他出狱后告诉了女儿师秋朗，认为是“康生故意要害死我”。
拒绝之下，他自己的罪名坐实为“苏修特务”，从头清算在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原罪”。归国后的宠辱沉浮回归原点。
此时，他的四弟师叔德也被批斗下放，再度身负“叛徒”标签。妻子周惠年面临同样境遇，女儿师秋朗也厕身“五一六分子”。身处秦城囚室的师哲，再也不能保护任何人，连同自己。
南各庄的斜阳
1976年的一天，从天津清河干校回北京的师秋朗，在招待所里见到了失联多年的父亲。
从自然科学院毕业后，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听从组织安排，在热河、东北、上海等地和妇联、土改队、铁路局、航空站、航空学校数个单位之间来回辗转。到了东北航校之后，师秋朗干上了有点继承父业意味的保卫工作，建国后又调往统计局。辗转太频，师秋朗记不清自己每次都做了些什么，只在近来所著的《九十抒怀》中总结说，“一辈子服从分配，一辈子倒霉。”
1953年，师秋朗做了一次“走后门”不服从分配的尝试，通过在山东任书记处书记的父亲的关系，调到青岛海洋研究所，原因是和丈夫离婚，不想继续呆在上海。丈夫是航校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朝鲜战争中第一个空军英雄。这位“最可爱的人”，回国后陷入鲜花掌声的重围，看场电影衣角都能被女孩子掐出印子，很快犯了和师哲类似的错误。
离婚后的师秋朗不曾再婚。“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没看到一对夫妻是关系好的。”她回忆说。
师秋朗到山东，正好赶上师哲被整肃，受到排斥。几年后她设法与人交换户口指标调回北京，和母亲、孩子一起生活，单位也变成了工商管理专科学校，从此才稳定下来。
“文革”之前，师秋朗参加了四清，运动一开头，她所在的大队会计就跳井自杀了，群众却普遍反映他并无经济问题，让她想起了延安抢救时跳井的炊事员。回到北京，师秋朗每月给死者的家属寄几十元生活费，直到那家孩子参加工作。
“文革”开始，师秋朗成了造反派，贴出了第一张批判校长的大字报。“我本来对他看不惯，怀疑他是‘反革命’。”校长有个老婆一直不工作，师秋朗也觉得奇怪，校长又怕老婆，这都成了师秋朗眼里的“特务关系”疑点。
当年奔赴延安之初在班会上批判母亲的激情，又回到她身上，发泄了平时“受压制”的积郁。大字报遭到了工作组反击，大字报铺天盖地，师哲女儿的身份成了师秋朗最大的软肋。不久造反派得势，师秋朗卷入了派性争斗。高潮落幕，师秋朗成了挨批斗的“五一六分子”，下放天津清河农场，数年后才回京。
女儿的角色浮沉，身处秦城单人囚室的师哲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继任妻子周惠年已与自己离婚。而师秋朗也完全不知道父亲1963年后去了哪里，“也不关心”。
虽然如此，在招待所见到父亲的一刻，师秋朗却莫名其妙地流泪不止，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一次流干。
师秋朗见到的，不像是一个现实中的活人。“白，皮肤白得透明，眉毛、头发都是白的。也很胖，像是发酵粉催起来的那种胖。”师哲回忆说，秦城阳光的稀缺，使他成了“白毛男”，出狱前的催肥却又使他完全失去了模拟“白毛女”的可能。
更像白毛女的是语言。“他好像隔世人，说的是二十年以前的语言，‘文革’中的新名词一个也不懂。一开口，他就是五十年代人。”师秋朗说。几任妻子的先后离婚，使师哲失去了回到任何一个家庭的可能，成了由社科院安排的离休干部，真正的“组织人”。师秋朗成了最常去看他的亲人。
师哲和结发妻子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后期。师哲从下放的农场归来，贾静春卧床瘫痪。在医院病床前，师哲问近于昏迷的妻子想要点什么，妻子说“碧螺春”。师哲事后念叨说“她还知道碧螺春”，却不曾去购买。
师秋朗对父亲这一行止极为气愤，“到死他都没有一点愧疚，还嘲笑母亲。一点人情味儿都不剩。”
日常交谈中，父女常常发生争论。师哲依旧崇拜毛泽东，认为领袖可以为了大局使用政治手腕，整肃异己。“他觉得整人是应该的，虽然他自己被整了。”父女谁也说服不了谁。
虽然如此，师秋朗还是觉得父亲的经历有价值，有意帮他整理回忆录。这成了父女晚年最有意义的共同事业。
1998年师哲去世，在中央组织部审定的“师哲同志生平”里，他被称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在“师哲子女致亲友的信”末尾签名的师哲子女，以师秋朗开头，另有俄罗斯籍的两个儿女，以及与周惠年的四个子女。
除了帮助父亲完成回忆录，师秋朗晚年的精力投入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延安杨家岭山道上，七旬老人徐特立佝背负手急趋课堂的身影，以及坚决不肯离弃童养媳老婆的操守，成了师秋朗记忆中最珍贵的一抹亮色。另一件“苦活”则是费力搜集自然科学院同学录和发起校友会。
师秋朗感到厌倦了城市的生活，被往事纠结的失眠困扰。她常常想到农田。回归农村的愿望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离休后，她先在通州一处农庄租房居住，后在大兴南各庄附近租下了一块地，自己起平房，正好趁爆发非典那年住到了乡下。
这里离唯一可到的公交站台有几里地，通向院落的小路白杨荫蔽，院子周围都是麦地，金黄中含有泥土的湿润。院里还有属于师秋朗自己的玉米和菜地，壁上挂着一排十来种农具。一个附近的农民帮着收种，附带照料她。师秋朗自己干些掐芽、绑枝的轻活，恍惚童年摘棉花、看场的记忆倒带。
在小院里，师秋朗获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丰收。2012年秋天，记者第一次来到这座小院，遍地金色的玉米成垛，似乎容纳不下。
土地的租期是30年，“足够我活了”。在玉米林的沙沙声里，师秋朗找到了与童年一样的睡眠，远离了一生中的革命、运动和恩怨得失。遗憾的是不能带上母亲，她已早于师哲多年过世。
但这座有小产权之嫌的院落，或许仍难作为最后的归宿。近年北京计划扩建南苑机场，南各庄已列入征地范围。看着园中半人高却经受雹灾、枝叶褴褛的玉米，师秋朗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这里看到下一季丰收。
